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暑期的毕业季。不瞒说，经历过几年农村下放的生活磨练，已失去了学生应有的一些浪漫情怀。没有多少依依惜别之情，也没有多少对四年读书的不舍之恋。离校时大多是淡淡地告别，似是人生的一个站点，到了就该下车，再奔赴新的地。渴望工作、渴望经济自立、甚至渴望工作获取薪酬尽早养活妻儿老小，可说是不同人共同的心愿。这可能是其时毕业季的一个不同于任何时期的风景，不靓丽，却很实在。

我们这个班31位同学中，只有三、四位应届高中生，其他基本是知青出身，或是生在农村且经过几年社会生活的回乡知青，还有三位老三届的高中生。年纪最长者为1946年生，最小者1961年出生，整整相差15岁。这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入学的一个奇特现象。甚至有二位老三届同学的孩子其时都已上小学一年级了。这些在农村摸爬滚打了几年或数年的社会人，只为求前程，那种单纯的学生意味早已远去了。直待到若干年后，社会职能减弱,甚至到告别职场之时，才蓦然醒悟，这世上还有一种情叫做同窗情，难能可贵。再续上也还不迟，只是垂垂老矣。

                                （今年7月23日，在肥的几位同学去全椒看望班长。右二是孟岩班长）

                            （今年6月18日在肥同学赴绩溪看望病中的同学胡灶义。左三是胡灶义）
         

                   (在肥工作的六位同学，从左至右分别为董向东、吴盛、朱先平、曹阳、本人、张子强）

那年的8月16日，是毕业生的离校日。我告别了学校，回到了生活过的二十余年的城市。我从小生长的地方已不存在了，那里建立了一座大桥，这是城市发展的需要。家已搬到城中的闹市区—中二街。                                  

妈妈在我离家后，就一人居住。原来那么大的一个家庭，如今只剩下她一人了。母子相见，自有一番欣喜。得知被分到那么偏僻的山区，虽有不舍，但老人家早已习惯了子女被国家需要。那时，妈妈已养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即半年在自己的小家一人度过。这基本是在夏季，因为她所住的一楼少有阳光，在夏季特别的凉快。再则，她特别怕吹电扇，夏天到哪家都会不习惯；另半年在各儿女家生活，到哪家则会帮助其料理一堆家务，让后辈尽量地多享受些母爱的恩泽。以至于我的兄长姐姐们，也包括我，都养成了非常依赖妈妈的心理。只要她在，总觉得家庭的天空晴朗，我们是依偎在她怀中的长不大的小孩，尽可享受着绵长的温暖。

我入学的那四年间，三姐家的言重、四姐家的家欣、兄长家的姚远、小姐家的王熹都已相继出生，一时间人丁兴旺,好不热闹。可难为了妈妈，每个孩子的出世，她都要亲临现场，服侍着大人的月子，传授着带孩子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她当仁不让，仿佛这是她的世界她做主，对谁都没有对自己有信心、有把握。她穿梭在合肥、淮南、芜湖各子女生活地之间，似乎有着无穷的力量。哪家有困难，有什么困难，她都非常清楚。在家庭事务上，借用“洞悉世事胸襟扩，阅尽人情眼界宽”形容毫不为过。若干年后，她和我黯然谈起，说这么多年好像是糊里糊涂地度过的。其间，有她对岁月如白驹过隙的感叹。我忙说，这几年你帮助带大了这么多的第三代，功高望重啊！她顿感醒悟，笑容上了满脸。被子女如此承认也是老人家的一种幸福！

                                    （从左至右分别是王熹、姚远、姚适、胡家欣、黄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