介立 撰

李笠翁说：“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也，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主脑”即我们作文时屡屡提到的主题，“立言本意”我们称作立意——在这里，笠翁先生将主题与立意相提并论——材料取舍、语句的敷陈及修改润饰都要围绕“立言本意”与主题来进行。此事人人皆知，固不必赘言，但难就难在时时刻刻都不离主题，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书生买驴”，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东扯西拉，全不得要领。

古人眼里的佳作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以为启篇要以奇语摄目，突兀矫健，使人一见而惊，不忍放手；中要浩荡广阔，内容充实，富有深意；结语要响亮，意犹未尽，使执卷者留恋不舍——这便是他们说的“凤头猪肚豹尾”，这应该是文章的最佳状态。

文章犹案头山水，山水以明秀者为佳，然而妙在天成的山水，终因人工过度砍削、雕饰，流为庸俗浮靡的假山假水。文章也常遭此毒手，作文应该注重笔力（骨力），所谓辞精则笔力成，然笔力尽丧于浮滥垒砌，正如绝妙的自然山水毁在琐屑的雕琢。

刘知几说：“叙事之工，以简为主。”王士稹说：“语益简味愈长，可为文章之法。”淡语有味，浅语有致，文无韵致趣味，便同嚼蜡——淡语或浅语都是指为文时应遵守的洁净文风。洁净即是简省，就是篇章要简练，仔细揣摩，不说废话，辞藻运用要适可而止。如当详却略，不能细致入微，未免流入粗疏肤浅、枯燥乏味；当略不略，旁逸斜出，拖泥带水，病在拖沓臃肿。“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辞藻是文学的色泽，并非不需要，只是当用在恰当处，以合度、得力、醒豁之效用为原则。用典以不露痕迹为高妙，所谓无斧凿痕者，“有些境界可用白描手法，有些非辞藻不为功”——就如袁子才所说用书画古玩装饰房屋，各有适宜之处，也有窗明几净而不需一物的。倘一味追求华艳的风格而刻意“堆垛”，就是俗滥，碌碌丽辞，只能昏睡耳目。周作人说：“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曰简单。”可谓至言。

文章刚写成瑕瑜并存，瓦缶与金石齐鸣，绝非“凤头猪肚豹尾”的圆满状态，恰如刚迁至新居，家具什物凌乱不堪，几如刚经过兵匪的打砸洗劫，若懒于收拾整理，就不会井井有条、赏心悦目。《随园诗话》引自唐子西语：“诗初成时，未见可訾处，姑置之。明日取读，则瑕疵百岀，乃反复改正之。隔数日取阅，疵累又出，又改正之。如此数四，方敢示人。”李笠翁亦曾言文章“熔裁”之道，是要“隔日一删，逾月一改，始能淘沙得金”。一语之立，斟酌再三，戛戛乎陈言务去，这是古人讲究的“炼字炼句”功夫。

我们都知道文章修改的重要，但为求圆满篇章，耗尽心力反复修改，甚至不惜将辛苦写好的文章付之一炬，重来的总是难得一见，因此世上流传的隐秀之文、宏丽之篇令人倍加珍惜。左思写《三都赋》用了十年，赋成，人竞相传抄，洛阳因之纸贵。《红楼梦》是一部瑰丽的大作，曹雪芹在第一回里自言辛苦著书的辛劳日久：“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其实何止十载，分明一生心血凝成。老舍之行文臻于：“环转如珠，流畅似水。”的妙境，他对人说：“每一个字都要想好久。”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卢梭命途多舛(曾因文章直言不讳政治弊端而受到非难)，他感慨著述的艰难：“我先闭目默想，头脑中反复考虑文章的段落，艰难得不可想象……没有一部稿子不是经过四五次誊写才送去编排的……一个人不管多么有天分，写作艺术绝非朝夕之功。”要说世间也有天机一到，一挥而就，断不可改的文章，譬如王粲的诗文“精益覃思，亦不能加”，恐怕只是文章中极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总之，好文章必出自才饱学富的理想主义者之手，且非苦心孤诣，“明珠美玉”不会现灵光于宝匣。灵秀之文机杼虽异，但必出自自家胸臆——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写下即是情真动人的文辞，未有情深而文不佳者。尤其重要的是真正的文学艺术应该忠实反应宇宙、生命的真实状况，是作者对自然与人生之美丑、善恶之忠实感悟、真实反应。因而真正的文学艺术绝不该丢弃独立人格和贞良思想，这是执笔立言者最应埋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