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侵占东北茶市的帷幕于1933年初正式拉开。日本第64次帝国会议上，由静冈县（日本主要产茶县，茶产量为全日本的60%，出口量占日本输出总量的96%）茶业组合联合会议所理事宫本雄一郎、常议员山口忠五郎等人提出了“关于向满洲国热河省输出绿茶的议案”，理由是输出绿茶于“拯救满洲国民有利”。该议案得到全体委员一致通过。

帝国会议后，日本便接连派员来东北考察茶市，典型的有：（1）日本中央茶业组合联合会议所理事三桥、静冈县茶业组合联合会议所理事宫本等人于1933年初来东北了解了每年的茶叶消费量、输入途径及市场所需要茶类之比例，尤对东北茶叶集散地营口和大连的地理情况、运费和各茶庄的情况作了实地考察。（2）日本茶商繁田武平于年中来东北对茶叶的贸易方法、金融制度、销售价格以及输入税利作了详细了解。（3）当年10月由小山金作为团长的静冈县茶业代表团一行13人到东北对奉天（即沈阳）、哈尔滨、抚顺、营口、大连等8个主要城市的茶业行情作了非常详细的考察。与此同时，日本还邀请东北最有影响的著名茶商—大连市源盛德号安召棠、哈尔滨的东发合号王省三、营口世昌德号内辛级三人赴日考察茶业。他们由日本三菱驻大连商事支店的边仁灿作翻译，先后考察了日本农林省茶业试验场与静冈县茶业部的栽培与制造、茶叶斡旋所的贸易、富士会社的茶叶精制与日本红茶会社的制造与贸易等，并同日本30名茶商就日本制造的东北茶品质、输入东北的贸易方法中具体细节作了详尽的商谈。

经过对东北茶市的考察和与东北茶商的商谈，日本茶输入东北市场的问题也逐渐明朗化，最后集中到两点：一是输入茶的税利问题。伪满洲国成立起始，税关实行的还是中华民国的税制，即对我国南方几省的茶叶实行免税，对日本（包括台湾）茶施以30%的从价税和5%的附加税。这种税制无疑是对日茶输入东北的一大障碍。二是东北人有长期饮用南方几省花茶的习惯。东北茶市向由安徽徽州所产的毛峰、大方茶运往福州窨花后再售予东北。而日本风土与我相异，且当时日本用以窨花的香料作物尚未栽培成功，因此茶叶品质与东北人饮茶习惯大相径庭。所以日茶要侵占东北市场必须逾越这二大障碍才能实现。

                  （三）

1933年6月，继第64次帝国会议后，日本中央茶业组合联合会议所召开会议，提出了“要求满洲国对日本茶输入实行税关保护的建议案”。8月，日本中央茶业组合联合会议所会长中村圆一郎亲赴伪满新京（即长春），要求面见财务部长商谈税制之事。当时伪财务部长不在新京，只面见了伪满财务部关税课长永井，就要求税关保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并向永井课长面呈了申请。关税课长不加掩饰地向中村交待了目前伪满政府财政非常困难的实情，表示了今后对日茶输入一定配合协调并善处之。

脱离了中华民国税关体系二实行“自主”的伪满税关，于1933年改正了税制，即从1933年起对我南方几省的茶叶也同样施行了30%的从价税，将日茶和我茶放在同一竞争起点上。这次修正，无疑是给日茶输入东北增添了一副“兴奋剂”。然而，还不止这些，从1934年起8月起，伪满税关对所有进入东北市场的茶叶进行了价格查定，提高了我茶的税关价格，将我茶价格大大置于日茶（包括台湾茶）之上。以绿茶为例，原价格每百斤48元，新定价格为67元，而日茶、台湾茶则为35元。并规定按新查定价格课税，从而变相提高了我茶的关税。市场上，由于我茶价格偏高，销售上更难与日茶（包括台湾茶）相匹敌。致使日茶处于优势，尤其大多数人饮用的普通茶更为日方领先。伪满对日茶采用的这种关税保护政策给日茶打入东北市场，排挤我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然而,日本对伪满的税关保护政策并不满足,认为施行30%的税限制了日茶的输入发展,也有妨”日满经济阵营的确立”.1935年10月,在台北召开的”日本、台湾第一次茶业联合大会“上，鉴于当时日本输入的东北茶叶已有相当的数量，提出了要求”满洲国降低茶叶输入之关税“的议案，得到了与会者通过后，以日本全国联合茶业大会会长奥田达郎的名义电呈给日本政府和伪满国政府，以期尽快解决。另外，1936年在伪满新京召开的”日满实业协会第四次总会“上，与会的日本静冈县茶业组合联合会议所会长山口忠五郎提出了”要求满洲政府特别考虑输入及供给日本茶“的议案，并要求确立“以日本茶优先输入和供应东北市场为其贸易国策“，认为东北人需要的茶叶由中国供给，与”日满二国经济团结“的宗旨相背，应杜绝才是。

在日本的压力下，1936年5月伪满国将输入东北的茶叶分成二类，即红茶类和其它茶两种，而红茶输入税为10%，其它茶仍为30%，并附加5%的救灾税。这种税制，表面似乎公允，实际非然。其时在东北，饮红茶者乃为日人及俄人（前者消费比例60%，后者40%），东北人只饮花茶或其他茶。税制低实为降低日人之消费金，取悦于日人所谓。再则，因世界市场倒向红茶，日本随市场需要于30年代初开始发展红茶，到1935年第一次就输入54万斤，并大有发展之趋势。所以，伪满的这种税制，实际上是对日茶输入税的降低。

为制出适合东北人所饮的茶叶，日本农林省茶试场于1933年春季便开始仿造。首批试制品于当年8月由日本中央茶业组合联合会议所会长中村圆一郎亲自携来东北试卖，并征求茶商意见。结果是香味、水色虽适于东北人的嗜好，但苦涩味重（单宁含量偏高所致，是风土相异的结果），因而不为东北人接受。初次试制失利，日本决定在我国招聘茶师去日本进行仿制中国茶的指导。首次是1934年4月，由东京三菱商事农产部在我国招聘了福建人氏吴依瑞和息寿忠二名茶师。同年8月又招聘了福建薰花茶师徐氏和杭州龙井茶师方氏二人。被招聘的中国茶师在静冈县茶业组合联合会议所机械研究室进行”大方“和”毛峰“茶的制造，并配备了12名研究生专事中国茶师以学中国茶制作技术。日本根据中国茶师的做茶工序改用机械加工，产量大增。8月底试制结束后便发送我东北大连、营口、哈尔滨等地试销。因机器制作技术粗放，品质欠佳，再则东北人大多喜欢花茶，而日本当时香料作物还未栽培成功，因此试制品又遭冷落。对此，日本又采取新的措施，其一是不惜工本将制出的素茶运往当时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进行着香处理，然后再销往东北市场；其二，又利用台湾茶与大陆茶相近，容易为东北人接受这一特点，与台湾联合共谋侵夺东北茶市。至此，日茶在东北茶市有了起色。

为能长期占据东北茶市，日本国内继续加强东北茶的研制，除静冈县主产输入东北茶外，其他各产茶县也纷纷设厂研制。宫崎县茶业组合于1936年制订了一个”满洲向茶五年计划（1936-1940）“，即从1936年起，每年建立十所制茶工厂，至1940年达到50所。此外，大量开垦山地（仿效我国南方几省供给东北市场的山地茶），以作为”满洲向茶“制造的原料基地。熊本县于1935年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研制东北茶的茶叶研究所及附属工厂。福冈、鹿儿岛等县也都设厂专门从事东北茶的制作和研究。一时间日本掀起了“东北向茶“研制的高潮。（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