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5月中旬，我们三位知青，即汪、唐和我，被队长派遣外出务工。面对当时生产队人多地少的困境，这是队长在经济上最为合算的考虑。我们在生产队也创造不出什么经济价值，还白抢了社员的工分。通过外出打工挣得虽是微薄的工钱，却也是生产队的额外收入。而我们最为乐意的就是能够天天回家吃饭睡觉。

不知队长想没想过，我们去做的是一份劳动强度太大的苦力活，实际上是将我们送进了“虎口”，至今想起都会不寒而栗。回过头想想，是队长在我们临走前说得一句话，将我们死死地固定在那个工作环境中。记得他笑嘻嘻地眯着眼睛对我们说，在那儿干活跟在生产队一样，要有好表现哦！对于我们这些单纯、毫无阅历的知青来说，这就是“最高指示”了。

这是一个不大的包工队，所做的工程是重建靠近江边的一座二层的小旅社。包工头是我们公社一位长期在外搞建筑的“老江湖”，见到我们三人，说了一句“你们在这儿的表现我会向你们大队反映”的话，就给我们套上了“紧箍咒”。包工队里只有二位大师傅，其中一位还是我们队里一户人家的准女婿，是一位公认的手艺好的大师傅。小工除了我们三位外，还有几位农村女性。

所谓小工，以我那时的小工经历，就是在工地上做大师傅砌墙这一技术活以外的所有活，繁重、琐碎，没有任何技术，只需要体力。现在的农民工在城里建筑务工大都是从事这个岗位，因此我很能体谅他们的艰辛，也能感知他们处于地位最低下的那种弱势和无奈。

从开工的第一天起，噩梦便开始了。头几天是撤除原先的建筑物，我们战斗在满天灰尘的世界里。在工头的指导下，撤了屋顶再打墙，再往外运建筑垃圾。我们尽管不懂建筑，但还是知道有时悬空干活的危险，那还是相当的小心。起始，满嘴的泥土，我们都不敢喝水，可出汗太多不补充水分受不了，只得硬着头皮连灰带水往肚里装。一天下来，那熊样只有相互打量才知道是多狼狈，想必每位父母见到都会心里不是滋味。可收工后，我们抖落掉身上的灰土，洗去满脸的污迹，还是嘻哈哈地回家了。毕竟我们在城里干活，晚上可以回家吃上妈妈烧得饭菜，在家里睡上安稳的觉。但绝不会多说干活的事。

接下来的活计就是为大师傅砌墙做下手。每天上工开始，抬沙、抬水泥、拌水泥砂浆并运送，抬砖搬转等所有体力活几乎为我们所“垄断”。在工头的不断吆喝下，我们不停地穿梭在工地上。只要有一处缺少什么物件，我们都感觉做错了什么。我们只以为这般卖力地干活会换取表现好的美言，不曾想这样更加剧工头对我们的驱使。这或许就是人心的黑暗之处吧。俗话说人善被人欺，就是这个道理，可当时我们哪能悟出这些，还一直就这样坚持着。

最难忘的一天，是小楼盖到二层需要抬预制板上到二楼的那天。工头要求十分坚决，当天必须完成。那天正好下雨，我们三人加上工头的继子四人，在雨中不歇气地连续抬了一下午的几百斤的重物，最后抬得腿不听使唤，直至个个瘫痪在地。雨水汗水还有不太争气的泪水顺着我们的脸庞流下，这才感觉到这个天地太黑暗了。感到了委屈，感到了愤怒。此时已到7月中旬，是农村最为繁忙的“双抢”季节，所有在外务工的人员必须全部归队，我们由此也就结束了这次外出务工的经历。

这次外出做小工，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磨难。被人如此使唤和盘剥，过后想想，虽有我们的无知，对落得好印象的可笑忍受，对比工头人性的狠毒，也有我们人性中的软弱。可叹可怜又可悲！或许这就是“社会大学”的现实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