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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没有太多故事,显得异常平静。人们经常说到的祥和,不知道是否就蕴含在这样的平静之中。
春节过后,朋友圈里流传着一张照片,一位白发苍苍的母亲把头探进车里,专注而深情地看着即将离家返城的孩子,眼神里满是慈爱和眷恋。照片之所以击中人心,是因为它凝固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瞬间。母亲是陌生的,但场景却异常亲切,每个中国人多少都曾体验过这样的片刻。所谓的远方,并不是你不曾到达的壮丽风景,而是你回去了却不得不一再离开的家,是母亲粗糙而温暖的双手。在分别的时候,你忍住眼泪、露出微笑,只是为了告诉亲人你一切都好。这也许是唯一的安慰。
照片中的母亲既是真实的个体,同时又是乡村的象征。乡村养育了你,送你进入城市,享受着你一年一度带回的爱与团聚,也忍受着更为长久的别离。这样的群体性宿命,包含在更为宏大的城市化命题之中,在春节这个古老的节日里反复上演。盛宴之后将是漫长的忽略和遗忘,但这不是因为游子凉薄,而是城市生活这个巨大的漩涡吞掉了太多的时间和热情,以致于让人忘记为什么要去工作和生活。但节日的意义也由此浮现出来,它不是一次短暂的休息,它是对时间连续性和世间因果的叫停,它让你停留在当下,在转瞬即逝的片刻中无休止地体验和思考。你能铭记的片刻越多,你的生命就越是丰盈。
也许是要表达对母亲这个“符号”的尊重,大年二十九那天,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给全国人民送了一份“大礼”,在二审中给“非法持枪”的赵春华判了缓刑,让她得以回家过年。据说赵春华上诉前最担心的是,如果她被送到监狱服刑,那她在看守所预订的咸菜和蔬菜就要浪费了。在大量的新闻报道中,我惟独记住了这个细节。它有点令人心酸,却又那么真实地刻画了一个含辛茹苦的母亲形象。
赵春华虽然被媒体称为“天津大妈”,但她其实并不是天津人,而是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离异之后,她孤身投靠在大城市工作的女儿王艳玲。因为不愿意吃闲饭,她在繁华的“天津眼”附近盘下了一个打气球的射击摊,却没想到给自己惹下横祸。由于被定性为非法持枪,她被当地法院一审判刑三年半。为什么会有这样离奇的判决呢?因为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这当然是最具说服力的理由。但问题是,如果案子的判决结果实在违背常识,那它就可能也背离了实体正义。这也是人们质疑判决的原因所在。对于普通人而言,法律条文怎么写、为什么写成那个样子,他们无从探究和追问,但判决本身是否经得起推敲,却是看得真真儿的。二审法院虽然没有改判赵春华无罪,却在自由裁量的范围内给了一个起码的公道。虽然多少有点折中的味道,但总比浪费了咸菜和蔬菜要强得多。
个案判决有点问题,当然也不能放大,不能由此怀疑司法系统出了什么故障。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的传播环境下,特殊个案的确会影响人们对司法乃至法治的看法。尤其是,当畸重的判决落在底层民众身上时,就会在民间激起巨大的回响。这样的回响可能很低沉,但只有当它被听见,公众心中的天平才不会倾斜。
在这个伟大时代里,赵春华是最不起眼的小人物。她有着卑微的命运,就连她的惊恐和忧虑也是微不足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遭遇就不重要。当她在街头或在家中忙碌时,她或许只是她自己。但当她站在法庭上时,她就可能是任何人。正因为她的卑微,正因为她拥有的资源是那么的少,正因为她缺乏自我辩护的能力,她在面临法律的裁决时才更像是平凡的你我,更像是“人民”。只有这样的人受到公正对待,我们才能说世道是公正的。
普通人没有故事,却很容易遭遇事故。关注那些“事故”之中的人们,能让我们看到生活的另一面,从他们的际遇里,也能觉察到时代的改变和进步。从普通人的尺度看,这样的进步或许很小,却弥足珍贵。
赵大妈,你的春节过得好吗?
(文/蔡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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