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放此地,与一个其时在大队任团支部书记的W有关。

此人天生残疾（小儿麻痹症），一根拐杖不离身。个子不高，说话嗓门特别高，中气很足。一双大眼睛乌黑透亮，很有精神。长着地道的国字脸，显得也很周正。由于腿有残疾，不能干农活，为求生计，父母让他求学、并学了一手裁缝活。成年后，娶了一位外地的女子为妻，生有一位女儿。他所住地正是我下放的生产队，我与他的二位兄长倒是经常在一起干活。其时，在大队干部的编制中，团支书这个职务属于大队为数不多的脱产干部之一，所以，也是当时多少年轻人觊觎的职位，只不过自己没有多大的能耐，没有领导的看重和扶持，想必坐不上这个位置。而他和当时任职大队书记的关系极为亲近，是其一手培养的。

俗话说，老天爷对你关了一扇门，就会为你开扇窗。W没有与常人一样有着健全的四肢，失去常人自由行走、参加劳动的资格，自然是不幸。可经岁月的磨砺，常年生活的讨教，养成了对命运不屈服的性格。他没有在家关起门一心做裁缝，而是奋力走出家门与正常的有文化、有理想的年轻人一样步入主流社会。他独辟蹊径，花费常人数倍的热情、精力和气力投身到大队的各项工作中，包括与大队干部、尤其是大队书记的密切接触。也只有这样，才能被社会认可。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他得到其时大队书记的赏识，为其不屈命运、敢于挑战正常人的勇气而折服，终于如愿登上了大队的政治舞台，成为农民仰望和羡慕的大队在编干部。                                                                            我的四姐曾于1964年来此支教，时间半年左右。为便于开展工作，发挥当地有文化的青年的作用，聘请了他担任大队的农耕老师，自然与他非常熟识。由此W活跃在大队的舞台上。其时，我的四姐还与有位姓薛的农民关系比较近。因为支教期间，就搭伙在他家。四姐支教工作结束回城后，这二位与我家竟像是亲戚般的来往。每逢节假日，往来走动甚是频繁。记得年幼时，四姐带我到农村玩玩，一到他们家，不问时间几何，总是一碗面二个荷包蛋，吃得你肚圆滚滚。那时交通不便，常是住上一宿。我的皮肤过敏，不服农村水土，尤其是农村用稻草铺底的床，第二天便会身上起许多红包，奇痒，抓得流水结痂才完结。所以我下放到农村后，皮肤过敏是我的第一关，常是身上起红疹，稍不注意就会抓得起疱疹。一、二年后才算服了水土，过了此关。他们也经常进城，顺便到我家来作客。农村不易购买的商品，也会请家人代为购置。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在世时，曾替W买过一台缝纫机，那可是当时难以买到的商品。

1974年春季，我高中毕业，确定下放到郊区后，四姐专程前往W处，咨询并了解所在大队情况。其时，他已担任大队团支书，有其关照蛮好。而且此地在国道边上，不太偏僻。其意下放在此挺合意。W确是热情，非常欢迎我下放来此。这以后就是我于1975年1月15日来了。

                                                       （插秧后的农田）

                                                    作于2015、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