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随着全国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我下岗了。自己干卖粮食年纪大了，没有车，有人要也送不了。给单位干，卖了不给送，也不给工资。这是逼我呀！我卖了这么多年粮食，做过主管业务的副所长，做过区粮油议购议销公司的副经理，这还能难倒我？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我一边卖粮食，一边寻找新的出路。

正好那时《光明日报》社五楼有个屋子招校对员，我就去了。经过付费的简单培训就上岗了。其实这就是一个河南人的私人机构，做了校对不给钱，拖着，拖到年底就搬家，让你找不着，就一分也不用给了。好还我们几个是北京人，三打听两打听就找到了，搬到虎坊桥水泥公司的楼上了，他这回跑不了了，终于给了钱。外地的找不到，就全都给坑了。

从此我也长了记性，私人的不干！专给正规的出版社做校对。北京的出版社在全国是最多的，咱们自己找。我卖粮食推销的是实物，做校对推销的是自己的能力，道理是一样的。这时我专门向出版社推销粮食，然后承揽校对工作。记得我去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送粮食后来到编辑部，要求做校对，各位编辑都很惊讶！我告诉他们我是下岗职工，为了生存，必须的拼搏。当他们听说我正在为几家出版社做校对的时候，也就放心了。当我蹬着三轮车回来，车上还有一捆书稿时，传达室的一位老先生说：我在这儿干了一辈子了，就没看见过卖粮食的还能做校对的。我笑着回答：卖粮食的也不都是怂包软蛋。

给《中国食品报》社送粮食时，顺带还送去了一篇稿子。他们食堂的人也都知道了这个卖粮食的还能写稿子。不过这时不再写长篇的稿件了，只写一些一千多字的稿件了。食堂的人专门爱看我写的稿件，他们说：你送来的粮食应该不会有假的吧？我说肯定的，这是国营的。

那时，我做校对的出版社有中国金融出版社，这是彭毅帮助我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是胡春木帮助我的。还有中医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团结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更有国家图书馆历代名家藏书目录编委会的人请我做异体字、繁体字的校对。李亦雄、谢俊平还为我推荐了他们的大学同学周兴俊，联系了兵器工业出版社、中国年鉴出版社和他自己的一个公司。王志平也积极为我联系中国石油出版社。感谢两届文科班同学们的热情帮助，让我度过了那个艰辛的年代。

只有一位同学当我请他为我联系一些校对工作时，他说：这不是必须的！一口回绝了我的请求。这是他的口头禅，凡是他不想做的事情，他都会这样说，上学时就这样。这让我想起了在学校时他用我的铜墨盒钉桌子，把紫铜的墨盒底砸漏了；借我的自行车把前插子撞折了，虽然他给简单的焊接上了，隐患仍然存在。害得我父亲又花了二十多元换了新的，这可是我们家将近半个月的生活费啊；80年代他求我给他们家买绿豆，那时买绿豆只有夏季三个月，一人一年才一斤半。我给他买了五斤骑车给她母亲送去。想不到他竟是这样的人？这只能怪我愚钝，没有早睁开眼！

一些私人的打字录入公司也觉得我做得好，也无偿的为我介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就是他们给联系的。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刚退休的社长，策划了一本《全国优秀教师论文选》，请我找人做校对，这是收费的论文，当时一篇论文大概收五六百元，为了评职称，一些贫困地区的教师拿不出来，只好两三个人署名一篇文章。这位老社长倒是信任我，初校、二校、三校、核红都交给我了，最后连审核胶片也让我负责。这些论文水平参差不齐，差的多，好的少，优秀的凤毛鳞爪，有的人连什么是论文，什么是散文都分不清；有的人用的稿纸连卫生纸都不如；有的论文曾经在地方杂志上发表过，可是仍然出现不止一处错误。作者时候从幼教到大学老师，出版社真是就为了钱。

我们几人除了逐字逐句的审核，所有的数学、化学、物理例题全都重新推导了一遍，所有的图形也都重新审核了一遍，英语单词、语法也都仔细地看了。比如文中有“三角形ABB”，我们就要根据下面的解题判断出哪个角是C，而不是B，改过来。这可比单纯的文字校对麻烦多了。

我清楚的记得，在民族大学出版社一个小屋里的那几天王效毅还来看望了我。

我做了十几家出版社的外聘校对，只觉得北师大出版社和金融出版社书稿的质量最好。要求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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