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产队在1975年共来了五位知青。我和其中的二位是1月份来的，另二位分别是4月和7月来的。

一位张姓的知青来后不久便被队长照顾安排在本队当民办教师。因此他在农村的二年多点的时间内没干过农活。在生产队做民办教师也不简单，即要教书，又要看管好十来个六、七岁的孩子。令人心悬的是教室座落在水塘边，那是座加工粮食兼抽水的机房。好在他心细，脾气好，也很负责任，从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但给我们的感觉他很劳累，尽管不干农活，可心累甚于体累。看得出他很服从队里的安排，也乐意做这事。塘边上的那座小屋离我们住处不远，常常能传来“嘀铃铃”的摇铃声和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我们听来,还真有点趣味。这位张姓知青,上调回城后不服做工人的命运，恢复高考后上了一所医学中专，学得是牙科，后一直从事牙医工作。这还真符合他的性格，细心，有耐心。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自己第一次镶牙就是他给配装的，这以后就再没见过面。听说他90年代就去深圳闯荡了。2014年8月份，一位从深圳来开会的李姓知青见面告知我，他已于三年前患癌症在深圳去世了，据说是劳累过度。听后不觉一怔，半天说不出话来，心中默默为他哀悼！

五人中，小张和小唐是初中毕业生，我和小汪（4月来的）、还有小姜（7月来的）是高中毕业生。小唐是位长航工人的子弟，话语不多，笑起来总有点腼腆。人群中常是不显山不显水的，为人处世很是谨慎。自他招工回城做了一名航运工人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小姜很有天分，非常喜欢舞文弄墨，出口很文学，是大队公认的才子。而且人很热情，后来参加大队文艺宣传队时，他创作了很多节目，从作词到谱曲，都作的有模有样。他家住在城乡结合部，距生产队最近，我们实在无饭可吃时，没少到过他家蹭饭。其父是一位大型工厂的厂长，母亲是位看上去受过很好教育的人。我们到他家总会受到热情接待，常会觉得不好意思。小姜因在家娇生惯养，缺乏劳动锻炼的缘故，干农活真是出尽了洋相。他平时走路，习惯于脚尖先落地，走在不平的田间地头，就有不妥的感觉。一副重担落在他的肩上，全身相当的不协调，比看走路顺拐都别扭。常会在田间出现一副担子挑在肩上找不到平衡而转圈的窘况，惹得全场人开怀大笑。因此，每当他上工，田间地头总会有阵阵笑声。说句实话，屡屡见到他的那种非常不合势的干活做派，不自然会冒出上山下乡对他真是一种罪过的感觉，虽然也会跟着笑笑，可最后总有一点苦意。不仅为他，也为了自己。据说他恢复高考后，参加二次考试都没有被录取，转而考上了银行工作。后又不知怎么辞职做起了自由职业。几十年过去，从未相见过。

知青小组的五人中，我和小汪最对味，相处最好。他的身上有一种我与生没有带来、后天也养不成的宝贵品质，那就是肚中能装得下任何人和事。之所以他能成为我们这个知青小组的组长，正是这个道理。后来他学中医，做了一名医专教授。当然，我们这辈人选择职业的自由非常有限。他若是从政，他的这种品质非常符合我国的政治生态。再加上他的宽厚、忠实，不张扬，定会在群体中出类拔萃，上下左右都会很宽心，也会很放心。他是一位南下干部的子女，但其身上没有一点纨绔之气，正直、好学倒很显然。我们一段时间的相处，对于二十来岁的人来说，很要好的显著标志就是形影不离，也是无话不说了。我很怀念这段和他在农村结下的珍贵感情。在以后恢复高考，各自奔赴前程的几十年间，几近两茫茫，屡屡想起内心都充满了悔意。我们处在二地有所不便是实情，近几年虽有过接触和来往，与当年友情相比，很显淡然。总以为以后会有大把时间叙旧，殊不知不饶人的岁月箭一般逝去，转眼各自都到了退位退休的年龄，真成了人生一件憾事。近日在博客中写到农村岁月这段文字，他以及回乡知青小曹等人跳入脑海，骤然间就有一种非常想见到他们的欲望，而且非常强烈，以至于迫不及待地操起了电话打过去，很直白地告知挺想他们的，并告知近日将去看望他们。二天后我也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尽管话还没说够，可内心的情感却在见面中得到了一点满足。我想我一定会常去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