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故事（七九〇）朝阳门

 朝阳门在东城区，元代称齐化门，门内九仓运粮皆从此门通过，故瓮城门洞顶上刻有一个谷穗儿，这是走粮车的记号，逢京都填仓之节日，往来粮车络绎不绝。粮食进了朝阳门，就存放在附近的粮仓之中。朝阳门内的地名还有“禄米仓”、“海运仓”、“新太仓”等，都是当年存放官粮的仓库。

“朝阳谷穗”为南粮北运的第一位喜迎神。朝阳门名字来自门面朝向东方，每天都迎接京城的朝阳，所以叫朝阳门。朝阳门形制与崇文门略同，面阔五间，通宽31.35米，进深三间，通进深19.2米；楼连台通高32米；箭楼形制略与宣武门同，面阔七间，通宽32.5米，进深三间，通进深25米。古时为进京的交通要道，1915年经过一次拆除，1956年彻底拆除，成为历史的一个影子。

朝阳门是漕粮出入的城门，京城百姓吃的粮食基本来源于此。但是，北京的老人仍叫它“齐化门”，也有讹称“奇货门”的，大概是以前打南方来的奇珍异宝都要从此过的原因。

《顺天府志》记载：元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下令“筑新城，城方六十里……分十一门……东之右曰齐化，东之左曰光熙……”。

建成之初的齐化门与它的后世相比，不免显得简陋，仅有城楼，筑楼材质也仅为夯土而已。《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大都城）环以土墙”，他还进一步描述了与城门相连的城墙的形状，“域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城头仅厚三步”，可见当时城墙的形状是比较明显的梯形。

《顺天府志》记载：“至正十九年（1359）冬十月庚申朔，诏京师十一门皆筑瓮城，造吊桥”，齐化门才和其他十门一起，开始由单体建筑向着建筑群的方向发展。明取代元，齐化门得以保存旧名，并获得几次修缮，最大规模的一次发生在明正统年间。工程从正统二年（1437）正月开工，至正统四年（1439）四月竣工，修建了九门的城楼、箭楼、瓮城等。工程结束后，齐化门改称朝阳门。

朝阳门在清代也曾多次被修缮，但城门形制仍未有太大特殊之处，《北京的城门与城墙》的作者瑞典人喜仁龙称朝阳门城楼结构普通，形制与其相对的平则门（阜成门）城楼相同，仅在细部存在着差异。唯一的特点就是宽度较其他城楼要大，各尺寸数据也较平则门略大。

由元至清，甚至延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齐化门（朝阳门）一带是经济繁盛之地。北京城中，除“前三门”外，就以朝阳门关厢最为热闹。朝阳门关厢的热闹主要得益于京杭大运河。早在隋朝就已开通的这条大运河，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成为连接北京与南方各省的一条重要交通命脉。而朝阳门，正是离大运河北端重要码头通州码头最近的一个城门。通州码头在朝阳门正东四十里，那时离京南去的官员客商，或是由南入京朝觐、经商的官员与客商，都要在朝阳门经停。因此，朝阳门下往来客商川流不息，一片车水马龙之景，各行各业的商人看到这巨大的商机，都争相在朝阳门关厢开设店铺。更为重要的，这里是漕运粮食的必经之门，经大运河运达北京的南方粮米，在东便门或通州装车，通过朝阳门进城，储存在城内的各大粮仓中。时至今日，朝阳门附近仍有许多有“仓”字的地名存在，如海运仓、北新仓等，间接佐证了朝阳门的这一功能。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时朝阳门最先被攻破，朝阳门系列建筑也遭到炮轰。但这毕竟是外来的破坏，主动的拆除始于1915年，和正阳门等几个内城城门一样，朝阳门的瓮城也消失在这一年修建环城铁路的过程中。喜仁龙到达北京时已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环城铁路工程已经完工，在考察过其他城门之后，他说施工中影响最大的是朝阳门和同位于东垣的东直门，因有铁路从中部贯穿通过，朝阳门的瓮城几乎全部被拆毁，设有月台的火车站占据了往日由瓮城高墙庇护的场地，箭楼门洞也已失存。

使城门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环城铁路似乎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据为各城门画过“遗像”的张先得回忆说，他曾乘坐环城铁路到过呼和浩特等地，但后来铁路停止客运，仅仅运货，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连货运都停止了，完全闲置。而另外几位七十余岁的老人甚至对环城铁路全无印象，经再三提示才能忆起曾见过铁轨。

如果说1915年的主动拆除是个序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拆除则是高潮和尾声。1956年10月16日的《北京日报》对朝阳门的拆除原因做出了解释，“由于年久失修，发现墙身多处下沉、裂缝，部分柱子向外歪斜，飞檐和柱子接榫处很多糟朽，南面楼门劈裂下来。如果不拆除，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虽然此前城门的拆除已经开始，但朝阳门给文物专家们的震动尤其大。因为文化部大楼就在朝阳门附近，文物局办公室又恰在文化部大楼的东南角，从办公室的窗口就能看到朝阳门。然而学者的呼吁并未能挽救朝阳门的命运，最终拆除成了定论，只好眼睁睁看着朝阳门消失在自己眼前。

1956年10月9日，朝阳门城楼拆除完毕；1958年，箭楼拆除完毕。朝阳门痕迹荡然无存，拆除前声称将要保存留待后用的原建筑构件也在“文革”中散失。

1978年，消失的朝阳门原址上建起了立交桥。截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二环路上的立交桥已经达到了二十九座，而这其中有十四座都和朝阳门一样，是以消失的城门命名的。喜仁龙看到过的“青枝绿叶”、“绿琉璃瓦”被摩天楼群取代，曾占据过这一区域文化主体的小商品经济氛围被一种中西合壁的现代文化氛围取代。

提到朝阳门，必然要提到通州，囤积于朝阳门一带的漕运粮米大半是由通州码头，也有的通过东便门码头运来的，其他到京物资也多取道此路。2005年在原京杭大运河沿线码头、紧邻通州的河北香河还曾经发现过装满城砖的明代沉船，据专家考证分析，船上的墙砖和明代所用的墙砖大体一致，基本可以肯定是漕运给京城运送城砖的船只。与码头有关的地名也还在这一地区存在，比如“码头村”。

通州历来为京东交通要道，无论商贾往来，还是四方贡献，无论水路大运河，还是陆路京通大道，通州都是进京必经之地。它的名字就是来自运河漕运，金天德三年(1151)，海陵王取京杭大运河“漕运通济”之意，设刺史州，称通州。交通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促进了通州经济的繁荣，通州开始享有“一京（北京）、二卫（天津）、三通州”之称。朝阳门作为连接京城与通州的节点，充当的是一个交通中转站的作用。朝阳门关厢出现的商业繁荣，很大一部分就依赖于在这个中转站歇脚的过往客商。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清末运河漕运停止，通州的重要地位失掉一半。尽管漕运停止的影响同样也作用于北京城内，北京人的饮食结构因而发生改变，以米为主食的比例下降到十分之三。但失去了部分水路客人的朝阳门凭借着旱路——京通大道依旧稳坐交通要塞的交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朝阳门作为一个物质实体消失，七十年代代之而起的现代化立交桥成为此地新的交通分流地标。

朝阳门内大街81号院有两幢西洋三层小楼，大约修建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听说是皇帝给英国人建的教堂。有人说这是荷兰人留下的教堂，也有人说这是英国夫妇留下的房产，还有人说是美国传教士在1910年作为语言训练中心和休息处建立的，为培训传教士中文和提供休息的地方。民间传说是北京四大凶宅之首，据说当年有一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在此上吊，以后住一个死一个，住两个死一双，文革以后再无人问津，阴森的在那立着，不知道现在有人住吗？

比起消失了形体但功能尚在的朝阳门，实体仍在的通州反倒没有了灵魂。在北京城的新规划中，通州担负了为中心城减负的任务，如若能有更多的商业、行政和文化机构沿着如今的京通高速路进驻，通州或能重现昔日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