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交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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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以前,以成分划分人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地富反坏右,俗称的”黑五类“,人一旦被圈入这个范畴,在哪儿都会被打入另类。这些人的子女或亲属的一些权利,诸如上学、招工、参军和入党、提干等,一般情况下也随之成为难以成就的事,甚至婚姻都有难度。此外对外交往朋友也都受到限制。
我在农村最为要好的朋友c君,就是出生在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家庭。他的父亲曾是东北军的一个军官,一家人为此被发配到农村自食其力,也就是我下放的大队。C君所在的生产队临近公路,每次回家来回坐车须得经过他家。熟络了以后,常在他家中转。他父亲生就的北方汉子,高高大大,尽管年事已高,可腰板还很挺直。说话道地的京味,洪亮,很好听。每次去时总要聊上几句,他便会唤来C君的妈妈留我吃饭。有时晚上很迟了,也就留下和C君”捣腿“(即同睡一张铺的意思)。C君的妈妈满脸的慈祥,这位曾是江南大户人家的千金,虽是风光不再,可依稀还可看到当年的风采,每次见面总会和你聊上一些家常话,最多的还是当年的事情。最爱看的书是《圣经》。为此,C君的妈妈和我的母亲后来相识并聊在了一起,有着许多的情感共鸣。其时,我没有多少的政治观念,也就是没有政治敏感性,对人之间交往完全是以人品、志趣为全部,对“亲不亲,阶级分”的滑稽政治观念置若罔闻。可以后发生的事,这辈子想起都会唏嘘不已。
自我在1977年1月份写了入党申请书后,我的一切行为均在人的注视中。记得大队党支部的一位负责人了解到我和C君关系密切,来往频繁的现状后,曾严肃地代表支部告诫我,以后不能上他家了,理由就是他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这种简单朴素的政治觉悟,现在看来非常可笑,可在当时确是衡量一个人至高无上党性的不二标准,其时也是为普天下众生所接受的信条,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或许是我愚钝,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全然未将此告诫放在心上,仍是我行我素,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直到有一天,即是当年4月中旬的一天,我已做代课教师一个月了,另外一位大队党支部的负责人约我谈话,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好骂,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怒火。我这才感觉到问题有点严重。尽管心底里不能接受这种观念,可也不能无视党组织的意见,拿自己所谓的政治生命为儿戏。一时间陷入了非常痛苦的二难境地,不知如何处理为好。这种情况下,我有一个星期未到他家,C君托人带信约我到他家去,我婉言谢绝了,但没有说出具体原因。大凡“黑五类”出身的人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具有着红色恐怖下的那种自尊与自卑相互交融的那种敏感特质。我的反常行为,使得他立即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无论如何也要我晚上和他在一起吃个饭。在我说出了事实真相后,那晚他喝了太多的酒,流了许多泪。那种挣扎在社会最底层而又不甘心屈服命运的无奈、委屈的心态展露在你面前,令你动容,令你心伤。我至今还记得分手前他真诚对我说的话:“我不怪罪你。你应该为自己的前程努力,不要为我搁不下情面。你应该坚持原则,听党的话!”可说我们是在一种依依不舍的情愫中分手了。那晚回去后,我在日记本上记下了我有犯罪的感觉。
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确实不太见面。待我渐入代课教师角色后,似与大队政治舞台远离了许多,相互间对政治也没有了多少要求。我与C君又恢复了正常了交往。回过头看看,这真是人生的一个难忘的片段。其时,什么事一经与政治挂钩,人就要走样。特此记下,以作为那个时代、那个年月、那个时期我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