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许多帝王，为确保社会统治的安定性和稳固性，除了要求自身及周围的文武大臣，纷纷研究《易经》，并以《易经》做为治理天下的学问之外，甚至连朝代名称及帝王的年号也求助于《易经》。如蒙古皇帝元世祖忽必烈采纳汉族官僚刘秉忠的建议，改国号为“元”，是根据《易经》的《乾、彖》中“大哉乾元”的含义取意。又如明朝的“明”字取自《易经》中《乾、彖》“大明终始”之义。大明为日，而日又是宇宙间主宰光明之物，日月如天，故取朝代名为“大明”。

除了朝代的命名，中国及其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帝王们还普遍采用《易经》起年号，如：汉武帝刘彻，在他即位的第一年(公元前140年)称为“建元”之年，取意“大哉乾元”的含义。西晋司马炎在公元275年取年号为“咸宁”，这是根据《易经》中，取自《乾、彖》中：“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意义。隋炀帝杨广在公元605年取年号为“大业”，则来自《易经、系辞上》中：“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的美好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