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仍有东西方之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垮台后，西方曾认为“冷战”结来了，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天下了。改革开放促进中国再次崛起后，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东西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都有不同的主张作法，集中体现在经济体制、发展格局、发展战略上的博弈。

2008年经济危机告诉全世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该放弃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及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了，他们做不到。2011的“华尔街运动”告诉美国资产阶级政客，美国该放弃反人民的政治制度和反和平的军事制度了，他们做不到。美国有许多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他们怎么不主张变革呢？不是不主张，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允许、资产阶级政党和反动政客不允许。

比如林肯。穷人出身的林肯在经过拼搏奋斗当上美国总统后，在反思美国政治体制时，当他表达说“美国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之后，不久就遭到反动势力暗杀。

再比如欧文。欧文主张通过发展合作经济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他不主张对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倡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有社会主义基因的合作社经济。所以马克思说他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并不是不想变革资本主义制度，青年时期的欧文曾任一家拥有2000人的纺织企业总经理，因经营管理好，企业效益好，善待员工，乐于慈善，保护婦女儿童权益，曾成为英国著名企业家，曾协助政府起草企业法，社会兼职不少，后在起草与企业法配套规章制度及在发表文章时提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张，配套规章制度没有出台，他就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并威胁说要把他驱逐出境。后来欧文举家出走到美国创办“新和谐公社”与此有关。现在，欧美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如果提出根本性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张，仍有步欧文后尘的可能。欧文在遭遇一系列挫折打击后，含怨离世。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到西班牙考察国际合作联盟典范企业蒙德拉贡联合公司时，在创始人何塞马利亚的陈列室里，欧文著作放在马克思著作之前，说明欧文对世界合作经济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

现在，东西方共同面临的是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在与时俱进中出现新结构、新格局、新生态。与现代市场经济相辅相成的是现代管理（现代企业管理）。西方从传统管理向现代管理转型是从传统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向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管理转型。中国企业从传统管理向现代管理转型，既包括计划体制下留下的不适宜时代要求的传统企业管理理念和方法又包括改革开放后进入人们视野的传统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理念和方法，甚至包括封建社会遗传下来的手工作坊式管理或家长式管理等，有些传统理念和方法，不用引进也会因条件具备自然而生。

新世纪前后，中国企业界在从传统管理向现代管理转型中，出现了对国外管理思想、模式、方法兼收并蓄现象，美国拥有众多世界级的管理大师、创新大师、转型大师、战略大师、营销大师、投资大师、品牌大师、制度大师、组织大师、人力资源大师等等，这些大师对世界企业包括中国企业界的影响很大。他们的学生有许多是中国人，现在有的在国内、有的在国外，有的当公务员、有的当老师、有的当董事长、有的做管理工作、有的做管理咨询工作，在不同领域不同岗位不同角度传播大师们的思想理念和方式方法，有消化吸收创新传承的，也有兼收并蓄的。

毛主席和邓小平都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管理思想和方法，但他们反复强调要 “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大师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变革发展的理念、路径、方法，他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企业变革发展的理念、路径、方法的研究是旁观者的研究。有的专家在研究共性问题，多数专家都有专业特长，有的专家带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比如有人研究让中国如何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是走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在有阶级、有意识形态的大环境中，专家们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都面临欧美资产阶级政治与文化的影响及体制胁迫，这是不争的事实。对西方确属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我们要学习和借鉴，但不能兼收并蓄，更不能生搬硬套，要吸收合理内涵，从自身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企业发展和管理之路。生搬硬套带来的不是活力而是混乱。

2005年之前，我也曾有过重实践轻理论的思维。2005年之后，管理大师德鲁克的现代管理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第一部箸作是《管理的实践》，人们把它称为世界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之作，第二部箸作是《公司的概念》，人们把它称为世界现代公司管理的奠基之作，我买了两本书之后，开启了学习德鲁克现代管理思想之旅。

现代管理的核心是管理，管理首先面对的是企业自身管理，即企业基本理念管理。德鲁克现代管理思想不是独树一帜，也是在学习借鉴先人成功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在他研究“企业组织”之前，巴纳德（西方现代管理创始人之一）已形成具有“哲学特征”的现代组织理论，巴纳德认为组织是人们寻求合作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并把“组织”定义为“人的协同行为关系”。之后，西蒙（美国现代组织管理大师，诺贝尔奖获得者）对巴纳德的组织理论行改造，确立了具有“经济学特征”的组织理论，西蒙认为一个组织的生命力在于企业必须有目标和价值追求，企业必须保持“价值和贡献”的均衡。此后，德鲁克对当时的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具有“社会学特征”的改造，他在《经济人的终结》（1939年）和《工业人的未来》（1942年）中表达的基本观点是，企业不仅要服务于人、建立和维护内部的协同关系，还必须服务于社会，企业在确立共同目标的时候，必须合乎社会的正义，满足社会的需求，承担社会责任。

1946年，德鲁克基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为期18个月的调研咨询，发表了《公司的概念》，激怒了通用汽车公司创始人斯隆。斯隆是世界著名企业家，他认为：企业的目的是营利，企业的责任是如何把各种生产经营要素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生产力。斯隆找德鲁克作调研咨询服务，是希望德鲁克忠实记录他如何扩大公司规模、如何增加公司盈利、如何推动汽车产业进步。德鲁克按照既定思维，对通用汽车公司的组织和生产经营过程进行剖析，明确企业是什么，为企业注入内涵，提出企业应该按照社会要求组织生产经营，要为社会提供消费者满意的产品和服务，要承担社会责任。德鲁克强调：企业不是单纯的经济单位，企业是员工赖以生存发展的组织，不是雇主借以挣钱的机器；企业目的不是利润，企业的目的存在于外部，存在于社会责任之中，利润是企业能否有效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结果，利润只是检验企业有无效能、有无存在价值以及能否存在下去的一个衡量指标；企业成员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企业要保障组织成员的生活和就业安全，要满足组织成员的需求，统一企业成员的意志。

德鲁克和斯隆的纷争，是企业思想理念之争，是企业行为方式之争。当时拥护斯隆观点的人很多，有人把德鲁克《公司的概念》比作柏拉图的《理想国》进行嘲讽。1950年德鲁克发表《新社会》进一步阐述自己观点，他指出：企业是工业社会一个独立的组织成员，必须按照社会正常运行的要求自律，必须依靠自己内在的力量，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经济目标，获取经济发展成果，体现企业在社会生态中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德鲁克给企业下了一个定义：企业是工业社会的“一种基层的自治性组织”。历史选择了德鲁克，因为他的思想比斯隆更具有高度、更贴近现实，更具有道德上的感召力和前瞻性。

1954年德鲁克发表《管理的实践》，德鲁克的这部著作把现代组织理论与现代管理理论融为一体。德鲁克在“自序”中指出：本书从三个方面来描述企业：首先，企业生存的目的是对外（在市场上为顾客）产生经济成果（为社会大众提供满意的产品、商品和服务）；其次，企业是由雇佣人员（资本主义国家均把员工称为雇佣人员）组成的社会 “组织”，必须培育员工，支付员工薪资，组织员工发展生产力，构建价值体系，建立责权之间的关系；第三，企业是扎根社会和社区的“社会机构”，受公共利益所影响，必须承担社会责任。

《管理的实践》明确了“企业是什么？”。 德鲁克指出：“如果我们想知道企业是什么，我们必须先了解企业的目的，而企业的目的必须超越企业本身。事实上，由于企业是社会的一分子，因此，企业的目的也必须在社会之中。关于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正确而有效的定义：创造顾客。”大师对此的解释是：只有企业满足了顾客需求，顾客才存在，存在就是愿意出钱购买企业商品和服务，只有您真正创造了顾客，企业才能把经济资源转变为财富，所以，企业生存发展的命脉是在满足顾客需求中创造顾客。

《管理的实践》强调“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谬误”。资本主义企业普遍认为，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营利。中国有很大一部分企业和专家也持这个观点，或因他们没学过德鲁克的现代管理思想，或者是知道德鲁克著作但不接受德鲁克的现代管理思想。有人说马克思曾说企业的目的是营利，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我们说，马克思是在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讲的传统资本主义企业的目的或目标，中国企业不能把自身与传统资本主义企业相提并论。欧美企业在企业目的或宗旨问题上，真正践行德鲁克理念的并不是主流，主流是企业必须让股东利益最大化。这句话在中国也曾是时尚用语。2020年8月19日，181家美国顶级公司首席执行官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商业组织 “商业圆桌会议”上联合签署了《公司宗旨宣言书》。《宣言》重新定义了公司运营的宗旨，宣称：股东利益不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宣言》的意义在于，亚马逊、苹果、波音、通用汽车等大企业开始重视对企业宗旨的调整与优化了，这是他们要摆脱传统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好兆头。

从1954年到2005年的50年间，德鲁克深入系统地研究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没有经院式逻辑推理，理念源于对实践的总结。他经常到典型企业调查研究问题，开展咨询服务，又不断地免费为中小企业讲课并开展咨询服务。他先后发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使命、责任、务实》、《巨变时代的管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21世纪的管理挑战》等著作，揭示社会、企业、个人的关系，提出企业目的、组织、使命、责任、文化、目标等重大问题的意见，主张创新、立足实践、讲究绩效。他的著作为什么受诸多企业欢迎呢，因为他揭示的规律往往都具有实践基础，他讲的道理更具有说服力。

新世纪初，信息化、数字化给商业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企业传统经营之道被颠覆的现实，面对企业围墙被日益打破的现象，面对企业和企业家们的因感，年过90的德鲁克以高度社会责任感，邀请一位专家共同研讨企业和企业家应对新时代挑战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德鲁克的最后忠告》。德鲁克在《最后忠告》中指出：在21世纪变幻莫测的商业世界，企业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企业和组织都需要重新定义，否则就会像恐龙一样难逃覆灭的命运。商业世界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信息快速流动，加快了商务节奏；二是客户分布的广度已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创建品牌时间大大缩减；三是消费方式与消费结构发生巨变；四是客户地位与客户需求发生巨变；五是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围墙开始倒塌，传统商业模式正在走向消亡，企业利用外部资源实现自身发展成为趋势，企业经营与决策为了共同目标企业需要与其他企业结成联盟。如果再坚持独立自主，则意味着孤立无援，而孤立无援将使企业走向毁灭。

建议那些为企业生存发展呕心沥血、奋力拼搏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朋友们，建议那些拥有初心和使命、奉献事业、而今又不愿让企业垮下去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朋友们，细读《德鲁克的最后忠告》（本刊《管理新思维》栏目将重新发表德鲁克对企业和企业家的最后忠告），在巨变时代，首先要保持头脑清醒，而后分析外部环境及内部情况变化，以问题为导向，研究确定企业理念如何调整优化，研究确定企业管理如何创新，企业在新时代的“活法”与“干法”，研究新时代企业动力、活力、能力、实力与往日有何不同，如何提升。

西方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派系林立，各有所长。我从2006年开始关注现代管理，2007年出任《天津中小企业》刊物主编，任前天津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局首任局长在与我谈话时提出要宣传现代管理，要推介世界著名企业管理经验。我深知，我对现代管理知之甚少，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我必须认真学习现代管理，笨鸟先飞。当时国家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管理提升是三大成长工程之一。我在《天津中小企业》刊物及《天津中小企业成长网》及时传播世界现代管理的先进理念、推介世界著名企业管理经验，我把中小企业培训及中小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作为“管理提升工程”的主战场，在实践中，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各类大师的核心理念，探讨中小企业如何消化吸收世界现代管理先进理念、方法。在实践中，我形成了两个认识。

一是学习借鉴世界现代管理先进理念首先要学德鲁克，德鲁克的现代管理思想相对而言更具有时代性、先进性，他更像一位传统资本主义管理理念和方法的积极变革者。有人问我，德鲁克讲的都是真理吗。客观地讲，德鲁克也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他的老师是熊彼特，而熊彼特是既拥护马克思主义又主张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考茨基的同路人。当然，德鲁克不等于熊彼特，我看过德鲁克的许多著作，很多理念尤其是企业管理方面理念都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他对经济和社会变革方面的观点，也有缺乏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看问题的一面，对于这一面，我们就不能盲从，应按毛主席教导，“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兼收并蓄。

二是中小企业经营者、管理者学习借鉴世界现代管理先进理念和方法，不是做学问，不是为了争论理论是非，但应有自己立场和方法，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新时代企业所面临的新问题，来认识新时代企业发展规律，来开创新时代企业发展新生态、新格局。

比如对诺貝尔奖获得者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的理论就不能兼收并蓄。科斯以新制度经济学为长，但他是主张彻底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者，他关注中国改革开放，是想让中国走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科斯的产权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规律相距甚远。他去逝后，中国有些专家学者仍把他捧若神明，是误区，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位探索者或误导者。

马克思他在《资本论》和其他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过程中对企业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形成了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不但比科斯早一个世纪，而且他对资本主义企业起源、性质、组织、目的、目标、发展演变及企业劳动、资本、产权、分配等实质性问题的论述比科斯企业理论更深刻、更完整、更科学，而且对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下文将诠释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核心内容及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