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职称,内心总是味杂。这辈子似应走在职称升迁路上，却在1987被聘任为中级职称后便就此打住。30年过去，回头看看、想想，还是有些意思。人们常以得失看待生活的变化，我也不例外，以至于很多年都不开悟。说白了还是俗人俗念。

我国的职称制度是很有意思的。文革前普遍实行的是任命制。一经被任命为某一档次的职称，便会与相应的待遇挂钩，兼有称号与职务的双重因素。不仅与工资挂钩，还与分房子、坐火车软卧等特权等等相关联。1978年因文革而中断的职称评审恢复，”臭老九”普遍感觉到一种久违的被尊重的喜悦。但1983年底该项工作又暂停。国家层面酝酿着职称评定的重大改革。

我们于1982年进研究所工作，其时的职称政策是一年见习期满自动转为实习研究员。当时研究所内所有科研人员的职称自文革开始后都好像没有变化过，都有着很麻木的认识。我记得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学者徐楚生还是副研究员，还是文革前的职称。多位上世纪60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仍为中级职称。一些不具正规学历或较低学历却从事科研工作的人，许多都未有职称。人们都已习惯于沉静在不变的职称中。

1986年注定是不平静的年月。这一年，全国各条战线开始了职称改革，涉及到工、农、林、医、师范、文、理、财经、政法、体育、艺术和党政管理12个大类学科、700多个专业。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其势可谓浩浩荡荡、铺天盖地。这是一次以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为中心，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重要改革。就是说评定的是任职资格，只有被聘任才能取得相应的工资。一般只要有了任职资格，就会被聘任。

我所在单位也是一样，所有人的心都被职称撩动了起来。现在回过头来看，上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还未露出真容，作为事业单位的研究所，有行政性拨款，毫无经济上的压力，幸福指数还是很高的。职称这一事关人的身份、地位，当然为我们所关注。所有涉事人员无不钻研和领会文件精神，透明度极高。其时我在做着杂志编辑工作，感觉科研人员最大的变化一是学外语，二是写论文。因为这二条都是评定职称中的硬指标。多少年来科研人员在这些方面都淡薄了，猛然急抓何来成效？好在国人做事的变通性要有适应大多数的原则。比如考外语，事先发出一些参考资料，后来干脆说是考试的范围，于是都熟背下来以轻松应对考试。但有一点很显然，通过评定职称，科研人员以后普遍对撰写论文、学习外语有了截然不同的局面，起到了有效的激励作用。这在对杂志的投稿上反映较为明显。其时有些自得，职称考外语我因发表译文达到一定数目而给予免试待遇。(待续）

               
                                                        （留在记忆深处的职称资格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