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大队，认识了许多人，视野顿时开阔了起来。

我下放所在的大队，原属于鸠江公社，地处市区近郊。通往郊区的5路公共汽车在大队有一叫双塘生产队附近的站名叫五里汀，想必离市区只有五里路。大队共有十个生产队，分别是钱家山、双塘、杉木桥、前马、后马、毕屋基、前高埂、后高埂、上官唐、邢家山。其中，八个生产队有知青小组，好像只有后马和上官唐二个生产队空缺。大队所在地是杉木桥生产队，这是大队的地理位置中心，自然也是全大队的政治权力中心。

那时，大队部只有一排土墙瓦房的平房，约有六七间屋。除大队干部办公室、会议室外，还有一间是代销点。商品奇缺年代，这个代销点成了人们眼中的热门所在。有什么计划商品出售，这里就成了闹市。负责管理代销点的是位姓彭的老头，个不高，背微驼，眼咪咪的，说话声小小的。我们常去那儿是因为买香烟。知青基本抽得是二角七分一包的东海牌香烟。偶尔买散装酒，即八毛一斤的地瓜酒。看到他便会有买香烟的冲动。后来在大队部以东建了座较大的猪鬃厂，属于大队的副业，里面全是半大的男女孩子做工。建猪鬃厂顺便搭建了二间平房，供以大队广播站和大队文书、会计使用。

（毕屋基生产队的知青的青年试验田留影）

现在的大队早已荡然无存了，所有的土地被征用建成了座座居民楼房。原鸠江公社早已在行政区划中升格成了市属的鸠江区，原大队已成官陡街道下属的一个社区，农民没有了土地，全都上了被称之为钱桥小区的楼房了。原十个生产队现在变成了十个居民小组。也就是说全部城镇化了。

我们的大队，干部职位有这些：书记、大队长、民兵营长、妇女主任、文书、会计、团支书等。他们虽是农村户口，却是脱产干部，因此是农村里有想法的复原军人、回乡知青一心向往的职位，都以谋取这一职位为理想，并为之而努力。其时大队干部,在农民的眼里,很受推崇,也很体面。在我们知青心中，因其有掌握我们命运的话语权，更有份量。

我对其时大队的谷姓大队长印象不太深。此人满脸忠厚，相貌周正，不善言语。受人尊重，似也不大管事。看的最多的就是他和生产队长一样，经常扛着一把锹巡视在田间地头；民兵营长姓邢，是位退伍老兵。干得是很严肃的事，可人却是笑口常开，很有人缘。大队里许多事好像都有他的份，尤其每年的挑圩大都是他带队。感觉挺好的是他在圩上，既指手画脚，又带头干活；大队会计姓刘，从未听他高言说过话，连走路都静悄悄的，想必管理财务养成了小心谨慎的性格；那位陶姓的大队文书，长相俊朗，据说是当年大队的才子，能写会说。与人说话总是满脸堆笑，总有让人摸不着边际的感觉。

大队的张书记才是真正的当家人，掌管着全大队的人、财、物资源，俨然是一方诸侯。我对大队书记的认识就是从他身上定型定性的，一说起农村干部第一个想起的就想起他。同样，对于心目中“一把手”的形象也是由他塑造的，那种说一不二的果敢掷地有声。我初入社会，不懂江湖，先入为主，当权干部的概念就这样让他给占满了。

张书记,名叫张国旺，四十来岁。矮壮的身板透着一股由内而外的力道。圆圆的脸庞配以一双深邃的眼神，给人以阅人无数、历经沧桑的干练之感。平时在人堆里总是不苟言笑，严肃有余。无论是他职位的光环，还是他多日练就的威仪，在整个大队里，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容不得一点怀疑。在任何场合下，只要他在，绝对是万人瞩目的对象，其他大队干部都是浮云，都会被他的气场压出个小来。任何所需做出决定的大小事情，只要他在，都会齐刷刷地对向他，不会有任何不谐的声音，绝对是全大队的主心骨，其他大队干部只能是唯他马首是瞻。那气势，能定河山！

我在农村的头二年，看得到，也感觉得到，全大队上下风气还是不错的，很平和，人心也挺稳定，人们都在做着自己该做的事。即使有些不良现象，似也起不了风浪。包括我们知青的风气也很纯正，没有乌七八糟的事出现。这一切盖因有个能镇住江山并为村民折服的当家人。想必这只能说明当家人本身还挺正。

当然，在他的面前，看到的人之媚态像也最多。这与他太有话语权、太有决定权有关。大凡在他周围的卑躬屈膝者，都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是其他各种大小利益上有求于他的人。有些奴才的行止、奴才的面容，和我几十年职场中的所见所闻何曾相似。绝对的权威必定养育出绝对的奴才。我们这些知青也因事关上调回城的大事，个个见到他也是满脸的讨好相，唯恐有所不周详。

岁月悠悠，几十年过去。初入社会的我，张书记的那种能定河山的气魄，让我开了眼，也曾动我心，直至今天不能相忘。去年1月份，初写这篇博文时，曾萌发去拜望他的念头。后听农友说，他已在六年前去世，生出些许惆怅。今年我重写这篇博文，确有悼念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