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长莺飞的季节，芜湖的农友（即当年下放在一起的知青）又一次在热心筹办着聚会事宜。我和李文琍都远离故土，敲定时间相对于同城有难度。现已定四月初聚会并外出赏阅乡情土风。这几天也就老想着和农友们重逢且日趋热乎的历程,一些记忆深刻的人和往事也成堆作哄般到心头,不说点什么好像堵心似的。

知青，是唯一我辈拥有的称呼，虽不很卑微，也不荣耀。现日渐在消失、逐步淡出世人视野。我辈青春时代的声音想必也就弱弱地在你说我说的往事中。作为一员，几十年来无论何处供职，只能将这段过往沉在心里，自我品味。只有共同经历的人凑在一起才有许多会意的沟通交流。现在各处知青大聚会，想必是受已到黄昏时、寻求共话人心理所驱使。人抱团有一种精神力量，人遇知音会快意无限。

人在何时何地也都会有走近之人，尤在青春年少时。有些往事，关乎着人性的扭曲与觉醒。一些经历，不乏苦难，却有一种共青春的温暖。这些都会在人生中淀积下不可磨灭的情感。其时年轻，心智不熟，面对未来无力无助无奈，茫然感十足，但丝毫不影响我们积极生活，向往美好未来。岁月悠悠，几十年过去，我们已不再纯真，可我们这些除却社会职能的准老人，却在曾经的年月中荡荡悠悠、悠悠荡荡。毕竟，故土上有过让你铭刻于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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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秋季离开下放地后，我基本就消失在农友们的视野里。其时各人都陆续处于求学、成家、生子、工作的琐碎繁忙期，人生爬坡都很不容易，谁也惦记不住谁，不在同城更是疏生。2004年我所在单位组织架构调整，与芜湖同一机构发生辖属关系。自此到芜有了公干，也就有了问友访友的机会。从肥回芜要路过原钱家山生产队回乡知青曹福生家，从他那里得到与我同队（前马生产队）知青汪安宁、后高埂生产队知青蔡力勇的电话。他仨是我在钱桥大队最近的人。因此到芜湖公干得闲，便与三人小聚。蔡的太太朱桂馥也是我们同一大队知青，偶也参聚。虽没有几十年前的那种亲睦，似乎江湖生涯已练就不深言，浅浅地说也就很畅意了。交往也就在断续且淡淡中。其时各自工作忙碌，人生匆匆。

与蔡力勇相识于大队宣传队，我和汪安宁与其相处都觉舒适。1975年冬季，是很有意义的一段日子。由于我队没有合适住处，知青屋建造还没影子。我和汪安宁、唐德华就搬到后高埂队与蔡力勇同住。该队当年知青上调返城多，他的房间只剩下他一人。自由散漫，没有管束，因而我们倍加安逸地懒散。

 农村冬季的农活就是积肥。其时，郊区农民每天去城里的旱厕挑粪（说直白点就是偷粪）。一担粪达到一定的浓度（即水分少）可记7分工。可知我们干一整天活才有这个工分值。记得每天队长拿着粪便浓度测量仪哆嗦着在河边粪船边测着每担粪的浓度，其情其景甚是有趣。受后高埂队知青影响，我们决定随他们行事。每晚，大家在一起闲聊或是打牌，12点左右烧饭吃饱肚子，也增加抗寒力。约在夜一点左右，几人一伙便担着粪桶进城了。装束很农民，基本上是外面穿上一件大棉袄，裹紧再系上绳子。更讲究的是系上一根草绳，那是绝对本土化。都喜欢戴上一顶老头帽，放下来，只露出一双眼睛。另外要带上手电筒，那是黑暗中干活的必需品。由于都是城里人，对公厕的分布有所了解，轻车熟路，常是人到一会便大功告成，挑上满满一担粪悠悠地就打道回府了。那时换肩挑担都已娴熟，百来斤的担子挑着走上十来里路，都已不成问题。将粪桶搁在城乡结合部那条河沟的码头上，我们可以说是浑身轻松、满心喜悦地扛着扁担一路高歌地回生产队，然后都像死猪般地睡到中午。下午，要不参加宣传队活动，要不回家吃过晚饭再回生产队。那时一天走几十里路玩而似的。我们就这样兴致勃勃地做起努力挣工分的挑粪活计。我记得后高埂队一位张姓知青，无论是挑粪，还是做其他农活，干得非常出色，是我们暗暗称羡的人！

进城偷粪也有不顺时。记得有一次，我们随家住军分区的一位知青到他家附近的一个公厕挑粪。不曾想，这个公厕有个看管的老农民。正当我们欢呼大有收获的时刻，这个老农从黑暗中跳出来，大声喊叫着“有人偷粪啦”！我们都惊呆了，还没有遇到过此类事情。我们露出知青身份，并好说歹说就做这一次，可他就是不干，死死的拽住我们不放，非要我们倒回去。在那个冬夜，他的叫喊声显得异常响亮，也非常刺耳，附近有的人家都亮起了灯。在他的执着下，我们怏怏地按照他的要求离开了。然后费了很大周折才在另一处挑上粪。这次用的时间太长，回到生产队时，天已露出晨曦。但记忆异常深刻。

  回首往事，感叹时代造化弄人。一同偷过粪的人，谁曾忘记过谁？！现实中我们自寻合乎本意的生活，也是快乐且很温暖的。

与曹福生也对识于大队宣传队。见识相合，我们无话不说。他家和我们知青点都是互为常住之地。我俩的母亲也因此而认识，并相谈甚欢。1977年1月我写下平生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其心其情昭昭。为此，大队支部某人和我谈话，审慎告知平时与人接触要有政治眼光。政治挂帅年代，“成分”将人分成了三、六、九等。地富反坏右俗称“黑五类”。这类人的后代也就成了”政治上的贱民“，上学、招工、参军、入党、提干等难以成就，婚姻也很不容易。福生的父亲原是国民党军官，属”历史反革命“，由此可读懂福生那忧郁的面容。其时我很清楚大队这位负责人的意思。这种简单朴素的政治觉悟，现在看来非常可笑，可在当时确是衡量一个人至高无上党性的不二标准。我无视这些，未将此忠告放在心上。二个多月后的一天，另外一位大队党支部负责人约我谈话，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大骂，我这才感觉到问题有点严重。尽管心底里不接受，可也不能漠视，拿自己的政治生命为儿戏。为此有一个星期未到福生家。但凡“黑五类”出身的人在社交中有其特有的敏感，我的反常已使他有所意识。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他铁定相约吃个饭。在我说出了事实真相后，那晚他喝了太多的酒，流了许多泪。那种挣扎在社会最底层而又不甘心屈服命运的无奈、委屈的心态展露在你面前，令你动容，令你心伤。那晚日记中写道：我有犯罪感！

   现在看，完全是其时的政治气候使然。事件的有关人在为所受过教育的原则坚持着。交友的“成分”限制，伤害的是福生，若有所悟的是我们。其时我没有入党，也没有和福生断舍离。日子在继续，只是一段沉甸甸的记忆，让我们对人生、对社会有了一番别有滋味的认识。1979年初中共中央下文为“黑五类”摘帽，福生的身心得到了解放。已离开农村的我，由衷为他祝福！（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