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刚过去的周三，是尼采的忌日。对哲学总是少根筋的我，从不敢说自己读得懂尼采。所以我更愿意分享冷八卦。哲学家向心动的姑娘求婚：难道你不认为我们两人在一起比各自单独生活会更美好、更自由，因此更卓越么？他问姑娘，“敢不敢与我走完所有生活和思想的道路”。姑娘说，不敢。

世俗意义上讲，尼采是个十足的loser。情场失意，家庭不睦，多数著作只卖得出几百本。精神崩溃之后，又痛苦地活了11年。

可能因为此，尼采总说不能回避痛苦、邪恶、嫉妒这些负面情绪，而要拥抱它们，而且要像超人一样战胜它们。热爱园艺的哲学家把这些负面的恶比作植物面目可憎、奇形怪状的根部，如果园丁精心培育，它们还是可以开出美的花朵、结出伟大的果实的。

我咬着嘴唇，对着这个神奇的比喻思考良久。现实中，我们经常不得不同痛苦与不幸生活在一起，可要怎么“培育”，才能让丑恶变成美呢？

这周的焦点离不开“死亡”这个关键词，让人如鲠在喉。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年轻的教师刘伶俐患病去世，患病之后，学校残忍地开除了她，去世之前她没有得到最起码的人道关怀；更加年轻的高中毕业生徐玉玉、大二学生宋振宁，先后在被电信诈骗骗光学费后崩溃猝死。怜惜与愤怒，几乎淹没了朋友圈。

在怜惜逝者、痛恨凶手的氛围中间，我偶然读到一个不起眼的故事：一群癌症患者，在病痛和贫穷的双重折磨下艰难求生，试尽了所有常规办法之后“铤而走险”，自己买原料，自制尚未获批的“救命药”。

风险显而易见。这些药在国内尚未经过充分临床试验，毒性、耐药性、不良反应，靠的都是自我试验，以及同病相怜的病友之间的“切磋交流”。但是他们等不起，即便等得起，救命药高昂的价格也是不可承受之重。科学、制度、程序，在一个“等不起”面前，苍白而无力。

三年前，一个叫郑艳良的农民被诊断为双腿动脉大面积栓塞，无钱医治的他回到老家，独自忍受不分白天黑夜的疼痛三个多月后终于崩溃，在一个下午，他拿一把水果刀、一根钢锯，锯掉了自己的病腿。

“自制药”和“自锯腿”，都是典型的“角落里的故事”，主角脆弱而卑微，境遇极端而无奈。你明明知道有恶在潜伏，却似乎很难抓得住一个“凶手”，也很难找得到一剂解药。这样的故事太边缘，就像长在黑暗泥土里的痛苦的根茎，喘不过气，露不出头，即便上了头条，即便拍成了《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光明的尾巴似乎还是藏在地平线以下。

把刘伶俐和徐玉玉们的遭遇和这两个故事一起读，似乎能发现一些隐秘的联系：他们都是不幸的人们，他们都在自救。自锯病腿，自制药物，自己摆地摊维持治疗和生活，自己承受被骗的损失与痛苦。

把人拖进无奈自救的，究竟是什么？是法律不够完善、是执法不够严厉么？是，但可能也不全是。

刘伶俐的人事处长曾经对刘母抛出一句，“不要哭，这样的事情挺多的”，其实“这样的事儿”，早就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劳动合同法明明在那儿，却被脸不红心不跳地跳过，浸淫其中者没觉得有什么不对，若不是惊动了媒体，或许都没有人会对此负责。

电信诈骗致猝死的案件侦破已经有了实质进展，人民群众却一点都不满意，不仅仅因为“若不是闹出人命就会不了了之”的揣测，更因为，只要个人信息还在肆意被贩卖，谁也没法获得安全感，大数据的灰尘里浮游的“凶手”比躲在虚拟号段后的骗子还要飘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茬接一茬，面无表情地做着“不经意的恶”，并且不以为恶。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武器，能够斩断这恶的链条？真的不好找。

农民举起钢锯对自己的腿下狠手之前，竟然找不到任何救济途径，也几乎没能得到什么帮助，单归因为“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善”，似乎太过单薄；至于那些走投无路的癌症患者，他们的遭遇，能怪谁呢？严密的专利制度、冰冷的科学程序中，人道与温情似乎很难找到容身之处。

悲怆的自救行为背后，真正的“凶手”或许是无边的冷漠、自私与偏狭，再严密的法律与制度，都难以触及到这些现代人灵魂深处的这些面目可憎的病灶，都没法让贫瘠的土地变得丰腴。

所以，悲剧过后，每当听到“要加大打击力度”、“要完善法律体系”这样的“应对”，我总禁不住在点头之后，笃定地皱起眉头。

也许听起来空泛，但我还是得说，必须要呼唤良知的觉醒和道德的进步，诉诸人文精神的滋养。法律的利刃也许能够一刀砍去邪恶的杂草，但冷漠、自私与偏狭仍长在根里，若没有美德来纠偏与感化，恶根仍旧是恶根，尼采所说的美的花朵，永远也开不出来。

（文/张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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