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在公园散步，我接到一个陌生来电，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熟悉，寒暄过后，对方说明身份：二所办公室的张主任，张进升。几年前，为了给二所写专题片的脚本，我和张进升有所接触，感觉并非同道中人。时隔多年，他怎么又主动联系我？我满腹狐疑，他找我有什么事呢？

写书的父亲

王凯

有那么两三年，只要天气还行，下班回家吃过晚饭，我一般都会去莲花池公园走上个把钟头。说起来，我是更喜欢玉渊潭公园的。那儿视野更开阔，景色更有层次，冬天的雪景颇为可观，我经常站在路边看那些皮肤发红的冬泳爱好者用木棒敲开冰面，又纵身跃入水中。特别是树林间那几条僻静的小路非常迷人，边走边想想手头的小说该怎么写，还真是件惬意的事。

不过我终究还是改去莲花池了。玉渊潭是好，可好的并不一定最合适。至少对我这种膝盖上动过手术的人来说，它显得有些太大。沿着水面走一圈，少说要四公里，多走一圈距离过长，从五孔桥上抄近道又像在偷懒。从这点上说，莲花池更适合我。它紧挨着西三环和西客站，绕着水面走一圈不到两公里，高兴了就多走一圈，不高兴就少走一圈，有点像切成小块的蛋糕，吃起来既方便又不怕剩下。这样的散步方式跟我的写作习惯有些类似。不管小说篇幅有多长，我总喜欢把它们分成两千字左右的段落，一节一节地往下写，似乎就会变得轻松一些。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每次散步都会比平时多走个一两圈，直到膝盖开始隐隐作痛才作罢。我的单位在研究院工会，忙倒不算太忙，却也不可能闲到能在办公室写小说。我写作的时间只有晚上那么两三个小时。不过那段时间我不想那么早回去，因为一想到回家后就要面对电脑，而我什么也写不出来，心里就会发怵。那时候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在我的设想中，这部小说大概有三十万字，我原计划用六个月时间完成初稿——说来惭愧，直到今天我也没完成，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我根本没能力完成它——哪知道才写了两三万字就卡在那儿写不下去了。动笔之前，我一直对这部小说充满信心，认为它将一鸣惊人，并被载入文学史（没准写作的人都会这么想），可一旦真的坐在电脑前开始敲字时，我才发现那场一千六百年前的战争实在是太棘手了。我每天都在为小说中的人物穿什么样的衣服、住什么样的房子、吃什么样的食物、用什么样的武器和说什么样的语言而犯愁。我翻遍了从孔夫子旧书网上买来的一大堆参考资料，而那些经历传奇却无人知晓的古人们依然留着分头，穿着T恤，坐在一张宜家买来的餐桌前吃着松仁玉米或者农家小炒肉。我痛恨自己贫乏的知识和干瘪的想象力，就像我痛恨那些写得比我好的作家一样，这种掺杂着自卑的焦虑严重困扰着我，即使爬上公园北边的小土山俯瞰围墙外夕阳下西客站的铁轨和列车——我从小就喜欢看火车，而这个角度无疑是最好的——也得不到丝毫缓解，反倒觉得自己像是一列失掉了轨道的列车，陷在泥地里动弹不得。

那天傍晚，我站在小土山顶上看着一节暗红色的机车在夕阳余晖中缓缓驶出站台，耳机中播放的音乐突然隐去，变成了电话铃声。摸出手机一看，是个陌生来电。双卡双待的手机就这点好，我给所有快递留的都是联通号码，而移动号码才是我的工作电话。一般情况下，陌生电话十有八九都会问你需不需要贷款。我当然不需要，贷款又不是捐款，钱是要还人家的。奇怪的是我刚把这个电话摁掉，手机还没来得及揣回兜里，它又打了过来，我只好接了。

“喂，是王大作家吗？”耳机里传出来一个亲热又欢快的中年男声，连我的耳朵似乎都能感觉到笑容，“你现在有点脱离群众啊，连我的电话都不接。”

“我本来就是群众，想脱离也脱离不了啊。”我习惯性地应付了一句，脑子却飞转起来，想从记忆里找出跟这个声音匹配的信息，可搜索结果为零。

“大作家最近忙不忙？最近又写了不少作品吧？我经常在报纸上看见你的大作呢！”电话那头说，“每次看到你的作品我都为你高兴啊，我经常给别人说，看见没有？这个作家是我哥们儿，有才！”

“见笑见笑，我就是个不入流的业余作者。”即便他的话令我有些不舒服，我还是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他可能认为作品发表在报纸上是一种赞扬，问题是我从来也没在报纸上发过任何东西。话说回来，这也可以理解，我不多的几个中短篇小说都发表在省级或市级文学刊物上，而这些刊物的作者没准儿比读者还多些。当然我用不着给他说这些，因为我依然想不起这家伙到底是哪个庙的和尚。他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和我的身份，如果我认识，那手机通讯录里就应该有他的名字，我一直没有清理通讯录的习惯，哪怕是这辈子都不会再联系的热水器安装师傅或者外地出差时的订餐电话我都留着。如果不是这样，那接下来他应该会像网上描述的那些电信诈骗犯一样，开始照着手中卷了边儿的诈骗剧本进入正题了。好在通常的诈骗套路大家多少都知道一些，而骗子的套路创新比作家的文学创新容易不到哪儿去，所以我倒不怎么担心，只是停下话头，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最近在北京吗？周末咱们一起坐坐怎么样？”电话那头依旧热情，甚至有些兴致勃勃，“有日子没见你了，我这儿还存着几瓶好酒，到时候咱哥儿俩喝几盅。对了，你的腿好点儿没？不行到时我开车去接你……”

“实在不好意思。”听到这儿，我赶紧把他从骗子堆里拎了出来，可一时间还是没办法把他放到合适的地方，只好很尴尬地截住了他的话头，“我这记性不太好，还真没听出您是……”

“哎呀哎呀，你这个大作家，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他的声音消失了几秒，忽地又冒了出来，“我是二所办公室的老张啊，记得不？老张！张进升！2011年我们所拍专题片的时候，请你过来帮我们写脚本，那几天咱们天天都在一块儿讨论，晚上你在招待所加班，我去给你送水果……想起来了吧？”

随着他的提示，一张泛着红光的胖脸从记忆中渐渐清晰，像一张从拍立得相机里吐出来的照片。虽然没他描述的那么温馨动人，事实上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愉快，不过他说的事情倒没错。2011年的时候，我确实帮第二研究所写过一个建所40周年的专题片脚本，来回折腾了有一个多星期。当时牵头负责的就是这张胖脸的主人。第一次在二所见张进升时，他给我的感觉还挺好。人约摸五十来岁，穿着件深色西装，衬衣将凸起的肚皮紧紧绷着，笑容可掬又带点威严，比较符合我想象中办公室主任的形象。他很热情地同我握手，不停地叫我“大作家”。我很不习惯他这么叫我。我只是院工会搞宣传的小干部，写的材料常常被分管副主席打回来。“我真不知道你那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看来小说真是比材料好写，是不是这样？”领导都是这么说我的，所以我反复强调自己不是什么作家，叫我小王就可以了。可他还是坚持那么叫我，我想着这应该是他习惯使用的一种客套，也就随他去了。直到我们第一次开座谈会，等在座的几位熟悉掌故的老人们一一讲完，他才微笑地转向我：“那个……那个什么……大作家，你看看你还有什么想了解的？”

我这才反应过来，他叫我“大作家”并不是真的高看我一眼，而是想不起我的名字了。这也不能怪人家，谁叫我不出名呢？就算出名，也不见得他会知道。就像单位里那几位院士，在行业里都是泰斗，走到街上也就是个普通老头儿。这么一想我也就平衡了，于是开始干活。专题片脚本我不算陌生，之前也给研究院写过，心里多少还有点谱儿。而且二所作为院属单位，要求也不会太高，写起来应该不难。刚开始那两天，白天主要是请老领导和老专家来开座谈会讲历史，晚上我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看资料，感觉材料比较充分了，我就动笔开写，用了两天时间拿了个五千来字的初稿。我反复看了几遍，感觉二所的历史脉络理得很清晰，重大成果和重要人物也都鲜明，必不可少的大话、套话用得也非常自然，而且还弄了不少很有气势的排比句，等后面配上画面、音乐和同期声，这片子应该是很不错的。

为了印证自己的想法，隔天上午，我又把稿子仔细顺了一遍，打印了两份，送到了同住招待所的两位老人房间。他们一位是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老专家，另一位曾当过一任所长，都是专程从外地过来给我当顾问的，如果他们认可，那应该就可以出手了。

“王老师，你写得太好了！”过了没一个钟头，老专家先来找我了。他晃着手里的打印稿，双眼浑浊又通红，看上去非常激动，“我看到稿子里写到已经过世的张老、冯老，写他们那一批知识分子为国创业的精神，真的很感人啊！那时候我才三十来岁，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你写的稿子一下子又让我想起了好多事情，看得我老泪纵横啊！”

满头银发的老专家一个劲儿地握着我的手，弄得我还挺不好意思。午饭时，一直不苟言笑的老所长破天荒地给我碗里夹了一个鸡腿，“小王同志，费了不少脑子吧？来，吃点肉补一补！我给你讲啊，你写得很好，非常好！要是把字号再弄大一点就更好了，其他我没意见！”

那天之前，我的工作状态相当不错。一方面是写得比较顺手，另一方面就是还能得点好处。第一次见面时张主任就说过，二所年初做了这个专题片的经费预算，里面专门列了撰稿费用。具体数额他没说，不过他说“肯定不会亏待你”，这话我爱听。挺轻松就挣到一笔外快，说不定够给我换个新笔记本电脑的，想想也挺开心。我琢磨着等把稿子交给张主任，然后再开个会征求一下意见（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意见），再改上一稿就万事大吉。

哪知道第二天的讨论会上，张主任并没像往常那样请老人们先发言，一上来自己先讲了一通。他先是夸了我几分钟，说我下了很大功夫，加班加点非常辛苦，脚本写得很有文采，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云云。我故作矜持地坐在那儿，起初心里还挺高兴，可听着听着，忽然发现味道有点不太对。

“不过我感觉还是可以再提高一步的。文章不怕千遍改嘛，是这么说的吧王作家？”他说话的时候一直笑着，“其实问题也不大，我感觉主要就是结构上可以再调整一下，现在这个结构好像还有些问题。”

……选读结束,更多内容：《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