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农村的大半年时间，基本在生产队。随着秋冬季农闲时光的来临，我于11月被召唤到了大队宣传队。自此，熟识了大队，也认识了很多人，算是视野开阔了许多。那时，农村每到农闲时节，总是会充分利用知青这一人力资源，组织成立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一些来自于本土风情或是引进一些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的节目，然后在各生产队巡回演出，此外还要参加公社及其他层级组织的汇演。

宣传队约有十几人，大部分是知青。我记得有四位本土老乡，一位是回乡知青曹福生，和我相处甚好，日后成了来往最为密切的农友；一位是被视作乡村的女民歌手，名叫晋毓梅。每次演出，总有她的保留节目。她的嗓音很高，用得全是当地方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原生态”，很受当地上了岁数老乡的欢迎；另有一位也姓曹，拉得一手不错的二胡；还有一位好像是姓陶，也是二胡手。知青中，我记得有几位是搞乐器的，其中蔡力勇善拉二胡，小胡是小提琴手，还有一位弹琵琶的女知青，也好像姓胡。

           (大队宣传队员合影照。其时我还未加入)

由于人不多，所以宣传队排练的节目都是一些小型节目，诸如：小合唱、小型歌舞、对唱、独唱、朗诵、三句半等。有一女知青名叫谢园园，能跳会唱,非常活泼，文艺细胞很足,绝对是宣传队的核心和台柱子。平时的排练,或是一般性的节目，基本上就是在她的指导下进行。由于她的父母均在专业文艺团体工作,所以也常请一些专业人士来帮助我们排练,这也是我们这个宣传队得天独厚的条件，也算是她家对大队工作的支持。

              
                           （我们大队宣传队的台柱子—谢园园）

现在看来，之所以广场舞如今有如此铺天盖地的势头，参与者如此众多，与我们这辈人当年在农村、在学校参加各种类型的宣传队，受过一定的训练大有关系。这辈人目前都已到达跳广场舞的岁数了，而且都训练有素。

记得到宣传队不久，大队就要求赶排一组到生产队巡回演出的节目，其中有一黄梅戏歌舞选段，内容好像是一位军人回乡探亲感觉家乡发生的新变化。演出这个节目的只有我和女知青李文俐二人。为赶时间，排练到深夜，大队书记以及大队团支书为表示重视，都亲自坐镇现场观看，非要排练完才离场。给我们指导的是一位专业人士，他的一招一式甚为灵活自如，煞是好看，我们跟在后面学习。小李还学得有模有样，很有一点舞蹈的基本功。可难为了我，以前没怎么这么正儿八经地排演过节目，根本没有什么基本功，所以总显得不合拍，跟不上趟，害得这位老师左一遍又一遍地重新来过。观看的这些领导，开始还是笑话我太不专业，笨手笨脚，后来夜深了，都显的不耐烦了，大队团支书为此好像脸色还沉了下来。这种急赶的做法，真让我吃了苦头。第二天我们自己继续排练，在没有现场压力的情境下，效果可能好得多。后来这个节目还成了宣传队的主打节目，被我们演得还真像那么回事。

 （和我演黄梅戏对手戏的知青—李文琍）

有一天，我们在靠近国道旁的一个生产队演出，当时还有市内某一学校一个班的中学生在那参加劳动，正好与社员一块观看我们的演出。其时我的二颗上门牙都是半段，分别是在小学被同学用伞打断的、中学挖防空洞时被人不小心误伤的。那时好像根本不在意自己的容貌，也从没想过补过牙。我和小李边歌边舞时，那班学生中的一个调皮男生突然在下面指着我大声说:“缺牙巴！缺牙巴！”，一时间引得全场哄然大笑，那场面确实挺好笑的，我也跟着大笑起来，致使演出中断了一会，不过很快就恢复正常，继续进行。从那时起，我就对这二颗缺损牙倒在意起来，知道这很不好看。而我的缺损牙第一次修补就是以后在同村知青小张那儿做的。想到他的过早离世，还真不是滋味。

宣传队是青年聚集的地方，尤其各队的知青在一起，由生疏而熟悉了起来。没有了农活，没有了约束，大家的日子自然也就过得相当舒心。整天排练和演出，忙得不亦乐乎，时间也是很紧张。但参加农活少了，这正是我当时告诫自己不要忘乎所以的道理，不能昏昏然而飘飘然。因为参加大队宣传队，工分却在生产队记，因利益所在，这是队长和生产队不愿意的事，也是遭致口舌所在。我知晓这种关系的厉害，往往是生产队对大队干部不能怎样，却将气撒在我们这些知青的头上。心知肚明，但却实在处理不好，只能随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