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了招工,却坚定了我要当年就去读书求学的信念。尽管其时“四人帮”已被清除，社会已在剧烈改变中。至于高考体制，虽已在国家层面的酝酿中，毕竟没有新的政策出台。人们还在原有思维中，一般是以农村基层组织推荐为主，考试为辅，仅作为参考。虽然自己不一定能如愿，但想法是真实存在的,而且非常强烈。

在校教书的时间应该是宽裕的，教授小学的科目也很轻松，这都给自己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所以有段时间内，考虑很多的是我该准备些什么？近乎荒芜的中学知识，尤其是数理化，想想都令自己慌张。如果按当年夏季招生推算，也就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在中学大都时间都没认真学习和消化吸收过的各门课程，早已和我“拜拜”了。在已发黄的日记本中，还记载了当时四姐在学校为我借了几本数学课本的事。那都是些很老,留有五十年代痕迹的课本,对此也有如获至宝之感。那时，社会和家庭很少有此类书籍了，人们早已失去了兴趣。为此，我还作了一个简单的学习计划，即用一个月时间复习一门功课，三个月便可复习数理化三门课。说是复习，实际上是重新学习。只是自己还挺有自信，相信自己的自学能力。虽是钟情于文科，可其时还真不了解招考的要求，只能学起来再说。

就这样，我首先开始了艰难的数学学习过程。白天上班，晚上看书。之所以由此安排，还不得不说说我家的三姐。其时，三姐远在内蒙古包头市一家军工企业的学校工作。由于大学学得就是数学，所以在学校教授数学课。由于不服当地水土，尤其是饮食习惯，十分怀念故土。加之他们当时唯一的孩子黄言子自1968年出生后基本一直生活在芜湖，所以调回安徽是梦牵魂绕的要事。久之患上了神经官能症，常是夜间不能熟睡，胸口常有一团火堵着，人是非常的难受，以至于对正常工作和生活都有了影响。为此，她不得不于1976年10月回家疗养。也正是如此，我与她也才有了协议，即由她辅导我学习数学课。三姐那次在家静养了半年，于1977年4月10日回内蒙。我至今很清楚地记得她那天离家时的情景。只要是能够带走的吃食，她和三姐夫都不会放过。下楼时，三姐看到后窗口晾晒的青菜也顺手装进了网兜里。可想而知，他们生活的地方是多么奇缺新鲜菜蔬。我送他们上了火车，开动之极，三姐流泪了，流的是那么肆无忌惮。看着她那样，我也不由如鲠在喉。望着远去的列车，只有一个念头，盼望着她早日调回来。

三姐回内蒙后，我的复习仍在进行。晚上看书看得确实很晚，常是深更半夜才入睡。既然无人可请教，那就自己来。常年不动脑，一经运转便有头疼脑裂之感。说起来可笑，面对那些本不太喜欢和擅长的知识，却要硬是钻进去，这本身就够勉强了。只是为了明天，为了心中那不确定的未来，坚守着每天坚持，必有收获的信念。日子就这样充实的过着。

                              作于2015、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