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回乡知青曹福生，是在宣传队。熟识他，是在以后的交往中。他和他家在其时的农村，算是有故事的。

初见福生，他那清瘦略带忧郁的脸庞，与当地农民有区别，这足以给我很深的印象。应该说，我们交往的基础，是有共同语言。他似非常熟识我们的情怀，对起话来，感觉不出我们身份的不同，其见识也令我刮目相看。有意思的是有些习惯都很相似，比如喜欢睡懒觉。雨天不出工，可睡到躺着难受了才爬起来。愿意与他深交的最紧要之处，还是在于他的善解人意，有一副理解我们当时处境的古道热肠。

                   (其时的曹福生)

         我曾以《荒唐的交友限制》为题写过一篇博文，讲得就是和他的故事。至今想起来，还恍如做梦。

上世纪70年代,以成分划分人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地富反坏右，俗称的”黑五类“，人一旦被圈入这个范畴，在哪儿都会被打入另类。这些人的子女或亲属的一些权利，诸如上学、招工、参军和入党、提干等，一般情况下也随之成为难以成就的事，甚至婚姻都有难度。此外对外交往朋友也都受到限制。

福生就是出生在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家庭。他的父亲曾是东北军的一个军官。解放后，曾在一汽车修理厂做过厨师长。后终因这个问题，一家人被发配到农村自食其力，也就是我下放的大队。福生所在的钱家山生产队临近公路，那儿5路公交车设有一站。每次回家来回坐车须得经过他家。熟络了以后，常在他家中转。他父亲生就的北方汉子，高高大大，尽管年事已高，可腰板还很挺直。说话道地的东北味，洪亮，很好听。每次去时总要聊上几句。有时晚上很迟了，也就留下和福生”捣腿“（即同睡一张铺的意思）。福生的妈妈满脸的慈祥，这位曾是江南大户人家的千金，知书达理，虽是风光不再，可依稀还可看到当年的风采，每次见面总会和你聊上一些家常话，最多的还是当年的事情。最爱看的书是《圣经》。因做得一手好针线，常到市区替人做些针线活贴补家用。为此，福生的妈妈和我的母亲后来相识并聊在了一起，有着许多的情感共鸣。

                      （福生的母亲）

其时，我没有多少的政治观念，也就是没有政治敏感性，对人之间交往完全是以人品、志趣为全部，对“亲不亲，阶级分”的政治观念置若罔闻。可以后发生的事，这辈子想起都会唏嘘不已。

自我在1977年1月份写了入党申请书后，我的一切行为均在人的注视中。记得大队党支部的一位负责人了解到我和福生关系密切、来往频繁的现状后，曾严肃地代表支部告诫我，以后不能上他家了，理由就是他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这种简单朴素的政治觉悟，现在看来非常可笑，可在当时确是衡量一个人至高无上党性的不二标准，其时也是为普天下众生所接受的信条，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或许是我愚钝，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全然未将此告诫放在心上，仍是我行我素，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直到有一天，即是当年4月中旬的一天，我已做代课教师一个月了，另外一位大队党支部的负责人约我谈话，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好骂，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怒火。我这才感觉到问题有点严重。尽管心底里不能接受这种观念，可也不能无视党组织的意见，拿自己所谓的政治生命为儿戏。一时间陷入了非常痛苦的二难境地，不知如何处理为好。这种情况下，我有一个星期未到他家，福生托人带信约我到他家去，我婉言谢绝了，但没有说出具体原因。大凡“黑五类”出身的人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具有着红色恐怖下的那种自尊与自卑相互交融的那种敏感特质。我的反常行为，使得他立即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无论如何也要我晚上和他在一起吃个饭。在我说出了事实真相后，那晚他喝了太多的酒，流了许多泪。那种挣扎在社会最底层而又不甘心屈服命运的无奈、委屈的心态展露在你面前，令你动容，令你心伤。我至今还记得那晚分手前他真诚对我说的话：“我不怪罪你。你应该为自己的前程努力，不要为我搁不下情面。你应该坚持原则，听党的话！”可说我们是在一种依依不舍中分了手。那晚回去后，我在日记本上记下了我有犯罪的感觉。

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确实不太见面。待我渐入代课教师角色后，似与大队政治舞台远离了许多，对政治也没有了多少要求。我与福生又恢复了正常了交往。回过头看看，这真是人生的一个难忘的片段。其时，什么事一经与政治挂钩，人就要走样。这也是那个时代、那个年月、那个时期的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

在那时，福生确实生活的不容易。高中毕业，这在当时的乡村算是高学历的知识青年，他与同龄人一样，有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但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未来只是“天花板”，可望不可及，尽管他很努力、很上进、很有能力。原因正是在于他的父亲曾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有着一顶沉重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这在政治挂帅、唯成分论的年月，也就基本决定了他的前途走向，也就是终生务农。对于不服命运的他来说，这是心中多大的痛，不能提及，也正能埋在心底。

我于1978年高考离开农村后，农村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1979年1月，中央有关摘帽问题决定下达后，所谓成分不好的政治上的“贱民”身份没有了，福生迎来了他政治上的春天。1979年他先是被大队推荐给公社，由公社任命为大队民兵营长，相继加入党组织。后来又被任命为大队长、又调到公社乡办企业任职党委书记和经理之职等。他的经历和变化，可看出国家政策对于一个个体生命来说，有着多大的影响力。感叹岁月的变化，也是我在这里说上这么多的缘故。尽管我下放所在地已不存在，盖起了座座高楼，户户农户都已搬进了楼房，成为了城市的一部分。福生也归入了市民行列，但对那段岁月的人生变化还是唏嘘不已。

            （福生任大队主任时的留影）

现年已花甲的福生，看起来仍是很有生气，毫无暮气。一家三代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衷心祝愿他及他的全家幸福美满！

                                       （福生的全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