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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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8月28日,是我到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祁门茶叶研究所报到的日子。
离校时,我已将在校的所有行李物品寄往祁门,委托同学许乃新帮我收管一段时间。他是祁门人,分到祁门农业局工作。那时一个班同学能分在一个地方工作,可说有缘。因此,我初到祁门,他家是我常去之地。记得1982年的中秋节还是在他家度过的。看到他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情境,总会令我神往。此公曾在一个茶场任技术员,没几年调到屯溪茶校任教,并在那儿结婚生子。在我印象里,他似去过徽州驻北京办事处工作过一段时间。最终扎根于黄山市农委茶叶局,可说是我们全班同学将专业坚守到底的不多人之一,并被评聘为正高职称,难能可贵了。昭昭之情,也令人敬重!此公个子不高,脸庞清秀,为人灵活,尤其配以一张能说会道的嘴,更显机智。自毕业后,所有同学中只与他交往和联系最多。
到达祁门便赶往研究所报到。其后被安置在县委招待所临时居住。从省属其他一所大学分配而来的三位同仁先我一天到达。他们分别是刘俊、吴萍、徐海聂。这一住就是十天半月,迟迟不见单位安排我们住宿地。直到有一天,县里召开全县大会,县以下政府官员齐聚县城,招待所因住宿紧张将我们赶出来了,才匆匆给我们安排了宿舍。二位女同志被安置在所内的一间平房,而我和刘俊被安排在所外的一套二上二下的套房内居住。而这处房子竟成了我以后的婚房。
我们四位来自不同出生地的人,因身份相同,都有着相当的书生味,可谓同声共气。一段时间内,几人均是同进同出,连吃饭也合在一起,俨然下放时的一个知青小组。而且四人的岁数也呈等差排列,我最大,27岁,刘俊25岁,吴萍23岁,徐海聂21岁。四人中岁数较大的前三位都有下放的经历,只有徐海聂是应届生考入大学的。吴萍在家就是家务好手,常是她做饭做菜。研究所的食堂,确是不敢恭维。二位师傅服务的对象也就是我们这些单身汉和几位单身职工。能让你不饿着就ok了。不长时间,在吴萍的主持下,常常会烧起小灶。因此我说过“群众领袖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这句话。饭后都是徐海聂洗碗。她有个特点,就是边洗碗便唱歌,歌声停了,肯定是碗洗好了。刘俊也会做家务活,烧起饭菜来也很像样。只有我,最不会做也懒得做家务。常是在晚饭后,徐海聂会拉起小提琴,我和刘俊往往是扯起嗓子在她们的宿舍内唱上一气。学生的气味相当浓厚,也令人难忘。可叹的是她们的宿舍距离厕所很近。那时都是旱厕,不时就有一阵袭人的异味,很不爽。再则此屋潮气很大,天气一有变化,地上便会有一层水。人在其中,像是站在水里一般。幸好时间不长,所内有位中年单身科研人员要结婚,嫌其原住的临街二楼的一间木制住房太小,私下和她们商量换了房,这才摆脱了即臭又潮的生活困扰。
在就职最初的一、二年内,我们可谓意气奋发,不肯寂寞,富有情趣地组织本单位的文体活动,活跃气氛。因场地限制,我们开展最多的就是羽毛球比赛。同时也积极参加县里举行的活动。最有印象的是二次。
还有一次,即翌年的春季,参加了县里举办的“茶乡之春”音乐会。我和刘俊一同报名,后经过选拔,被选择登台演唱我们准备的歌曲。我在舞台上引吭高歌了一首当时风靡一时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用G调,嗓音够高的。其时足足做了好长一段时间蒋大为的粉丝。刘俊也用他那浑厚的中低音唱了一首外国歌曲,可惜歌名忘了。在准备阶段,我们是积极训练,恐有音不准调不正。一位名叫朱贵平的手风琴手,是当时县城里不多的音乐人才,时常陪我们训练,纠正我们的不足,收益不浅。就这样,我还在登台演唱时,因紧张所致,将第二段的歌词唱到了第一段。
时过境迁,这段经历还是挺有意思的。年轻且有旺盛的表现力,社会性挺强,不怕出丑露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