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里邦国志》中“通往石国、突厥的道路”一节中，有一项非常珍贵的记载“九姓乌古斯人的领地算是突厥地中最大的一块。九姓乌古斯的领地同中国、吐蕃、葛逻禄、寄蔑、古斯、杰富拉、白伽纳克、突骑施、艾泽库什、黑夫沙贺、黑尔黑斯、葛逻禄、海赖吉诸邦国的领地相接。黑尔黑斯人有麝香。海赖吉位于河的这一侧。”

此段出现两次“葛逻禄”，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注释第二个“葛逻禄”是误增的。

面对中古人士记载的地理知识，我们现代人要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难道我们比当时人更了解当时的地理吗？怎么能把重若千钧的地理信息轻飘飘抹去？

《圣经》中有两个“迦密”，先知以利亚大战巴力先知的是东迦密，大卫王遇到亚比该的是西迦密。与《丝路山水地图》、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相吻合。东迦密在今哈密附近，西迦密在今阿克苏温宿县佳木镇附近，“佳木”是“迦密”的对音，是从《圣经》大卫王时代至今至少3000年不变的地名。

西域地名重名的情况非常多，“吐火罗”在三个以上，根据《往五天竺国传》，东迦密和西迦密附近各有一处“吐火罗”，《丝路山水地图》绘有一处“台户伦”，靠近西迦密。

中古世界史中“霍拉桑/呼罗珊”，根据《穆天子传》西膜语（闪米特语）“鸿鹭”，应为“清水河”之意，西域主要的“清水河”何止五条？以“红柳河”“阿拉沟”“清水河”各种面目出现。具体史实中涉及到的“霍拉桑/呼罗珊”具体指的是哪条，需要具体分析。

如果世界史中“迦密”“吐火罗”“霍拉桑”都是唯一确定的地名，世界史就简单了，不至于像现在一团乱麻。

同样地，“葛逻禄”按照通行解释，现在多理解为唯一一处确定的氏族，但是《道里邦国志》显示有两处“葛逻禄”。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本有两个“葛逻禄”，按一个解释，必产生一系列错误。更何况有5个以上“吐火罗”，5个以上“霍拉桑”，现在全部混为一谈呢？

《道里邦国志》出现的两个“葛逻禄”，暂且称其为东“葛逻禄”和西“葛逻禄”，符合汉文典籍和突厥文碑铭记载。

东“葛逻禄”靠近《圣经》“埃及”，《道里邦国志》称为“海赖吉”，在今哈密东“鸭子泉”附近。在怛逻斯之战反戈一击的“葛逻禄”应为东“葛逻禄”，“怛逻斯之战”应该发生在今哈密东“塔拉苏”。是一处自唐代至今不变的地名。

那些认为怛逻斯之战发生在今帕米尔高原以北的，中国境内有很多“塔拉苏”，都一个一个排除了吗？

西“葛逻禄”是古突厥文碑铭中经常与“突厥”发生战争的“葛逻禄”。突厥牙帐建“乌都犍山”下，应为今哈密“霍敦乔喀山”，西“葛逻禄”应该离今霍敦乔喀山不远。

“葛逻禄”应该是《圣经》耶稣经常传道的“加利利”的对音。《圣经》中“加利利”是东“葛逻禄”还是西“葛逻禄”，还是兼有，需要进一步研究。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显示景教（基督教）起源于“大秦国”，也就是《道里邦国志》、波斯《列王纪》“中国”。两者由“Al Chin”和“Chin”汉译而成，是“大秦国”的对音。在今哈密沁城乡附近。

则耶稣活动的“加利利/葛逻禄”地区，是西“葛逻禄”的可能性比较大。

“葛逻禄”还对应《蒙古秘史》中“哈剌鲁”人，确定“葛逻禄”的位置对于确定成吉思汗陵位置至关重要。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显示耶稣主要活动于“大秦国”，则《新约》圣经中的存在两个“耶路撒冷”。一处“耶路撒冷”根据《丝路山水地图》推演在阿克苏附近，图中绘为“黑楼城（holy city)”，嚈噠人（犹太人）聚居地。

另一处“耶路撒冷”是大秦国的“耶路撒冷”。《那先比丘经》“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阿荔散”即“耶路撒冷”对音。而且《那先比丘经》明言“大秦国”位于古印度东北方向，即哈密沁城乡附近的大秦国，而不可能是今土耳其附近的什么“东罗马帝国”，那在古印度的西北方向。

这样，大秦国都城就有五个以上名称。表示都城意时，为亚历山大大帝建造时的“胡姆丹”；为纪念亚历山大大帝建造尊称为“阿荔散/耶路撒冷”；汉文意译时称“龙城”；玄奘经过时记载的是音译名“千泉”。波斯《列王纪》延续“胡姆丹”的“都城”意记其名为“和田”。波斯所言“和田”可能是敦煌李圣天壁画之“于阗”。大致在今哈密黄田农场附近，“和田/于阗”是“黄田”的对音。

说实话，如果敦煌李圣天壁画记载的是今新疆和田地区一位国王，实在匪夷所思，毕竟间隔2500公里。就像在今哈尔滨发掘出一副绘有今上海地区古代国王画像一样匪夷所思，相隔太远了。

如果绘制的是今哈密黄田农场附近国王画像就顺理成章得多，合理何止千万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