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时间的流去,我融入了教师的工作。好像知青的身份在心理上已淡化，似乎我从事的就是教师职业，而不是“代课”。逐渐远离那些春天里的烦心事，不再为此忧虑，大有躲避之嫌。虽屡屡想起，可着实无力，只得丢在一旁。至于会产生何种影响，只能“听天由命”了。

课堂上，我喜欢在授课完毕后或是在下午的自习课时，有意和孩子们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可谓上下五千年，都是些他们闻所未闻的知识。一旦说起，课堂上异常的安静，个个睁大着眼睛看着你，一动不动。我很喜欢这种状态，这是孩子们最本真的求知欲。我的本意也就是通过这些闲聊，激发出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多懂些道理，在心里能够扎下理想的幼苗。尽管有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意味。我确实非常乐意这么做，也无人干涉你这么做。这是我目前自己的世界。为此，我一点也没有”临时观念，“仿佛这是自己对孩子们的责任。

1977年”六一“来临前，不由想起了自己在小学念书时的情景。“六一“是孩子们的节日，每逢此时，学校总会组织许多活动丰富学生们的生活。由此，产生了对一以贯之的沉闷、毫无活色的乡村学校的气氛应该有所改变的想法。在我的建议下，教师们一致通过了二项事情，一是”六一“表彰一些品行好、成绩优良的学生，精神（奖状）和物质（笔和本子）奖励并举，二是建立红小兵（也就是少先队）组织，发展一批少先队员。这些在城市非常普遍的事情，却在乡村学校从未有过的。事情的落实自然是由我提出建议的人去做。节前的那几天，我可忙碌得很，印制红小兵登记表、采购奖品和红领巾，和各位老师商谈动员和指导学生们向红小兵组织写出申请等。同时我也愉快地接受了红小兵辅导员的角色。

记得5月31日下午，学校举行了全校师生的”庆祝六一儿童节“大会。校长的发言是富有激情的，详细地向学生们介绍了“六一儿童节”对小学生的意义和重要。宣读了学生受表彰的名单并当场发放奖状和奖品。上台领奖的学生很骄傲，台下的学生很羡慕。最隆重的仪式是在宣读完红小兵名单，佩戴红领巾后对着毛主席像进行宣誓的那时刻。整个会场气氛显得极为庄严。在台上看到学生们的神情，即严肃又新奇，更有一种向往。我确有种陶醉的感觉。看到这种场景，我觉得触摸到了学生们的心灵。作为教师，自会产生一种幸福感。

会议结束后，我倒没有立即罢住脑际的浮想。在将新的生活内容注入到孩子们的经历中，我不由也想起了自己的当年。我也是在三年级的第一学期戴上了红领巾，而且在臂膀上加上了二道杠，即是少先队的中队长，不久又戴上了三道杠（即大队长），感到非常光荣，并在心里暗下决心，绝不辜负少先队的荣誉，努力学习。为此，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从没有在95分以下的成绩，屡屡都是双百，直到停课闹革命的文革开始，那时我已上四年级了。还很清楚地记着一件事，1966年“清明”扫烈士墓，全校师生集体前往。全班学生在我的口哨指挥下，整齐划一地从学校走到神山口，约有七、八里路。为了保证队伍行进有序，我是一直没有停止过吹哨。老师和同学们都认为我们班走得最好，即整齐，又很严肃，而且没有笑声没有人讲话。待我回到家，腮帮子已是麻木，嘴都难以张开,以至于酸疼了好几天。家里人笑话我是傻得可爱。想想确是如此，真没有必要从开始吹到结束的。但那是为了纪律和集体的荣誉，心灵挺美的。这件事因腮帮子疼痛几天而成了没齿不忘的事。

                           作于2016、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