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表示足部的动作“重”和建筑术语“重”是相关字，两者发音必须一致，不能孤立解释。
甲骨文建筑术语“重”，也就是“四阿重屋”的“重”。“阿”和“重”都在甲骨文中出现。“四阿重屋”指有四座耳房的重檐建筑，形制类似于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
秦朝的阿房宫实际只是整个建筑群的耳房，可见始皇帝气魄之大。

《丝路山水地图》和玄奘《大唐西域记》地理比对，“脱辛”对应今托克逊，“苦先新城”大致在今奎先达坂附近。“撒马尔罕”在今焉耆盆地。《丝路山水地图》将撒马尔罕的建筑全部绘成中式建筑，是明代“撒马尔罕”在今中国境内的一大证据。有人肆意篡改中国第一手史料，说什么画工根据自己想象将“撒马尔罕”绘成中式建筑云云。是明朝人知道撒马尔罕的真正位置，还是现代人知道？
两者结合，推演出玄奘取经走的是南疆路线，古印度应为唐朝羊同，在今西藏北部。佛教是中国的本土文化。
佛家三宝之一“曾（僧）”在商朝就存在。在西周写作“曾”，见《穆天子传》和石鼓文。
石鼓文《吴人》“曾受其享”是西周存在神职人员“曾（僧）”的明证，“曾”代表祖先受祭。此处也是证明石鼓文是周成王岐阳大蒐的证据。《吾车》以“特”牲祭天，射牲用彤弓；《作原》“斿夏盭道”说明旗帜是天子旌旗“旌夏”，“二日尌五日”说明旗帜纹饰是日月五星，为天子旗帜纹饰，以上都是石鼓文作者为周成王的礼制证据。另有一些比较隐晦的证据暂不展开。
甲骨文中“曾（僧）”以太阳神鸟祭坛为意符。太阳神鸟在佛教中演化为“迦楼罗”，《丝路山水地图》《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李白《大猎赋》地理相比对，景教起源于今哈密沁城乡附近，即西域大秦国，所以《圣经》中地名“加利利”为“迦楼罗”对音，指中国自古崇拜的太阳神鸟。
《圣经》中的“加利利”在唐朝史料中写作“葛逻禄”。
清朝“郭络罗氏”可能和早期的太阳神鸟崇拜有关。
太阳神鸟在中国文化中另一个演化的名称为“於都斤”，“於都”是楚语“於菟”的对音，指老虎，“於都斤”意为“虎鹫”。突厥常处“於都斤山”，应为今哈密霍墩乔喀山，可意译为灵鹫山。
西域的灵鹫山不止一座，可以根据《丝路山水地图》《大唐西域记》推演其位置，且灵鹫山在今中国境内。
佛经中的“耆阇崛山”是“於都斤山”的对音，不过不在一处。重名。
“海东青”也是“於都斤”的对音，意为“虎鹫”。
孔子为什么将西周“曾（僧）”改写为“尸”？
孔子删诗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原来我已经论述过甲骨文多个女字旁字，在现在流传的《诗经》版本中改为中性字，可推演出推动中国文化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演变，是孔子删诗的一大目的。
另一方面，“怪力乱神”是孔子着力改造的一部分文化，如“曾”字与太阳神鸟崇拜息息相关，可能是孔子意图模糊化的文化。
还有一点，“曾（僧）”字可能和孔子祖先的姓氏“子”同音，孔子希望避讳。《诗经·商颂·长发》“濬哲维商”，商朝的王姓“子”发音可能是“濬哲”。
我在前面文章反复论证过，古希腊文化为中国本土文化，即西周猃狁；佛教为中国本土文化。则苏格拉底和释迦摩尼是同一个姓氏。日本的权臣苏我氏家族也可能是此姓氏。元朝佛教萨迦派可能有释迦氏的血统。
那么商朝的王姓“子”，以及本篇所释的“曾（僧）”，发音可能接近shi或者shinga，后面的音节是鼻浊音，可能是斯基泰人，古代波斯人称之为Saka（萨卡人），分为戴尖帽塞人、饮豪麻汁塞人等。
三星堆8号坑出土一件尖帽持杖立人像，双手环握着一根“龙头杖”，龙头在下，龙身在上，尖尖的帽子上还装饰着鹿角。
如果上述推论成立的话，“释迦氏”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担任国师以上角色。

从甲骨文“出水”（建筑名词）可以进一步推断商朝“四阿重屋”是四个耳房，有重檐，且是重檐庑殿顶“四出水”的建筑，形制类似于河北省正定县隆兴寺摩尼殿。
甲骨文“出水”和“重（建筑术语重檐）”是强相关的字，确定了其中之一的音义，就可以确定另一个。
甲骨文“出水”是一个后挫音字，我已经释了若干甲骨文后挫音字，如《释甲骨文第五百六十八字——铺作（后挫音字）》《释甲骨文第五百六十九字——辅佐（后挫音字）》等，后一个音节发短促的ci，类似于日语促音。
汉语有简化的趋势，早期“岁次”简化为“岁”，“族次”简化为“族”。尉迟乙僧题字用“族次”，则和阗语和商朝甲骨文后挫音字发音有接近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