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下放到该队之前，几年前曾有一批下放知青，以后陆续招工上调进城，还留有二位，而且是全大队当年下放未被招工回城仅剩的二位,可见是“老大难”。我们来后很长一段时间只听说过他们,但没有见过他们，在队里也看不到他们任何存在的痕迹。但就是这二位”老大难”,却给我们留下太深的记忆。

一位林姓的老知青，是市区东边火柴厂工人的子女。因其父亲早逝，生活无所依靠，非常困难，但也不参加生产队劳动，长期漂泊在社会上。我们下放到该队一个多月后，也就是春节后的一天，才在看护队屋的齐大伯处第一次见到他。以后的日子，就常有小林今天又来过生产队的传闻，但都是来无影，去无踪，与我们不大照上面。

我们住处发生被盗，是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那天上午我们都回家了，下午一块回来时，齐大伯迎着我们告知今天小林来过。我们还好生奇怪老人家说这干啥。待我们进了屋才傻了眼。有一些地方被翻过，尤其是小汪的箱子锁已被撬坏。检查结果，基本上是放在屋子里的钱都被拿走了。我放在箱子里的钱包不见了，那里放了刚刚从公社领回的八元津贴费，还有一双刚买的鞋也被顺带走了。想想气不过，我们几位一同找到他在市区的住处。那是一间刚够放进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办公桌的小屋，里面凌乱不堪，阵阵异味扑鼻。见此情景，我心已在打退堂鼓了，这样的人说不清道理的。果不其然，众目睽睽下，他也不否认偷，但绝不交还所偷的钱，那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泼皮劲，真叫我们称绝。最后竟一溜烟地跑了。我们见此毫无办法，只好打道回府，自认晦气。此后他便彻底消失了。此事发生后，生产队、大队、公社都很客观地分析了他的实情，很人道地推荐他招工回城当了一名工人。这样做虽有自保一方安宁的意味，但从根本上解救了一个人。否则再继续不闻不问，真不知此人还要做出令公安部门来管的事呢。

另一位张姓的老知青，是个干部子女，个子很矮,精瘦得很,家庭状况很好。我们落户生产队后很长时间都未见过他。大概在1975年的秋后，公社将我们队知青小组三间瓦房盖好，我们欢天喜地搬进后，他出现了。他是和一位比他高出半头的女人一同来的。我们非常热情地欢迎了他。没过几天，他竟也搬来与我们同住了，而且就和我、小汪同住一室，但从来不干活。此人挺讲义气，行事也很大度，看得出是“混江湖”的人。由于他对周边知青点相当熟悉，我们无事时跟着他到处转转串串门，倒也有趣。可以说，大家与他相处的也不错。没过几天，故事开始了。可能他与那位比他高出半头的女朋友新交不久，一段时间后进入了热恋期。一天收工回来，只见他的床已被完全包裹了起来，厚厚的硬纸板包在蚊帐外，从外一点也看不出里面的状况，俨然是“屋中屋”。还创造性地在他床前留出了一条通道，挂上了门帘。我们几人相视硬是将吃惊吐出的舌头缩了回去。我们都知道二人在这“小天地”里，但一点声音都没有。如何办？谁也不知怎么办，最终我们只能当他不在。我们干我们该干的事。起始我们说话还注意着点，时间长了耐不住，也说我们该说的话了。到了睡觉时，也和平时一样关灯入睡，全然就当没这人似的。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上工去了。想必我们一走，这二位定会出来舒展舒展、解放解放了！那时，我们几位虽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可对男女之事全然不知。我们背后谈得最多、也是最惊奇地就是这二人怎么受得了那么长时间地不出声。就这样，这对“苟合之人”在这“小天地”里度过了一天又一天。我们也是能回家的就回家，能不在屋里的就不在屋里。必须在屋里的也就只能当他们不存在，他俩也配合地就像不存在似的。大约过了一周，他俩走了，我们都解放了。以后听说那女的家长对其实行严格的看管，不让其出门了。这位张姓的老知青也就此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真是蓦然地来，悄然地走，留下的却是一个让我们难以忘却的故事！

客观的说，这二位老知青的所为，与我们大队知青的良好风气截然不合，是过往遗留问题的极端反映。让我们碰上，也算是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