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九年(204)，曹操打败袁绍，并将邺城作为自己正式的根据地，对外自然是北征乌桓，平定北方，在内实则是对邺城的大规模的营建。修筑铜雀台便是其中的一大手笔。史料记载，铜雀台又名铜爵台，大约在建安十五年(210)冬动工，历经近两年才正式落成。随后，在建安十八年(213)，又挨着铜雀台接连修了金虎台和冰井台，后人并称为“邺三台。这三台，曹操确实也是费尽心思的。三台巍然屹立，每座高台上都有几十上百间屋宇。尤其是铜雀台，正如，曹丕的《登台赋并序》中所描写：“登高台以骋望，好灵雀之丽娴。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登台之后，一眼望去，目及溪谷草木，清风拂衣、乌鸣伴耳，论谁不夸一句曹操的审美呢?可仔细一想，问题恰好出在这里，要是把主人公换成酒池肉林的商纣王，修筑奢美高台的确说得过去，可修台的成了向来俭朴的曹公孟德，倒是一件很疑惑的事情。正如裴松之曾详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 送花绣，侍御履不二采”，即便是征战中得到奢靡之物，也悉数赐给有功的属下。甚至于曹植的妻子就因为违背规矩，穿了锦绣衣服，被曹操看见后赐死。既然曹操如此俭朴，为什么要在刚刚经历过战火的地方，劳民伤财地修建华丽壮观的高台呢?

在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掌控的东汉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在曹操的授意下，原本的朝廷三公职位--太尉、司徒、司空被取消，改设丞相一职。首位丞相的出任者自然是曹操。这道政令一下，曹操便名正言顺地宣告掌权，正式登临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但是，当时的曹操，虽说位列丞相，却仍然只是武平县侯，在东汉的封爵制度中，顶着异姓，曹操便是铆足了劲，受封侯爵也就到了头。可将朝政大权尽握在手的曹操，并不甘心止步于此。为了展示自己的政治意图和宣示方式，两年后，铜雀台正式开建。曹操选择此时修筑高台，自然不是为了庆祝入驻邺城。自古以来，修筑高台本就象征着权威，是统治者的一项特权。《五经异义》说：“太子有三台，灵台以观天象。时台以观四时施化、囿台以观鸟兽鱼鳖。” 诸侯即便再想修，最多只能修两座，绝对不可以越过天子。在东汉时期，只有王爵才能在自己的封国设祭坛、立宫室。但身为侯爵的曹操，偏偏就在此时修起一座恢弘高台，在其上建起华美宫室，其中深意，即使庶民百姓看不懂，但文武百官、汉献帝一定能看个明白。照这样推论下去，正如有学者感慨，高高耸立起的铜雀台，不就是曹操用其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方式从而来减轻百官对其称帝的阻力，进而达到他的终极政治意图。

随后，在建安十七年(212)，铜雀台落成，同年，曹操被赐予特权“参拜不名、剑履上殿，一如西汉名臣萧何。建安十八年(213)，金虎、冰井二台动工，这一年，曹操正式被册为魏公，加九锡、建魏国，邺城正式成为魏国国都。三年后，汉室异姓的曹操受封魏王，“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旒冕、车服、旌旗、礼乐郊祀天地”。在高大三台的注视下，驰骋一生的曹操，登临了此生的最高位置。

曹操的“邺三台”是全城的制高点，可以俯瞰全城和稳固城内外防守，具有象征政治威势和军事堡垒的作用外，也还有文娱作用。

其一，政治权利的象征。巍峨耸立的高台建筑，是王权威严的象征，目的就是曹操在彰显自己的权威和地位，标志着他要建立自己的团队了。不再满足于给汉献帝打工了，自己要当老板了。

其二，军事堡垒的作用。邺城三台是全城的制高点，可以俯瞰全城和稳固城内外防守，其中之一的冰井台还储藏着大量的冰块、煤炭、粮食、食盐等物，以防不虞。三台作为战备要地，由此可见一斑。并且，据史料记载，在建安十五年（210年）至建安十九年（214年）间，邺城曾发生过一起严才叛乱事件，曹操就是在铜雀台上指挥部署，一举将这场叛乱平息的，可见铜雀三台的军事防御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其三，文娱作用。曹操雅好文墨，邺城三台也是曹操为魏国的文人们提供一个创作活动的场所和交际之地。因此，邺城三台与建安文学有着不解之缘，是建安文学的才子佳人们吟诗作赋的重要场所。曹氏父子以及王粲、刘桢、陈琳、徐干、蔡文姬、邯郸淳等，都在铜雀台以文相会，留下过不少佳作。可谓是铜雀台为建安文学提供了舞台，建安文学又成就了铜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