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快临近高考了，有一天同学陈长寿找我谈心，他是我的入团介绍人。他突然问我：你父亲是不是在台湾呀？那时我的生父已经去世十五六年了，母亲带着我改嫁给继父也五年了。他突然这么一问，我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我告诉他：我的生父早已经去世多年了。他说，根据组织的调查，你父亲现在在台湾。你回家向你母亲了解了解。

我母亲在和继父结婚前，已经到法院刊登了寻人启事，寻找我的父亲，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并无结果。最后由西城区法院宣告死亡。这才和我生父解除了婚姻关系，和继父结了婚。这时父亲和我除了血缘关系之外，应该已经没有其他的关系了。

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也没有见过我，只是看过我的照片。1948年，我一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他对我的政治影响“根深蒂固”、“不可磨灭”吗？不知道组织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我的父亲1965年时还在台湾的。

以后在我入团、入党的时候，在我从事各种工作的时候，“我父亲在台湾”都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许多历史问题平反了，可是“我父亲在台湾”的问题我一直不敢问问，怕给我再戴上一顶“企图复辟”的大帽子。一直到1986年，两岸交往加强了，许多台湾人来大陆探亲、投资、做生意，电视在中华民族的节日里也有台湾人士表演，我才找到了同院的一位派出所副所长，请他帮助寻找我的父亲。过了几天他告诉我：派出所只能明确地告诉你，解放将近四十年你和你父亲之间没有任何反动联系。找人的事情你得去找北京市公安局。

看来，“我父亲在台湾”的问题根源肯定是出在公安系统，应该是我的户口底卡上有文字注释。

我又联系了北京市公安局，他们告诉我我们只负责台湾人寻找大陆的亲属，你说的事情我们还没有遇到过。你还要找宣武区政协去解决。

既然派出所认定我父亲没有死，我一方面积极联系宣武区政协，一方面也积极委托刚从台湾探亲回来认识的、不认识的人，请他们帮助寻找。可是找了很久也没有任何消息。

那时，宣武区政协还设有一个“祖国统一办公室”每逢中秋节还要召集台属开茶花会，可是他们不请我参加。也许他们知道我父亲早就去世了。我问了粮食局党委书记，为什么不让我参加？我不是父亲在台湾吗？那就是台属呀！可不是吗？不让参加说不过去呀。于是就让我参加了两回。这一辈子我就跟父亲“沾了两回光”，也算没白倒霉一辈子。

可是人家开会总是鼓励你的台湾亲属回大陆投资，可是我的父亲政府找不着，也没有办法投资，所以以后的座谈会也好，茶话会也好，就不再让我参加了，花生瓜子也吃不上了。我的父亲不够格！我是倒霉够格，沾光不够格。“我父亲在台湾”的这口黑锅还得继续背着！没有人负责为我卸下。

我的户口簿底卡、我的档案我自己是看不到的。“我父亲在台湾”的这个案底销了没有我也不得而知。如今我已经69周岁了，我的父亲如果在世的话也是107岁了，如果不在世的话能否把我的这个案底销了？如果哪天我也去世了，是否还要把这个案底继续写在我女儿的户口簿底卡上？写上这个案底我不知道，销没销我还是不知道，我只知道由于有了这个案底，我倒了一辈子霉。

我父亲究竟是1948年就去世了，还是以后才去世的。或者现在仍然在世？谁能告诉我，我该去问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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