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松江人卢元昌有一首写给有人顾景星的一首诗，红学研究者很少注意到。
   《顾子在茸城两月便成千秋忽赋骊驹惘然话别聊叠三唱》中提到的“江楼”耐人寻味：

                    《顾子在茸城两月便成千秋忽赋骊驹惘然话别聊叠三唱》

（《白茅堂集·卷十四》）

 
                                  潇湘客子夜登舟，
                                  驿路萧萧雨雪稠。
                                  计到玉山回首处，
                                  停云片片落江楼。

    这里“潇湘客子”就是指顾景星。顾景星(1621～1687) 字赤方。号黄公。蕲州人。明末贡生，南明弘光朝时考授推官。入清后屡征不仕。康熙己未(1679)荐举博学鸿词，称病不就。顾景星记诵淹博，词作及诗文皆名于当时。在京师时和方孝标、邵长蘅、周亮工、施闰章等交游，受到器重。他有些词里透露出故国之思，黍离之痛。诗如《吴易擒》记载明清易代之际义军领袖被诱捕故事，《寡妇谣》暴露当时官吏横征暴敛，民众濒于绝粒的生活现实，《题内府所藏唐人百马卷子》则借题发挥："当时刍秣尽凡才，急难何曾见腾逸"，指斥庸流临难退避，不齿于人。文如《春秋论》、《蔡邕论》、《读史辑论自序》、《半舫斋诗序》、《和山堂诗序》等,或评议历史、人物,或阐述诗文理论，都有一定的见解和文采。然而，他的文章有细大不捐之失，冗滥之弊。

卢元昌这首诗，却让顾景星与《红楼梦》是否存在联系，一下带来很多新奇之处。
     首先吴梅村创作《风月宝鉴》期间，顾景星恰好生活在昆山，苏州，松江，青浦，嘉定等地遍布足迹，又与吴梅村交往甚好，存在接触吴梅村作品机会。
     其次，他与曹家有一定关联，其死后，三子顾昌投奔曹寅，这存在着《红楼梦》稿落到曹寅手中的可能，从而使《红楼梦》翻来覆去总与曹寅有一定联系的原因得到合理认知。《湖北集邮》网有署名“瑰宝”的作者发文指出曹寅与顾景星之间的关系：

    顾景星抱病为曹寅诗集《荔轩草》作序，对曹的气质和才学极为称颂，誉其为。在文末，他用李白《赠别从甥高五》诗的舅甥典故，很自然地称他为“吾子清”。顾景星在《怀曹子清》诗中，有“情亲何缱绻”之句，说明顾、曹绝非普通亲朋。
    曹寅在《楝亭集》中，有不少篇幅写到他与顾昌之间的交游唱和，有的篇章还回忆了他们童年时嬉戏玩耍的情景。在《送程正路之黄陂丞兼怀赤方先生》诗中，曹寅情不自禁地思念起母舅顾景星，对他坚辞不就清廷征用的品格予以褒赞。顾景星生前，顾、曹二人始终没有公开舅甥关系。直到顾景星去世年后，曹寅留表兄顾昌在江宁织造府中，资助他校印《白茅堂集》，并作《舅氏顾赤方先生拥书图记》，才首次公开称顾景星为舅。张士伋在《白茅堂集》序中说：“而今直指使者巡鹾曹公为先生宅相。”“宅相”典出《晋书·魏舒传》，系对外甥的美称。曹寅之所以在青年时期不便正式承认顾景星为舅，是因为当时父亲曹玺和嫡母孙氏尚健在。如果正式承认父妾之兄为舅，则冒犯宗法，也有碍前程。顾景星体谅外甥的难处，只在私下里认曹寅为甥。在撰文赋诗时，顾景星忍不住多次用典，委婉地透露自己与曹寅的舅甥关系。但在涉及“家传”之类文字时，顾景星不便明言，只好避而不写了。这也是曹寅生母顾氏未见传谱的主要原因。
    顾景星的后人仍在追思先祖与曹寅之间的舅甥契谊。年，顾昌之子顾湛露在《皇清拣授文林郎顾公培山府君行略》中写道：“府君（即顾景星）晤银台曹公（即曹寅）。公时织造江南，兼盐漕务察院。前与征君（指顾景星）燕台雅集，舅甥契谊，遂捐千金，代梓白茅堂全集。”对顾景星与曹寅之间的舅甥关系直言不讳。

     最令人有想象空间的是卢元昌《顾子在茸城两月便成千秋忽赋骊驹惘然话别聊叠三唱》这首诗后，又怎样记载了顾景星：

    “至人在青龙浦口居，丽藻惊看，挥茗就高谈，相对织帘，余若论，偕隐工文笔，应是庞家愧不如。”这其中介绍的顾景星“偕隐工文笔”，正与《红楼梦》一喉二歌的隐语有着不谋而合之妙。因此不能排除顾景星与《红楼梦》存在的联系。

     在正史中关于卢元昌记录很少，只是《嘉庆松江志》卷六记载茅起翔中有这样一段：“卢元昌，字文子，华亭人，居东郊，明诸生，初在社中，与王广心、顾大申齐名，操选政，风行远近。入国朝，坐逋赋削籍”，而介绍茅起翔的内容是：“茅起翔，字旦戈，金山卫人，有声几社中，与卢元昌等操选政者四十年，一时知名之士群相引重。晚岁筑'奇松阁'，读书以终其身。当时文社中有'茅沈胡卢'之目，沈谓子凡，胡谓椀竹，卢谓文子，茅则旦戈也。”。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八载：“卢元昌字文子，华亭人，诸生，文子衡门两版，下帷著书，选定古文，不胫而走。为诗少欢娱之词，多愁苦之言，由生平遭际使然。而颂法常在少陵，故忧伤感愤，不知其然而然也。”并在此书中选载了卢元昌的《哭箕兒》一首。
     而卢元昌好友顾景星的《白茅堂集》却有一重要信息，那就是他著有《观堂集》，想必失传，一时未查得有此书史料。《白茅堂集》卷14云：“卢元昌字文子，举明经选校诸，书盛行于世，傲岸善饮，为诗惠好立就，有《观堂集》。”

沈德潜所说的卢元昌“生平遭际使然”，其中必有《松江志》所云“坐逋赋削籍”，“坐逋赋削籍”是指顺治十八年（1661），江宁巡抚朱国治以拖欠钱粮为名，黜革苏松常镇四府13517人，卢元昌为诸生，也在被削籍之列，这必然是他一生痛苦之处，另外一点，也许是遗民心态，入清以后那种极度不适。

总之，顾景星的挖掘，让我们探索《石头记》作者问题，带来一个不容轻视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