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3月1日起，队长将生产队会计每天记工的工作交由我来做了，即是记工员。一般情况下，会计工作包括记工都是一人完成，不知何因，我们这个生产队将其一扯为二。那时，每个生产队的会计都不是本队人，必须由外村人担任，这是农村会计的一个最基本的准则，是避免抹不开情面或是感情记工损害集体利益的制度安排。这样，我每天上午出工，下午穿行在田间地头和农民家，一一给大家记工。

那时在农村，农民主要是靠工分养家糊口的，根本没有什么其他的收入来源。所以，对记工员的记工情况相当关注。准确地记载社员的工分是记工员的职责，我不敢马虎。起始，由于不太熟悉，对所要记工的各种事情、计多少工分等，都是边做边问，常是一下午时间不够，晚上还要继续。通过几天实际操作，以及和队长、社员的交谈和请教，人们最为担心的就是怕队干部和会计利用职权营私舞弊，也怕有的社员无工乱报。那时将这种行为统称为“资产阶级法权”。为自己尽量多记工，或记较高的工，都是榨取社员血汗的行为，也是为社员最为痛恨的事情，而这事却常常不经意间就可发生。我既感到沉重，又感到责任重大。’初出茅庐”的我，自此做起了相当认真、也不怕得罪人的“愣头青”。

每天上工的工分确实好记，大家都可相互证明。那时节，难记的有二处，一是部分人偶有加班时，只要有队干部在，明显高于没有队干部在时的工分。问询队长，一般会得到更正。但怨气却结在我这儿。常有人问我为何找队长，不尊重其他队干部的意见。我很无语，只能笑笑。我要坚持原则，这是我的信念。二是，常有干部社员将自家茅厕的粪便挑到生产队的粪窖充公记工。这时，我既要现场验收，还要测试粪便的浓度，防止兑水太多以次充好。这是最为伤脑筋的事。有的社员将只有一担的粪便兑水成二担来糊弄你。否则便会恶言相加。甚至有的人很不自觉，明明没有此事，硬是在你有事时，说是他家的粪便已挑到队里的粪窖了。你忙忘了，一定要补记。没有达成便风言风语地损你。我这才感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似我这般“愣头青”的做法，肯定是改变了以往的规则，太不符合他们的习惯。而我却依然坚守着自己的职责，不敢懈怠，不会融通的秉性反映的淋漓尽致，还从不思改。就这样做到“四五”后的4月9日，郊区抽调我去宣传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处理决定时，结束了我这段难忘而又尴尬的记工员工作。

月余的记工员工作，自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实际工作能力有限。用现在的话说，情商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