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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晓按:这是一篇充满私心袒护的文章,不算评论,不过,对当事人来说,还是挺开心,人不能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尤其是我这样本身就有强迫症的人。另外关于“凌叔华……,一个一辈子没有吃过一点苦的女人”的广告词,我实在很汗,这的确是我的原话,但我的完整的原话是:
“我曾经这样以为……然而事实却是,尽管拥有一个优越的人生起点以及种种的幸运,也有着较为充足的头脑心机上的准备,但是像海浪一样起伏不绝的时代的动荡,命运的拔弄,还有那天性中的——或者是作为纯粹的文学女性,在内心必然具有的浪漫激情,难以遏制的自我的矛盾挣扎……仍使得凌叔华身不由已,浮浮沉沉。”
《谈谈映晓和她的书》(作者:安静地潜伏)
我其实很早就开始看映晓的文字了,大概在她还用“朱碧”这个笔名的时候。她和某位美文作家的文章常常登在同一本杂志的相邻两页上。那时候我还年轻得很,更偏向于那位美文作家温情脉脉的文字,映晓的文字在当时的我看来,多少有些过于犀利了,虽然她写的话都很道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再看映晓的文字,越来越能看出好来。买杂志有时只为了看一篇她的文字(所以现在我家里还有一大箱当年的时尚杂志,其实我根本不关心什么时尚),她的博客也追着看,反复看,也受了不少影响。比如我是一个从小怕小动物的人,可是自从看了她写的养猫养狗的文字,我也渐渐能接受小猫小狗了,虽然还是不敢养;随后又发现她喜欢的人我也都喜欢,对事情的看法也相同,不同的是她能把心里想的通过文字表达出来,我就只能憋着,啥话也说不出,后来到了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等着看她写篇应景的博客出来,然后我就一边看一边在心里感叹:“对啦对啦!这就是我想说的!”,还记得有一次,她在淘宝上卖些自己不要的书,有人看中了某本书,她又犹豫了,说她要再看一遍,然后再寄给那人。看到这里我笑了,哈,对书的态度,我也是如此。
有了这么多的铺垫,所以当得知她的新书《海上繁花:张爱玲与<海上花>》出来了之后,第一时间就买来看了。《海上花》是本冷门的书,我也是这两年才捡出来一目十行的看了一遍,映晓的这本新书原也就打算仅为了支持一下映晓买来收藏一下就好了,没想到却一头钻了进去,一边看一边又把《海上花》出来对照重读了一遍。
习惯了映晓犀利明快的文字,再看这本书会觉得她真是一个身怀多种绝技的奇女子,当同一时期成名的那些作者们不是继续写着她们风花雪夜的情感故事就是做知心大姐开情感信箱的时候,她已经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华丽转身,远远地将她们抛在了身后。
这本书之后,她又开始计划写一本关于凌叔华的书,当时我感兴趣的是“八宝箱事件”。
那时我正因为一篇几年前关于林徽因的书评而在豆瓣上遭到林的忠实粉丝的围攻堵截,粉丝们的本意是好的,我也承认对林的评论是片面的,但粉丝们没法说出让我心服口服的话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在映晓的一条关于林的微博上提了一下这件事,映晓回复说她会在这本书里中立地谈谈对林的看法,所以我对这本书是抱着极大的期待的。
当然这本书拿到手之后我还是从头开始看的。在此之前我对凌叔华并不熟,仿佛也没有读过太多她的作品,家里好像是有一本她的文集的,看过也就忘了。不过《海上花》我不也不熟悉么?我觉得映晓的身份像极了一位“导师”,在她的引导下,多么冷僻的作者多么冷门的书都会在你面前现出不可思议的面孔来。
读完这本书,对凌叔华有了一定的认识,我觉得:
1、凌叔华在八宝箱事件中的遭遇令人同情。先不去讨论这个箱子里的东西到底应归谁所有,但林徽因在这个事件中难免有仗势欺人的嫌疑,以伤害他人的手段去拿自己想要的东西,不管是才女还是美女,都是不可爱的。而另一个本是“中间人”身份的大学者,不站在公允的立场而私心偏袒其中一方的做法也是令人生厌的。凌叔华是伤心了,但真正令她伤心的恐怕不是其中一两个人的所作所为,而是那一干她一向视为师友的北京圈子里的人,所以她才会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永远未想到北京风是这样刺脸,土是这样迷眼,你不留神,就许害一场病。这样也好,省得总依恋北京……”读到这里,心中也觉得悲苦。好多人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吧?原来以为自己是圈里的一员,平常也在一起玩闹,可一旦有个什么事,那些人不是踩你一脚就是惟恐避之不及,忙不迭地撇清关系。人情世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很能体会她内心之苦楚。
2、或许是为了弥补北京的风对凌叔华的伤害,上天安排了袁昌英和苏雪林出现在凌叔华的生活中,同性又同是文人,本来就难以避免出现“相轻”的尴尬事情,所以三人的友谊很让人羡慕。
3、本想通过映晓的解读,能多少扭转对林徽因的看法,但是林小姐那样不可爱的做法,实在是令我爱不起来。倒是觉得凌叔华的丈夫陈西滢不像从前印象中那般可恶,这一点可从他与鲁迅先生的论战和对待凌叔华婚外情的态度和做法中看出来。得夫如陈西滢,为何还能移情于朱利安?是一时的激情还是不甘心于已习惯了的平淡安稳的婚姻生活?若没有这次婚外情事件,我觉得凌叔华还是极讨人喜欢的。
4、凌叔华和朱利安的婚外情让她的形象大打折扣,但与朱利安的相识,却给她带来了与伍尔夫相识并得到伍尔夫指点的机会,另外朱利安的母亲对凌叔华的关心照顾也是十分难得的,一时之间,倒真不知如何评说她与朱利安了。
5、这本书的腰封上有一句话说凌叔华是“一个一辈子没吃过一点苦的女人”,这话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看完这本书我觉得她吃的苦够多了,苦在身还能讨得旁人一些怜惜,苦在心,也就只有她自己和心疼她的人才知道了。
映晓的这本书,参考了大量的书目,要佩服她对资料的应用自如,仿佛那些就是她自己的文字,丝毫不觉得突兀与生硬,而每一处引用皆有出处并且一一注明,这种认真负责的写作态度,在很多作者的身上都已经消失了,所以更显得难能可贵。
我觉得映晓的文字到目前为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文字锋芒毕露,像王熙凤;中期的文字依然犀利,但笔触已经平和许多,像探春;当下的文字,尤其是最新的两本书,走考证路线,评判公允,以事实说话,将个人喜恶渐渐淡化,“不撒娇不哼唧不假装不贴牌有所思有所得有见地”(
借用我喜欢的另一位作者蔡小容某本书的宣传语),像几近完美的宝琴姑娘。
从前看她的文字,总有一种错觉,好像她打算独身似的,还觉得她大概是不会做饭的,很奇怪,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她的文字带着些女权主义的倾向么?),现在当然知道是自己想得太多了。她微博上贴的菜肴图片,生生会让你馋出口水来,她还不声不响地怀孕了(当然,她也没必要把自己的私事全盘交待给读者),我觉得,沾满了人间烟火气的她是可爱的。像她这种文字我也喜欢,人我也喜欢的作家,真是越来越少了,对了,她还是我目前为止唯一喜欢的天蝎座女子——我向来和此星座女子都是死对头。
期待映晓的下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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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JP都是成对的。如果这句话没有贬意,JP只是表示某种特质,我觉得用于作者与读者也是一样的。我发现读者和他们喜爱的作者往往都是有相像之处的,有什么样的作者就有什么样的读者。这样算来,还是严格认真的写作者吃亏,因为他(她)的读者也跟他(她)一样严格,认真,而且谨慎,矜持,挑剔,不肯“轻易”宣扬和夸奖,反倒很容易怀疑,变心(因为也是在不断追求蜕变——进步的)。这可真是活该自作自受啊!的确,在现在出版的形势下,除了“我为我的心”之外,还真没有理由能让一个严格认真的写作者继续写下去了——就怕心也说:对不起,我也HOID不住了哈!
……我曾庆幸把怀孕安排在《凌叔华传》写完之后,否则,我可能无法在怀孕的反应之下(按这几个月的体会,我想我的反应不是最厉害的,但肯定也不是最轻松的),完成那些艰难的思考、梳理、纠结、表达。但是现在我好像有一点后悔了(而且我似乎忘了——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其实每次写出完书都会有一阵儿夸张说来就是近乎精神错乱的时期——从理论上说,书写完了就是完了,其余的事就不必管了,也管不了,但是我想大部分作者都不能如此洒脱吧)。这几天已经开始吃力了。干什么都感觉身子笨笨的。才起床就很疲倦,头痛,想吐……加上闷热,再想到要在几乎是深圳最炎热的日子度过孕晚期和生孩子(据说,坐月子还不能开空调),我真有些怕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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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宝宝在动,就喊孩子爸:“来摸摸你的娃!”狗听见了,以为和它有什么关系,赶紧跑来——因为我和孩子爸说话间也常用“你的娃”来称呼它——它还不知道,很快的它就不再是惟一的我们的娃了……不过它永远还是我们的娃,我们不会抛弃它。
二,
我和孩子爸外出吃饭,服务员说:“两位?”我们说是。坐定后我悄悄和他说:其实我们是四位呢,肚子里还有一位;桌子底下还有一位——要不然光是咱们吃,一点儿也不给它吃那是不行的,它会巴答巴答望着你、让你可怜死的!
三,
有天晚上听到狗吃狗粮,嚼的声音好像不如从前来劲,令我有些担忧它的牙齿。以前没有特别注意它的牙齿,也是因为溺爱它,什么都给它吃(单为牙齿考虑,只吃狗粮是最好的),当然,它年纪也不小了——差不多满月时来到我身边,至今七年多,相当于人的五十岁上,真令我有些感伤,早前我只知道它已经是中年,我总是说它是中年猥琐男——即使是中年猥琐男它也是我的娃啊,这转眼就要步入老年了……
四,
下午在床上看书,忽余光扫见狗卧在床下它的垫子上,背对着我,团着,好像睡着了,两只耳朵却仍作“丫”状支着(那是它随时准备接收外界信息的天线,只要门外有什么响动,或我轻唤它一声,它即会有所反应)。虽然我身体并不舒服,精神却一时好了许多。老实说怀孕后我是感觉照顾这些猫狗真的很麻烦(如果时光可以重来,也许我应该先把孩子生了,等孩子大些,再去做收养猫狗的事),像狗,我肚子这么大了还要每天遛它(谁遛它我也不放心,怕把它弄丢了,当然这也迫使我保证了每天散步——运动——的时间),还要定期给它清理牙齿(事实证明我们自己做这事比交给宠物医院靠谱)……不过总的来说狗还是体贴和善解人意的,懂得观察人的变化与感受,我觉得我怀孕之后它比以前乖,比如我遛它的时候走得慢了,它便也走得慢了,不像以前老是扯着绳子向前冲了(至于猫们,才不管你怀孕不怀孕,该闹还闹,感觉真的很欠揍,倒是孩子爸护着它们)。在孕期能有一只可爱的狗作伴,等待新生命到来——狗狗也将会是TA的好朋友——还是幸福的吧!
TIPS:
常听人说:怀孕不能养猫狗。包括国内出版的一些由专业人士编写的孕产指南也这样写。我以为是没有这样绝对的,只是要多添一些注意事项而已(这些注意事项网上都可以搜到),换言之只是会有些麻烦,要多当心,但是怀孕前后要麻烦、当心的事情实在是方方面面多的很,不多这一点。当然,如果实在有心结,或者家人反对,也可以托人代养或找地方寄养,等生完再接回来。总之,因为找到了可能是更美妙——更实际、更有利益的事情而随意抛弃一个信任依赖你的朋友、一条脆弱的生命——抛弃感情与责任——是不妥当的。就像我们也不能接受别人这样对待自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物)。不是吗?
因打算写一篇关于苏青的专栏,虽然我十几年前就读过了她的文集,还发表过篇幅不算短的文论,但是现在还是要重读——感受肯定是会不一样的,而且这十几年也出来了许多关于苏青的新的资料:现手上苏青传记就有两种,我又再把那套1994年6月版上海书店出版的上下两本厚厚文集找出来……感受确实是不一样了,但沉重却是一样的,苏青文字里的那些纠结混乱,她的人生,不幸的婚姻……说是坏破心情也不为过。想想自己为了一篇XX字XX元的专栏而要忍受这种折磨,真是滑稽(当然这是我自找的,我无法再回到过往,那种愉快而轻佻的写作——虽然其实我还挺怀念的,但是,回不去了)。
为了缓解这种沉重,早上,我忍不住又翻出了杨静远翻译的夏洛蒂·勃朗特(即《简·爱》作者)书信集,读我最喜欢的最后几页——这本书信集,也可以视作夏洛蒂·勃朗特自传,这位热爱文学的刻板的老姑娘直到36岁才终于嫁了人(而3年后她就去世了),这最后几页中,有关于她对婚姻生活的感受的描述(致友人):
“……女士们在单身时赢得了某种些名声(管它叫臭名也好,美名也好),一旦改换姓氏,往往隐入背景。但如果真正的家庭幸福代替了名誉,那么这种改变其实更好。”
“……他(我的丈夫)的性格倾向于完全注重实际生活和积极有益的活动,不大倾向于文学和思考,我想这对我并非坏事。至于他继续对我的爱护和关怀,我不宜多说,但他的感情至今未改变或减退。”
以下书信写于夏洛蒂病危——渐近生命终点的时刻,她告诉友人她丈夫对她悉心照顾,无论白天黑夜,不辞劳苦:
“……我知道这会使你感到宽慰——我发现我丈夫是个最能体贴人的护士,最亲爱的支持,一个女人在今世获得的最大安慰。”
——我还说什么呢?我只有一个结论:好丈夫完全是上帝的赐予,不是寻找争取得来(当然也许对那些特别聪明、特别有魅力的女性除外)。我们在爱情上的际遇无论是好是歹,也许,一切都是命运安排。
文:朱映晓(原载深圳晶报,题目为另加,略有删改)
诗人以其才华激情,向来是爱情传奇的不二男主角,诗人爱慕的女人自然身价看涨,诗人爱慕而不得的女人就更让人感觉神秘尊贵。民国才女毛彦文,不但不愿嫁诗人,根本就不愿对方名字和自己有所联系——诗人名唤吴宓,他还是一位大学者、大教授——他对毛彦文的热情,有诗为证:“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看起来他为了追求她,把婚都离了,她也没嫁他。
多年以后,为了澄清世人对自己“寡情”的责骂与误解,毛彦文似乎很勉强的在她的自传《往事》中加了一篇说明,因为吴宓是她表哥朱君毅——她的初恋、曾经的未婚夫——早年清华好友,吴朱“交情至笃,彼此事事公开”,一同留洋,后又同在东南大学任教,因此吴对她也有一些了解;当毛朱感情破裂、吴追求她,也不过是把他对理想女性的幻想错放在了自己身上。云云。
这一切并非不是事实,只是还有一些事实她没有说出而已。毛朱取消婚约,一时闹得动静颇大——民国订婚受法律保护,解约类似离婚,连校长带数位教授加入调解,其中吴宓最关心,最同情——毛彦文幼时曾被父亲包办许配他人,十几岁时在朱表哥的鼓励下逃婚出走,表哥出洋,她将自己教书所得薪水寄去供用,现在表哥却提出分手,原因是:我现在需要的是十七八岁的女中学生!——男人对单纯轻盈的新鲜的青春的爱好是永远的,朱某只是说出了一句太实在的话而已。不说也罢。可是,说出来,那就麻烦了,事实将证明这句话对毛彦文的刺激,也许比解约本身更大……毛彦文最终在她37岁这一年嫁给了66岁的民前总理熊希龄——他不会嫌她老。的确,在熊眼中——笔下——她是“粉靥香腮,天然生就佳偶”“万种柔情,一般纯洁,轻语娇频沉醉里”,只是,三年之后他就去世了。没有孩子。没有再婚。一个人活到百余岁。多少寂寞?
而在朱君毅之后,熊希龄之前,这中间不可谓不漫长的孤独时光,毛彦文经过了继续求学——留学——奋斗,还经过了与吴宓的纠缠。朱分期付给毛彦文的赔偿费正是由其好友、同事吴宓一次次送去的。想来同时送去的还有安慰关怀等等。吴北上清华任教之后还专程南下探毛。毛赴美留学不久吴也再度出洋,二人在国外有见面,甚至一度谈及婚嫁——在《吴宓日记》中都有记录。显然,对吴宓的深情,毛彦文并不是毫无反应。
然而吴诗人的深情有多深?按其诗,他离婚便是为了为了追毛彦文,实而未必。吴曾经因为顾虑离婚代价太大,试探毛是否愿作其情人,被毛激烈拒绝并划清界线:“……彦虽非作俑者,而先生已陷彦于罪矣。”与其说吴宓离婚是为了追求毛彦文,不如说是为了追求他自己的自由与浪漫。毛彦文1924年与朱表哥解约,1929年吴宓离婚,1935年毛彦文嫁与熊氏——至少有6年时间吴宓可以尽情追求毛彦文。却始终没有结果。当然毛彦文这种强硬有主见而且还是伤痕女可能是难追一点,但吴诗人没有当真追求也是真的——这期间在吴诗人日记中来回走动的土的洋的老的嫩的女人无数,毛即使不知,也不可能无觉——这个男人不靠谱。甚至也许毛彦文还曾经感受到过伤害。她枉担了小三的虚名,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还要被迫玩这种游戏。
事实上吴宓对毛彦文的执着狂热是在她嫁了老熊之后才开始的——追梦是诗人的天性,得不到的才宝贵——大写忏情诗,大加张扬。而在毛彦文那里,为此着恼都不一定。吴宓还想当然认为毛彦文嫁老熊是出于无奈——也许吧,37岁,搁现在也是超级剩女;后人则不乏指毛彦文势利者。其实,与那些有意谋求结识有钱有势长者的女人相比,毛彦文嫁熊希龄却有些自然的缘份在里面。毛少年时与熊之内侄女朱曦是好友,毛考上北京女师高,多次去熊家作客,当时的熊夫人朱其慧对毛多有关照,而熊也曾在北伐和沪战两次危乱之时向当时身在南京和上海的毛去电,嘱其速离险境,并愿提供帮助。所以面对熊的求婚毛虽觉唐突,却也相信他是正人君子,是可托之人。当时毛还在复旦暨大两校任教,熊大人考虑他的彦文小姐“考课改卷甚忙”,“连日阅卷勤劳”,从家中搬至附近饭店暂住,以便交流接触。加上帮忙劝说的诸路亲友进攻,连着两个多月毛小姐被他们包围,“弄得六神无主。”终允。婚后毛辞去教职,专业辅助丈夫的香山慈幼院的慈教事业,熊虽然不是诗人,而且是打着谋求共同致力慈幼事业的口号娶了毛小姐,但老人家热情浪漫情怀一点儿也不缺,经常给毛赠诗赠词,裱挂于堂,给足面子。毛回忆他们曾经“终日缱绻不腻,彼此有说不完的话,此种浓情蜜意少年夫妻想亦不过如此……彼对我亦夫亦友的深情,令我陶醉,令我庆幸。”
——相比之下,吴诗人的爱情似乎还是太浅太轻了。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明白为何毛彦文《往事》不愿提及了。既然那一切最终没有在她生命中留下什么痕迹,既然他始终没有真正进入她的最深的内心世界,他的深情对她就没有价值,让她在即使去日苦多的晚年、在最后的回忆录中也没有写的欲望。她没有撒谎。她只是不想写罢了。而且——即使只是出于自尊和洁癖:她写朱表哥,虽然他无情的抛弃了她,可那仍是她的初恋,在这个感情中她是完全纯粹、纯真、无保留付出的、“正确”的一方,那是年少时,是第一次,是改变了她的人生的感情;她写她丈夫更是天经地义,他有名望,有地位,又深深爱着她……她写的细致饱满,写的深情无限。但是,和吴宓,那是比较的……没名堂。尤其可能趟到人家离婚的浑水——既然那不是她造成,她不曾玩暧昧挑逗人家离婚,在丈夫匆匆身故之后她对吴的再追求更采取了三不政策:不看信、不回信、不搭理,更不屑以诗人的梦中情人的身份有事没事说道说道,自抬身价,诗人再爱她,又与她何干呢?
朱光潜(1897——1986)是美学家、翻译家和文艺理论家,在学者(读书人)当中应算是比较纯粹的那一类,不过,国家时势动荡也在他的文字中留下痕迹,如近读其文编发现几篇抗战期间文章(讲稿),颇有意味,特手敲录之。
一,《在四川大学总理纪念周上的讲演》(1937年秋)
有的人以为这次便是最后的战争了,实则并不是这样。我们还是作长久的计划,极力培养中国文化之生命与元气,只要文明生命尚在,我们中国还不会遽然灭亡的。所以我们现在极当注意的,第一是物质方面,我们的体格,第二是精神方面,我们的人格。就以这次平津失守来说,也并非兵不能打,也不仅是武器不能用,实是因为汉奸太多。在过去一年就很活动,暗中与日本通消息,济南,徐州,首都等处,也都曾有泄露消息事件发生。这次中央专任秘书黄浚父子也都当汉奸,泄露重要消息,甚至晚上日本飞机来轰炸的时候,汉奸用手电(筒)指示轰炸地点……据说当汉奸的人们,受过大学、中学、小学教育的都有[注1]。这当然算是我们中国的教育,至少有一部分遭失败。由此可知救国之道,不只是在注意物质方面,就可以了事的,还要特别注意精神方面的修养。在战争中交战两国所互相抗衡的不仅是枪炮,尤其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注2]。
二,《国难中我们应有的自信与自省》(约1937年秋,在四川大学的另一次讲演)
……我对于这些军事上的失利,倒不十分忧虑,因为胜败是军家的常事。从历史看,拿破仑和威廉第二都曾经打过好多的胜仗,有在几小时之内就征服全欧的可能,到后来终于是一败涂地……我个人所担忧的倒不是这战场上一时的得失,而是我们的抗战的精神,是否能百折不挠、坚持到底。
……还有一种现象,也是没有自信心的表示,我们每遇困难当头,就希望旁的国家来替我们解围。……老实说,这个世界,是利害的世界,并非公理人道的世界。旁的国家如果没有真正切身的利害,决不起来帮我们打日本的。到了他们真正感到切肤之痛时,要起来收服日本,那也是为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真正向日本宣战,也许可以把日本压下去,但是我们是否就因此能抬头,或者说,他们肯不肯就让我们抬头,也还是问题。自然,我们为外交策略起见,不能不联合一些朋友……但是任何其他一国家,决不能帮助我们生存,我们要生存,还要自己努力去死里求生。
……在这困难当头、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以为我们第一件要务便是自省。在这个时候每个人都要问自己,是否在尽抗敌救国的责任,或是在准备尽抗敌救国的责任。我们慢些责备旁人是汉奸,是误国者,且先问自己的行动,在实际上是否还是像汉奸,还是误国;慢些骂旁人不抗敌救国,或是向旁人宣传要抗敌救国,且先问自己是否真在抗敌救国[注3]。
三,《再论周作人事件》(1938年6月)[注4]
我个人和周作人先生……说不上有什么很深的友谊。我对于他固无站在私交方面替他辩护的必要,但是跟着旁人去“投井下石”、或是“知而不言”,于心亦有未安[注5]。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说好一点是一个炉火纯青的趣味主义者,说坏一点是一个老于世故怕粘惹事生非者。他向来怕谈政治,“附逆”、“做汉奸”,他没有那种野心,也没有那种勇气。他是已过中年的人,除读书写文之外,对事不免因循。以他在日本知识界的声望,日本人到了北平,决定包围他、利用他,这是他应该预料到的。到现在他还滞居北平,这种不明智实在是很可惋惜。他滞居北平的原因我想很多,贪舒适,怕走动,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要说他是在北平,准备做汉奸,恐怕是近于捕风捉影。
……总之,一切都还待事实证明,现在对于周氏施攻击或作辩护,都未免嫌过早。有人借这次……攻击到周氏的私生活,骂他吃苦茶,妒忌鲁迅,街上遇人不打招呼。世间完人恐怕很少,我们相信周氏也难免有凡人所常有的毛病。但是这另是一问题,似不应和他是否附逆相提并论。我们对自己尽可谨严,对旁人不妨宽厚一些……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人推出去,中敌人的毒计[注6]。
注释
[注1]:彼此中国教育极不普及,小学即相当于中等至高等教育程度(毕业可当教员),按当今情况换算,意即这些做汉奸的,从大专生大学生研究生到硕士博士等等都有。
[注2]:文编第265页。
[注3]:文编第266页、第269——270页。
[注4]:写作此文的缘由是日本报刊登出新闻,“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出席由日方召集之“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故文化界群伐周氏汉奸卖国。
[注5]:朱光潜与周氏或无特别友谊,但朱光潜欣赏周氏才华,曾于1926年发文盛赞周氏著作《雨天的书》,另见文编第174——178页]
[注6]:文编第306——307页、第309——310页。此文作于1938年(抗战初期),约自1939年起周氏毕竟落水,恰也证明了“现在对于周氏施攻击或作辩护,都未免嫌过早”。尽管如此,文中朱光潜所表现出的理性与仁厚,令人起敬;或真是同胞的“不公平对待”也促使了周氏落水,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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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题目为另加;出于现实考虑,试读会选摘比较趣味部分,但本传更多是描述凌叔华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及其所历20世纪中国历史,而不是“美丽与哀愁”式怀旧传奇,这是要说明的)
“夜深客散了。客厅中大椅上醉倒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酣然沉睡;火炉旁坐着一对青年夫妇,面上都挂着酒晕,在那儿切切细语;室中充满了沉寂甜美的空气。”
小说《酒后》一开始,是一个类似于舞台的场景:戏,就在这三人之间上演了。青年夫妇名唤永璋、采苕,醉倒的男客是永璋的好友子仪。永璋沉醉于采苕的温婉可人,然而正当他不绝的向妻子诉说衷情的时候,妻子却向他提出:她想吻一下在那边睡着的子仪……
《酒后》发表于1925年1月:凌叔华涉足徐志摩、陈西滢所属新月社以及现代评论派——即凌叔华恩师周作人讽称“东吉祥胡同派”——大约半年之后。带着“小资”的情调,一个大胆的故事——很可能是这崭新的,年轻的,充满自由开放气息的圈子给予了她某种灵感。
徐志摩与陈西滢的友谊始于1920年秋:徐志摩赴美留学两年之后,再由美国转往英国求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徐志摩遇见了陈西滢。陈西滢比徐志摩年长1岁,留学资格却比他老得多——陈西滢15岁时即由表叔吴稚晖带到英国读中学,先考入爱丁堡大学,后又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热情的徐志摩主动向陈西滢说起,与自己同来的老刘也认识他,尽管陈西滢“听了还是茫然”,想不起“老刘”是谁,两人却也就此熟了起来[注1]。
1922年陈西滢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这一年他才26岁——应蔡元培邀请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外文系,后担任系主任;徐志摩亦于这一年年底回国、来到北京。在北京,徐志摩兴致勃勃尝试各种文学活动,包括翻译他钟爱的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小说,徐志摩希望陈西滢参加,陈西滢便参加了——陈西滢在爱丁堡大学所修正是英国文学,他在北大开设“短篇小说”课亦有将曼殊斐儿纳入一讲,徐志摩更称赞他“所知道的欧洲文学恐怕在北京比谁都更渊博些”,而当徐志摩有意筹划泰戈尔访华,陈西滢也分担了其中一些工作。
1924年泰戈尔来华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他不但带来了思想的交流——包括争锋:他对古老的东方文化诗意的赞美、他的改良而不是革命的主张,遭到了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如鲁迅、陈独秀等严厉批评;也成就了浪漫韵事——如在北京文化界于天坛草坪为泰戈尔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徐志摩与林徽因这美妙的一对儿伴立于老诗人左右,为时人描述有如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这也是后世羡颂徐林爱情传奇的人们最乐道的一幕。而现在我们还知道,这件事对凌叔华也同样影响深远。在这次欢迎会不久,她作为燕京大学学生代表接待泰戈尔一行,也同时结识了风度翩翩的徐志摩与文质彬彬的陈西滢。
也许在那时凌叔华便在陈西滢心上留下了印象。当然,在那时,徐志摩的心却是肯定还都在林徽因身上,暂时顾不上和凌叔华建立发展更深友谊。
四年前——即1920年、徐志摩由美国转去英国的那一年,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以中国国际联盟代表身份赴欧考察,携16岁的爱女相随,在伦敦,徐志摩与林徽因相遇了。一般说法是徐志摩单方面狂热的爱上了林徽因,面对年龄与身份的差距——此时的徐志摩已经是一位有妇之夫、有子之父———当然可能还有其它更多的差距,这位纯洁的萝莉惊惶的拒绝了。但也有说法是林徽因已与徐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徽因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注2],于是徐志摩便铁下心与千里迢迢来英与他团聚,且已再次怀孕的“土包子”原配张幼仪闹起了离婚——换言之,林徽因与徐志摩曾经彼此爱慕:毕竟此时徐志摩也不过24岁,是一个年轻人,一个才情风度兼具而不幸被旧婚姻绑住的年轻人,且在那早婚的时代,女方16岁也已足够谈婚论嫁……对他们这一场交往的性质的认定如此重要,因为这在以后将牵扯到一桩纠纷,不管怎样,这一场恋爱的结果是清楚的:1921年八月或九月,徐志摩为迫张幼仪同意离婚,一声不响,离开了他们在剑桥沙士顿的家,而等张幼仪走、徐志摩再回来,林徽因却已随林长民悄然回国了[注3]。
很可能林长民早就有意把爱女许给他政治上的铁杆同伴、也是至好私人朋友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学生,不但在政界名望颇高,在学界亦地位卓越,而林徽因和梁思成这两个年貌相当的孩子也早在林长民赴欧前两年就在北京见面认识了——当然不是相亲——林公梁公何等人物——至多只是自然巧妙引导罢了。林家父女回国,甫抵上海,因林长民有事不得分身,林徽因便被梁启超接回北京读书:林徽因出国前就读于北京培华中学,一所英国教会中学——贵族学校、国际学校——现还继续;完全是被梁家当作未来儿媳妇关照了。
那边厢,徐志摩继续为他的伟大爱情战斗。被他抛弃在异国他乡、两眼一抹黑的张幼仪,在哥哥的帮助下来到德国,刚生下孩子,又被徐志摩追来逼促离婚。最后,徐志摩终于如愿以偿,如喜如狂——显然林氏父女除了悄然离去之外,也没有再与他联络、告知新情况。1922年年末,当徐志摩在剑桥大学尽享了一年的“真正的康桥生活”之后兴冲冲回国、赶到北京,却发现林徽因已是梁公准儿媳,她与梁思成的婚事“已有成言”——这期间林徽因和她的小哥哥梁思成应该是处得不错,没有表现出太不满意,否则视她如掌珠的父亲绝不会不考虑,而当徐志摩不甘失败,屡追到这对恋人共同读书学习的幽静的梁公私人图书室,小梁在门外贴出纸条“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 [注4],让老徐碰一鼻子灰,也是很自然的了。
徐志摩回国之后——来北京之前,还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于报章发表“离婚通告”,激语昂扬,向旧婚俗宣战,并由此成为“中国史上‘文明离婚’第一人”,一时间大出其名——不排除同时也是为了向爱人献礼,但是后者的效果看起来并不太好……不过,由于泰戈尔的访华,徐志摩接触林徽因的机会又多了起来,诸如陪泰翁出席演讲或共演泰戈尔戏剧,这些桥段被一些书和电视展现得极为浪漫煽情,尽管实际可能并非如此,但也不排除这些情况促使了梁林二公作出了一个决定。
泰戈尔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之后又去了日本,徐志摩继续任翻译同往。而当他再回到北京,林梁两家已经帮孩子们订婚并送往美国留学去也。面对佳人既去的事实,不知这中间还经过了什么样的原因抑或经过了什么样的契机——加之此间徐志摩家乡坏消息不断传来:战事,亲友去世等等[注5]。痛苦不安的徐志摩想到了凌叔华。他频繁地给她写信,请她当自己的“通信员”——通信的员;即现在我们所说“树洞”,收纳他的心声、填补他的虚空。
大约始自这年秋天至冬天,短短的时间里徐志摩便给凌叔华写了“不下七八十封”的信[注6],但是他们的关系却并没有“修成正果”,凌叔华最终嫁给了徐志摩的好友、各方条件同样不错且性格沉厚、“身家清白”无婚史的陈西滢。而关于凌叔华与徐志摩那一段交往的详情,也从此成了一个谜。有人认为那不过是林徽因与徐志摩交往的重复——这就是徐诗人的悲剧:这些既冰雪聪明却又精明世故的才女名媛们,一边享受他的浪漫追求与激情爱慕,真到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却患得患失——什么文艺女,都是心机女。
1935年——诗人意外身逝4年之后,凌叔华在她主编的《武汉日报》文艺版上,陆续发表了11年前徐志摩写给她的那些信当中的6封。但是凌叔华有意隐去了收信人名字——即寄信人徐志摩对她的称呼,而一律(在原基础上)代之以XX或X,直到晚年时凌叔华才说出:那都是徐志摩写给她的信。除了隐去称呼,信上也没有日期(而且凌叔华有可能在发表时有意打乱了顺序),使得我们理顺这段暧昧感情变得更为困难。当然的,徐志摩这些信写的很热情也很美,我们能够感觉到,在这一时期,因为拥有了凌叔华这位“通信员”,他才可以如此尽情将内心里的情绪抒发于笔端,无论是喜悦,悲伤,还是小淘气或者小疯狂 [注7]。对于这些信所代表的意义:友情自是深切的,友情到底有无,到什么程度,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取决于各自年龄、身份、思维方式和情感体验等等。不过,就一般所知,徐志摩是一个浪漫的诗人,表达起感情本来就比常人来得浓烈,比如——徐志摩还曾经向冰心说过“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的话儿,圣洁的冰心没搭理他[注8]。而且,如果把这些信和徐志摩那些真正的情信对比——在后来,他写给他的妻子陆小曼的那些充满了亲亲肉肉、肉肉亲亲、浓情蜜意、体贴入微、神魂颠倒、抵死缠绵……的信——那还是很有一段距离的。
……当然我们能够看到的仅是凌叔华有选择的发表的6封信,相比那“六七十”之数实是太少太,让我们无以摸出全貌。而她又是否为诗人那些火热的仿佛完全敞开了自己的书信所打动?他那些“半疯半梦”的话儿是否还给她带来过幻想,而诸如“你有的是阳光似的笑容与思想,你来救度救度满脸涂着黑炭的顽皮的XX”的句子——在这里XX可能是志摩,也可能是摩摩?小摩?——也该是很容易撩起女子心中母爱的柔情的罢?
凌叔华没有发表自己写给徐志摩的信。也许已经找不到了。一切似已无迹可循。但或者在此期间的凌叔华的一篇小说:《我那件事对不起他》,可以多多少少帮助我们了解她这一方的心情——1924年12月,凌叔华发表了这个在后来被认为是她早期不成熟作品之一的短篇;假如这篇作品构思和写成的时间与发表时间相去不远,那么它可能就在凌叔华担任徐志摩“通信员”期间。这是描写包办婚姻的悲剧的小说——其主角却并非勇于打破传统、追求自由爱情的男女战士,而是他们对面:无辜“被悲剧”的原配太太。这太容易让人联想起徐志摩的那位张幼仪。晚年的凌叔华回忆她与徐志摩的相知交往,“我至今仍觉得我知道他的个性及身世比许多朋友更多一点”,而关于他那些恋爱故事,他也“一点不隐藏的坦白告诉我多少次了”[注9]——那么他为了追求真爱而无情地对待张幼仪的事,凌叔华也不会不知。徐志摩选择她作为“通信员”,可能是相信:她比一般女人更能够理解同情自己这颗诗人的心。但是她毕竟也是女人。……
当然也可能这篇小说和徐志摩没有直接关系,即使徐志摩不曾与她谈那些事,她也会从其它途经听说这位诗人的事迹:徐志摩那篇“离婚通告”一时间几乎家喻户晓。再说这样的新式丈夫在当时社会并不稀见……但是在这篇小说里,那位贤良而无辜的小脚太太在自杀前也留下了一封“通告”——遗书,因为:
“这年头,像我这样的女人必不少,写一信叫人家也知道我们的苦衷。”
从这篇小说中——从凌叔华对传统女性命运敏感、同情、正视的态度;这态度还将在她以后的作品中不同程度体现——让我们想到这位幸运的成为最新潮摩登女学生、女作家的“新式”、“自由”女性,骨子里却仍有着平凡女性最传统朴素的:同情心,是非观,以及……不安全感。当然,也许以她出生和成长的妻妾成群的大家庭的背景,母亲的不幸,庶出女儿的自卑,天性的温柔,令她比较懂得身为女人的痛苦,这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感情。所以,即使徐志摩曾经有意于她,或者,她有意于徐志摩,她也是难免犹豫迟疑、克制躲闪的。
当然,这并不表示她绝对不会爱上他(待续)
注释:
注1:陈西滢:《西滢闲话》(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90页。
注2:陈从周:《徐志摩:年谱与评述》(陈子善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注3:韩石山:《徐志摩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61—66页。
注4:梁实秋:《梁实秋怀人丛录》,转引自韩石山:《徐志摩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79——80页。
注5:陈从周:《徐志摩:年谱与评述》(陈子善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48页。
注6:凌叔华致胡适,《凌叔华文存》(陈学勇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下册,第903页。
注7:徐志摩致凌叔华,《志摩的信》(虞坤林编,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349——359页,下同。
注8:冰心致梁实秋,转引自《忆旧》(雁华编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07——308页。
注9:凌叔华致陈从周,1982年10月15日,《凌叔华文存》(陈学勇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下册,第9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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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映晓
每当我看到郎朗为某银行所做广告:年轻的钢琴家坐于琴前,其父立于身后,满面慈笑,琴音响起,并配画外音“成长,父爱”云云,我脑海中便浮现出另一幅情景:还是一个小琴童的郎朗坐于琴前,其父拿着棍子立于身后,横眉冷目……我绝不是嘲笑郎朗,他的成材事迹,大家都知道,他和他的父亲也都不忌讳谈及——这种教育方法确有道理,至少事实说明:他们赢了。
比较之下我更认同橙子(黄啸)对她12岁的女儿鸭子(完荃)在成为“小作家”路上所施方法。自鸭子幼时橙子便发现她对认字读书特痴迷,“还没上小学,就莫名其妙地认识了大量汉字,莫名其妙地能看书了,莫名其妙能看西片字幕了”,于是从三年级起,橙子要求她每天写一篇博客,到五年级,开始练习看新闻写观点,不断督促鼓励——显然也不轻松。曾经鸭子的兴趣——或说好奇心——那也是相当广泛,各种兴趣班上个遍,全都不了了之。没有什么不需要经过枯燥的训练,如果没有家长,作为小孩是很难坚持的,“上帝会给一个人很多次职业和特长上的暗示,但是我们不是每样都有能力有悟性抓住”,橙子承认:写作是她帮鸭子抓住的。尽管她声言这更多是为鸭子培养爱好,至于能否走下去,还看她自己。《橙子鸭子都在家》这本书便是由橙子鸭子一起完成的,不过鸭子所占份量较少,称之“小作家”亦早,但从那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个自信、快乐、会思考也会算计的孩子。这是更宝贵的。橙子在帮助鸭子发展写作的同时也发展了她的头脑个性,比如鸭子特别会算经济帐——令我这一把岁数才知道会否安排金钱和会否安排才华感情一样重要的人汗颜——原因之一便来自鸭子收获管理稿费的经验。
《橙子鸭子都在家》并不是一本关于“小作家”养成的书。它是关于橙子和鸭子这一对单亲母女这些年的生活记录,尤其是作为母亲的橙子所走过心路。多数人都生孩子,多数人在生孩子之前都幻想自己将拥有一个聪明又听话的完美孩子,幻想归幻想——和人生的一切规律一样,事实往往不是那么一回事。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橙子是如何不断遭遇鸭子所带来的“惊喜”,如何不断地“斗法”较劲、“失败”然后调整。这本温情风趣的小书,也包括了一位母亲面对充满焦虑与危机的(现在/未来)时代的种种复杂敏感教育问题的思考:人身安全,性,竞争,感情的博奕……通过这些思考中我们看到,尽管橙子和鸭子的关系看起来是十分开放的,甚至“没大没小”,但橙子对鸭子的宽松放任态度的背后,其实处处都有留心,说是“费尽心机”、“处心积虑”也不夸张。这就是做父母。做父母,不是生下孩子就可自称伟大了。孩子并没有请你把他(她)生下来。尽最大努力帮助他(她)追求成就与幸福是父母的责任——哪怕这可能还是一件人算不如天算的事。这本小书实值得家长朋友们一看。
(《橙子鸭子都在家》:黄啸、完荃著,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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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傲慢与偏见》显示出来这个坚硬外壳里包藏着一颗多么宝贵的明珠,她在社会上就像一根拔火棍儿或者一块防火板那样,绝不会受人注意的……现在不同喽,她倒还是一根拨火棍儿——可是对这个怪物人人害怕。一位不声不响,专写别人的女才子,当然叫人害怕!’
“她一生下来,好像就有一位守在她摇篮边的仙女带领着她在全世界飞翔巡游一遍,当她再躺进摇篮里,她不仅明白世界是什么样子,而且连自己一生活动的范围都选定了,只要能牢牢控制着这个领域,她对别的什么就再无所求。因此,到了十五岁,她就对于别人很少抱有幻想,对于自己则一点儿幻想也没有了。”
——弗吉尼娅·伍尔夫笔下的简·奥斯丁。像不像爱玲·张?
弗吉尼娅写过一组谈女作家的文章——饱含感情,又风趣自如。可惜,如果来得及,她大约也会好好的谈一谈她的小友、中国女作家凌叔华。(似乎有相当读者是通过那本不无下作的K来认识凌叔华的。杯具!)
又及:现在的书普遍印成大开本,我倒怀念小开本,携读方便。还有就是尽量不要印精装吧,最简易方便的读书当然是在床上,举着太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