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前一天，我一边啃螃蟹，一边和朋友讨论村上春树。为什么他老不得奖呢？结论并不惊艳，因为村上太通俗，真谈文学价值，离伟大可能还差点儿。

当然这也就是对着黄酒闲而论道。诺贝尔文学奖照什么标准发，只能问评委会那些个老头老太太。外人看来，他们仿佛隐世高手，出手招数没什么规律可循，有时候还很任性。今年，音乐家鲍勃·迪伦获奖的消息被公布时，吃瓜群众都吃了一惊，说村上通俗，无法打动偏爱高冷色调的评委会，可鲍勃·迪伦明明更通俗、更流行。热爱跑步的村上，今年陪跑的姿势真有点意外。

村上本人倒显得云淡风轻，他老早就在自己的网站上回应过这些年错过的诺贝尔奖，“这又不是赛马”。但这阻挡不了广大人民群众替村上委屈，如果民间设立个“诺贝尔委屈奖”，谁也阻挡不了村上得奖，段子手们恐怕连获奖感言都能给写出好几个版本。

“委屈奖”这个东西还真的不只活在段子手的指尖。前些日子，四川绵竹城管就设了个“委屈奖”，给执法过程中对执法对象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队员50元到200元不等的奖励。“获奖者”还真是心里苦，比如有个一米八的高大城管执法时脑袋被油勺子抡了好几下，衣服也被扯坏了，可愣是没还手。

“委屈”和“奖励”的组合，天生带着黑色幽默感。给受了委屈的人来点精神或者物质抚慰，看起来是安抚了受伤的心灵，可有几个人情愿获得这样的奖励？绵竹的执法队员就直言不讳，这个奖他们一点都不想拿。想想也是，巴掌都挨了，枣再甜，痛仍旧是痛。“你受委屈了，奖你100元”，脑补一下这个画面，换作谁，心里都不是滋味。

看上去处于强势地位的城管，却要设奖来鼓励“受委屈”，也是独特的社会现象。而且这还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十多年前开始，好几个城市就陆续设立类似奖项。说起来也是无奈，因为暴力执法的新闻频繁出现，城管总给人以“青面獠牙”的暴虐印象，倍感被动的城管部门想出这么一招，鼓励队员忍气吞声，目的是改善城管队伍的形象。

我得承认，“委屈奖”的初衷很美好，城管甘心示弱、不惜忍受伤害，想来还有那么些悲情。可这个奖项还是让人怪膈应的，我想原因或许是，为了打破“强势”的印象，它刻意虚构了一种弱势的姿态。姿态做过头了，自然是吃了力，却讨不到多少好。

山西长治市屯留县有24个中学教师最近也受了委屈，而且没人给他们发慰问金。想来你也听说了，这群老师一起聚了个餐，然后就被纪委通报批评了。聚餐是AA制，人均花费大约50元，而且是在“学校放假”之后，这些信息都白纸黑字写在纪委的通报内容里，外人看来并无不妥，可还是被认为“同加强作风建设要求格格不入”，你说委屈不委屈？

当地纪委给出的解释是，该县有规定工作日午间不能饮酒，虽然学校放假了，但事发时间对于大多数机关单位还是工作日，所以依然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

我看，当地纪委的脑回路，比诺贝尔文学奖那帮评委深不可测得多，反正我动用了训练了二十多年的逻辑思维，也没能理得清其中的因果关系。那二十多个老师看到通报批评的时候，内心多半也是迷茫的。

这事儿说起来其实特别简单，地方纪委官员生搬硬套纪律规定，僵化逻辑的审视下，平常之事也被扭曲为违纪行为。这应该是偶然事件，之所以四面八方的网友都来替这24个老师叫屈，才不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你想，啥错也没犯就挨批，还被包装得“有理有据”，叹其荒唐之余，又让人不禁有那么点害怕。

要是规定能够被随意解读、“违纪”被轻率认定，人们被不明朗的预期包围，伤心和恐惧，终究都是难免的。随意执纪，给规则平添巨大的不确定性，不仅伤害当事人，也破坏和消解了规则本身。

说起来，城管和小贩之间相爱相杀，关系总是暧昧中掺杂张力，也和规则不明朗有关系。不论是城管还是商贩，都被困在模糊的权利义务边界里，合适的制度安排似乎总在风中飘。规则不确定，随意执法的空间大，双方关系不拧巴才怪。各处的“委屈奖”断断续续搞了十几年，委屈却依然委屈，根子或许在这儿。

什么样的规则才是好规则？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可能写一百篇周末侃也探讨不清楚。但我认为，在公共领域，好规则至少要遵从这样的原则：越透明越好，越详细越好。举个例子，纽约街头不允许占道经营，怎样才不算占道经营呢？摊位必须离开路沿0.4米，与建筑物、十字路口、地铁口、学校等公共场所保持一定的距离。最大程度地有规可依，才可能尽可能理顺公共生活中的各种关系，规则才不会轻易被扭曲，失范行为也容易避免。

社会治理毕竟不能像诺奖评委会的评委们一般“任性”。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不透明也没什么，它只不过提供一种审美与价值的倾向，村上春树们受点“委屈”，于公共利益一点妨碍也没有。但如果社会规则不明朗，整个公序良俗都得跟着委屈。

（文/张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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