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从芜湖坐了一整天的长途车到达祁门。天热不说，车行也很慢，每小时四、五十公里。从早五点到下午五点，足足12个小时，将人都坐傻了。有生以来没怎么出过远门，更甭说坐这么长时间的车了。以至于以后一说要乘车外出，心里就犯怵。曾深深感叹过大山里的交通太不方便，而且车在山中转悠，很有不确定性。眼里哪有景致，只有一颗提着的心。记得那年底，祁门才通火车，即是合肥-芜湖-景德镇-鹰潭的那班称作皖赣线路的列车。为此，祁门的许多百姓还赶往车站看热闹，多人这辈子还没见过火车，尤其是客运列车。这以后我们进出大山都乘火车了。但那时车票紧张，乘车人太多，有个站票就很幸运了。

到达祁门便急着赶往研究所政秘科报到。接待我的是一位很壮实、军人气质很浓厚的董科长，他给我印象很深。此人北方人，是位转业军人。说话嗓门高，一副办事公事公办的劲儿。但绝不是那种讨人嫌的政工干部，其时为人做事用现在话说，还是挺靠谱的。上世纪80年代后，日益讲究知识化、专业化，类似他那类军转干部无疑有着失落感，不再为社会热捧。对此，他曾笑着说过一句调侃话“我学得是杀人专业，用不上了！”表达的是一种情绪。在祁七年，他一直任着这个职位。调离时也是在他手中办理的。

董科长为我办理手续后，其后由行政科张陆根带着我到县委招待所办理临时居住。从安徽农学院分配而来的三位同仁先我一天到达。他们分别是刘俊、吴萍、徐海聂。这一住就是十余天，迟迟不见单位安排我们住宿地。直到有一天，县里召开四级干部（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大会，县以下政府官员齐聚县城，招待所因住宿紧张将我们赶出来了。研究所将二位女同志当天就安置在所内的一间靠近办公楼的平房（至今还在）。我和刘俊被研究所安排在县委党校招待所住了一宿。记得那是一间二楼的木制板房，三人间。那夜很惨，与我们同住的那位老几鼾声如雷，吵得我们俩小伙都睡不着。刘俊气得使劲摇他的床，该人眼睁睁又打起呼噜。实在拗不过去，便坐起来说“我睡觉就这样，有什么办法呢”说着话头一挨枕头就又呼噜呼噜起来。一早，我们头昏昏地便赶到研究所行政科，对着李姓科长痛说不幸。还好，我们当天便被安排在灌木岭的研究所宿舍。那是一套二上二下的职工住房，房间很小。楼梯在二房之间。还有一晾台，晾台下便是厨房。至于为何空着无人住？我们不知，以后方才知晓与对门的邻居有关。其时我们对”孟母三迁，择邻而居”根本没有切实认识。何况当时我们住这儿，只是每天晚上回来睡觉而已。那时住房没有卫生设施，上个厕所要走几百米。所以我们每晚很迟才回来，一觉到天亮，再到单位解决如厕问题。这以后，新进研究所的单身男士也住在这儿，一人一间，直至住满。不曾想这处房子以后竟成了我和吴萍的婚房，这是后话。

我们四位分至研究所工作的人，来自不同出生地，因身份相同，可谓同声共气。尽管我和他们三人来自二校，有着一种天然的“戒心”。好在年轻，互敬相处。眼有绿叶红花，心中自会春风宜人。一段时间内，几人均是同进同出，连吃饭也常合在一起，俨然下放时的一个知青小组。而且四人的岁数也呈等差排列，我最大，27岁，刘俊25岁，吴萍23岁，徐海聂21岁。四人中岁数较大的前三位都有下放的经历，只有徐海聂是应届生考入大学的。吴萍在家就是家务好手，常是她做饭做菜。研究所的食堂，确是不敢恭维。二位师傅服务的对象也就是我们这些单身汉和几位单身职工。能让你不饿着就ok了。不长时间，在吴萍的主持下，我们常常会烧起小灶。因此我说过“群众领袖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这句话。饭后都是徐海聂洗碗。她有个特点，就是边洗碗便唱歌，歌声停了，肯定是碗洗好了。刘俊也会做家务活，烧起饭菜来也很像样。只有我，最不会做家务。常是在晚饭后，徐海聂会拉起小提琴，我和刘俊往往是扯起嗓子在她们的宿舍内唱上一气，学生的气味相当浓厚，也令人难忘。可叹的是她们的宿舍距离厕所很近。那时都是旱厕，不时就有一阵袭人的异味，很不爽。再则此屋潮气很大，天气一有变化，地上便会有一层水。人在其中，像是站在水里一般。幸好时间不长，所内有位中年单身科研人员要结婚，嫌其原住的临街二楼的一间木制住房太小，私下和她们商量换了房，这才摆脱了即臭又潮的生活困扰。

                                               （我们刚入职时的研究所食堂，至今还在）

就职初期，意气奋发。看到所内没有任何文体活动，我们便饶有兴趣地联络工会组织本单位的一些活动，活跃气氛。因场地限制，我们开展最多的就是羽毛球、兵乓球比赛。不仅带动了青年人，还鼓动一些中年知识分子以唤起他们的热情参加活动。同时，我和刘俊也积极参加县里举行的文化活动。那种不甘寂寞、喜于展露的心情，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县里参加活动最有印象的是二次。

   一次是在当年的12月份，参加县里举行的团体羽毛球赛，由我和刘俊，还有一位名叫罗仲兴的同事，三人组成了参赛组。平时训练还真像那么回事，即刻苦，又遵循章法。记忆深刻的是，其时罗仲兴的妻子张亚非正在那比赛的节骨眼上生孩子，而且是回到了父母所在地的屯溪。这可难坏了罗仲兴，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我们也是眼巴巴地看着他，心想他一走，我们多日付出的辛劳便付诸东流。最终罗仲兴顾全大局，硬是将这场多日循环制的比赛坚持到结束。赛事一结束，就不见了罗仲兴。想必是心急如焚地赶回到妻儿身边了，自然是深深理解。我们取得了团体第六名的成绩，却也因此愧对罗仲兴的妻子。其后我还专门跑到屯溪看望他们，以示歉意，并表达对罗仲兴的敬意。

还有一次，即翌年的春季，参加了县里举办的“茶乡之春”音乐会。我和刘俊一同报名，后经过选拔，被选择登台演唱我们准备的歌曲。我在舞台上引吭高歌了一首当时风靡一时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用G调，嗓音够高的。其时足足做了好长一段时间蒋大为的粉丝。刘俊也用他那浑厚的中低音唱了一首少数民族歌曲，可惜歌名忘了。在准备阶段，我们是积极训练，恐有音不准调不正。一位名叫朱贵平的手风琴手，是当时县城里不多的音乐人才，时常陪我们训练，纠正我们的不足，收益不浅。就这样，我还在登台演唱时，因紧张所致，将第二段的歌词唱到了第一段。

时过境迁，这段经历还是挺有意思的。年轻，且有旺盛的表现力，社会性挺强，不怕出丑露乖，以为世界的色调很温暖，可以张扬，可以肆意。那股青春的鲜活灵动，尽管稚嫩，岁月虽远逝，仍珍藏在记忆的深处。

                             作于2016、9、13、

                             修改于2018、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