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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 (2016-12-13 12:50)
公众号名称:朱映晓(ID:zhuyingxiao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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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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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妓女,先生,艺伎,倌人



《海上花》——如果用最简单具体的一句话来介绍——是一部关于晚清上海长三堂子里的爱情故事的小说。这里有个注释:长三堂子就是高级妓院,长三就是高级妓女。但这注释还很不准确。长三堂子还有个更正式的体面的名称:书寓;而长三则被尊为“书寓先生”。最初的书寓先生系为纯粹的说唱女艺人,艺是第一的,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教育养成,若想在上海开寓营业,更须经官府举办的专业资格认证考试,并有年度考核——年审;卖艺不卖身——听起来更类似于艺伎。女艺人女明星。专业人士。职业女性——这应该也算是职业女性罢?而且是最早期的职业女性?


只是到了本书所描述的时期:“海上通商以来”——即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开埠、成为正式的通商口岸——“书寓”“长三”混个不清,规范也大不如从前严格了。这书中的长三们——虽黄翠凤还能拉着胡琴一曲“荡湖船”让大家听得如痴如醉,小小的李浣芳也唱得来《长生殿·小宴》“天闲云淡”,但新买来的周双玉没几天就出局(出陪酒局),乡下来的赵二宝也好像没经什么培训就挂牌了。打茶围(招待来客喝茶聊天)、出局成了她们业务活动的主要内容。想来是社会环境变化、市场需求骤增所引发的转型与混乱:没有“先生”那么高格了,却还不到“妓女”的程度。还是被用来装点场面,增添声色,文化娱乐,甚至欣赏爱慕。即使“卖身”也须经过一定的“追求”过程,对像也都较为固定,所谓“做相好”,一做几年是常事。颇有些谈恋爱的意思。


她们还有一个比较通常随意的名字叫“倌人”,请看这“倌”字:一个人、一个女人,倚之“官”侧;传统戏曲里的女人也都管自己男人叫官人,一声“官人”,不知几婉转酥人;同时这个“官”也可以指其本意,即有权力的人——甚贴,甚妙。


因为妓院对于过去的中国人还兼备有社交场所的功能,到了本书所描述的时代背景之下,大量外来人口进入上海,找同乡,会朋友,建立圈子及至事业,都少不了堂子里走走。自“高尚”书寓脱身而出的长三堂子,自然更成了以服务“上等”阶层为主的高级俱乐部,汇聚了诸如土洋官员、大小商人、才子名士及其帮闲帮忙各色精英。长三里做个倌人相好,等于有了个“点”,是商务休闲并装体面之必备。小富商姚季莼本做卫霞仙,他家奶奶——他老婆——跑去卫霞仙书寓“闹事”,被骂将出来,结果姚季莼再不得做卫霞仙,但姚季莼竟也张罗不开了——巴结生意、应酬往来太不方便。最后还是姚奶奶亲自考查选个“老实”的幺二倌人(比长三倌人低一个档次)马桂生让他做。


长三里能做上个相好并不容易。进门开始——请注意生客若无引荐恕不接待——打茶围三块洋钱——喝喝茶,吃吃瓜子果脯的围盘,聊聊天,少坐坐——除非特别相熟,有品的客人不会为这三块洋钱坐半天,会被BS的;出局三块洋钱——当红的倌人应命前去露个脸,唱个曲,代几杯酒就走了,还要转别的局,不是一直陪你吃喝——人家见过世面,受过调教,估计也不大馋;聚丰园叫来的虾仁炒面,沈小红心里不爽还吃不下,拔几根就放下了。


——就是这两个数字“三”,张爱玲注释:“像骨牌中的长三,两个三点并列”,所谓“长三”就是这么来的了(而低一个档次的“幺二”收费标准则为打茶围一元,出局两元)。当时三块洋钱什么概念呢,卫霞仙家请的大姐——小保姆——阿巧,全日制,粗细活儿都干,一月一块洋钱。上好的翡翠首饰十六块洋钱(可以还价到十块)。海归官员王莲生给张蕙贞租的东合兴里CBD核心商住区豪华公寓,一月三十块洋钱。综上,一块洋钱总得相当于今天的一二百人民币了。不知要打多少茶围叫多少局还不一定能做得成相好——人家是“书寓先生”,不是明码标价的。亦商亦官财大气粗的罗子富叫了黄翠凤十几个局她还爱搭不理(当然她是在吊他胃口,力争卖个更好价位)。


做成相好,花头更多。日常下脚(开销),请客摆酒,尤其每逢年节,宣卷(讲经做法事),烧路头(迎财神),更一定要摆酒——给相好“撑场面”,这是必须的。这还要讲到那个著名的怕老婆分子姚季莼做卫霞仙时,卫寓宣卷,他又要招呼客人,又要赶在限定钟点回家报到,忙得着实仓皇狼狈。


乡下来的土财主李实夫看不惯长三堂子这玩法,说那些客人都是“铲头”(冤大头)——但他长三里也有老熟人,杭州来的大富商黎缘鸿说他是老玩家,鸦片馆伙计介绍他是“长三里惯了”的——显是有过白花了洋钱而没得到“实惠”的经历,受了打击——所以现在他贪便宜去打个野鸡诸十全。诸十全温柔漂亮又巴结,十全九美,惟一不美是有性病,传给他一身梅毒大疮。被大家一笑。小老板洪善卿都说他太省了,意思是如果他不那么省,长三里走走,就不会得这病了。也说明卖身不是长三的主要工作,与之做相好还是比较安全卫生的。这就是高档消费的好处了。


(二)长三堂子运作机制


张爱玲说:“中国自古是个爱情荒芜的国度。”“恋爱只能是早熟的表兄妹,一成年,就只有妓院这脏乱的角落里还许有机会,再就只有《聊斋》中狐鬼的狂想曲了”。


的确,在那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只有男人可以在外活动,女人大部分被关在家里,没有女同学女同事女网友女驴友可遇,没有恋爱可谈,婚姻讲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基本上也与恋爱无关。


如此推来妓院不但是出售性的地方,也是出售性魅力和恋爱的地方,而且这才是高端的,相比单纯出售性更有技巧,利润也更大——对这一点,想必世世代代的妓院经营者都不会不知道并加以利用。但真正把它单独拿出来经营的——专业经营——却似非《海上花》里的长三堂子莫属。


这长三堂子(书寓)实行的是倌人中心制。一门一户挂牌写的都是倌人的名字,沈小红书寓,卫霞仙书寓,孙素兰书寓等。跟随伺侯的娘姨(已婚女佣;阿姨)和大姐相当于她的贴身助理,底下还有打杂的——跑外场的工作人员,老鸨就是她的经济人与管理者。倌人多是买来的,叫“讨人”,但老鸨靠她们吃饭,建立和谐关系是必须的,虽也有“或打或卖”——《红楼梦》里惜春语——比较少;有些生意好、脾气厉害的倌人还能辖制鸨母,如黄翠凤对黄二姐。总的来说二者属共生状态。倌人管老鸨叫“妈”——有些就真个是亲生母女,如周兰与周双珠,李秀姐与李漱芳——似乎这只是一个吃饭的营生。谁不要吃饭呢。倌人有一定的自由,包括接客。黄二姐说黄翠凤:想让她多看中两户客人,多赚点钱,难死了。——当然她们本是高端销售,在质不在量,没必要乱做,做坏身价得不偿失。


于是,男人们心甘情愿的以烧钱的方式追求这些倌人,一如现在富商、名流追求女演员——她们都是美丽和昂贵的,是明星,带着光环,是其他众多男人神往的女人;而倌人们在条件好、脾气对头、“长情”的客人里做一个相好,谈恋爱似的,也是自然而然——绝对的“卖艺不卖身”既不可能,亦不人道——大概也算是爱情了。爱情就是男女互生情愫,本身也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海上花》里一出又一出的爱情——有老夫老妻、知已式的,如洪善卿与周双珠,陈小云与金巧珍,有金童玉女、欢喜冤家式的,葛仲英与吴雪香,高亚白与姚文君,有悲情如陶玉甫与李漱芳的生死恋,有王莲生与沈小红这种拆也拆不开搞又搞不拢的“过把瘾”式的怨恋,更有以爱情为名的的攫取与敲诈——黄翠凤敲罗子富五千洋钱——曾经这个男人是多么恋慕她,恋慕她的美丽,更恋慕她的灵魂——当然这是个误会——热心资助她赎身,即使她赎身之后并不归他做个小老婆之类,而是自立自强自主创业另立门户去,跟他没关系;周双玉敲富二代朱淑人的分手费更高达一万洋钱。这都是因为男人爱她们的缘故罢。不然怎能拿到。只不过,一方有情,一方无意。这也算是恋爱了——不是说“我爱你与你无关”么。这话不能总由女人来说。


长三堂子提供了职业出售性魅力与恋爱的奇特范本,虽然它的繁荣只存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在晚清的最后的斜阳的照耀下,欢愉与盛平都是暂时的。接下来的将是整个制度的崩溃,连绵的动荡。再往后,社会变化,“女性解放”,婚姻自主,“爱情”遍地开花——尤其是现在,网络大兴,不知哪里跑出来那么多的有为却寂寞的女人,男人们随处都可以找到不需花钱的恋爱了——然而恋爱从某个角度来讲其本质仍是出售个人魅力与感情的交易——以期得到好的回报:无论是钱,还是温情,爱慕,幸福,体面,安全,快乐,等等——让对方认识和接受自己的价值,并予偿付。这种交易,是永恒的。从这个角度上讲,长三堂子自有一种能够揭示男女关系的某些真相与规律的力量——以它的畸形、荒诞和极端的方式。当然长三堂子并不太可能产生“真的爱情”,即使在过去别无机会的时代、在这本书中;然而“真的爱情”在现在的现实之中也是很稀少的。爱情不止是爱情。在爱情面前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是自由的。这不是人的错。必然如此。所以,“长三堂子”其实无处不在。也不会消失。


W.X.ID:zhuyingxiao2016  (朱映晓)

勿失勿忘。朱映晓的文字新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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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孙悟空与林黛玉(二章)


文:朱映晓


 

一,孙悟空与林黛玉

 

孙悟空与唐僧行至高老庄,遇到一脸晦气、“一肚子气”的高太公家人高才,高太公不幸招了个妖精女婿,几番打发高才请法师降他,高才跑死跑活,请到的却都是些“不济的和尚、脓包的道士”,没降住,高太公责高才不会干事,又赶了他出去再请。孙悟空一听有这等好事,死乞白咧让高才把自己带到庄上,不用说,他降了那妖,还收了他跟随挑担——自己从此不用挑了——那妖不是别人,猪八戒是也。

 

高太公备了素宴,又拿出大盘散金碎银为酬,唐僧自然不收,那孙悟空却上前“轮开手,抓了一把”,叫高才来,说是前面累你引我师父进庄,招到了徒弟,无以为谢,这些金银你去买个草鞋穿,以后但凡再有妖精,还介绍给我哈!——给人好处,话还说的这么好听,高才自然只有接了叩谢的份了。

 

孙悟空这一番言行,让我想起《红楼梦》第45回林黛玉打赏婆子一节:婆子受宝钗差派,送了燕窝来,夜天里下着雨,黛玉命留吃茶,婆子说还有事,黛玉便说“我也知道你们忙(指天凉夜长,正是大观园里一众下人聚赌的好时节)……难为你。误了你发财,冒雨送来。”“便命人给他几百钱,打些酒吃,避避雨气。”婆子自是喜悦,接钱而去。

 

林黛玉和孙悟空一样,都是不缺钱、“不需要“钱、也根本不把钱放在心上的主。但是他们在人情上的敏锐与体恤如此相似。一般我们认为孙悟空是无法无天的,林黛玉是不谙世故的,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对此我们都可以分别从两部书中找出不止一处的例子)。他们的可爱大概也在这里——他们都是水晶心肝,清莹透亮。这让我不由得再次心生感谢,感谢曹公与吴公为中国文学创造了这样美妙的人物!

 

 

二,孙悟空的教育背景

 

打石头里蹦出来的孙悟空,是典型的有爹妈生没爹妈教——不对,是没爹妈生也没爹妈教。当然它是个灵猴,天生聪明,否则也做不成猴大王。然而他最后能够修成正果,只凭这点聪明是不够的。他比猪八戒沙和尚强,也和他的教育背景大有关系。

 

孙悟空本身就有较强的求学上进之心。因此他才放弃了花果山的舒适自在的生活,来到人间漂泊,“学人礼,学人话”,串城游县,这一下子就是“八九年余”。八九年余他不但看透了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稍后,当他遇见一个神仙范儿的樵夫,听他唱“静坐讲《黄庭》”,便马上认作不凡,显然至此他不但洞悉人情世故,也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当然这是自学成材,只能算野路子的教育。

 

进入菩提祖师门下是孙悟空正式深造的开始,这一下又是六七年。所习包括“言语礼貌,讲经论道,习字焚香……”及至“扫地锄园、养花修树”——所以等他再离开时,可以说,已经是个教养全面的名校毕业、高学历的猴子了。

 

细读《西游记》,我们很容易发现,孙悟空简直无所不能,包括量料裁衣、做针线活儿,在时尚修饰方面也很有个人见解,往腰上系块虎皮还要先将那皮“打一个马面样的折子”,也是因为村民笑话他刚从五指山下爬出来,像个鬼——多么的有自尊!我以为这一切都是他乐于学习和接受教育的结果,单从这点上看,《西游记》也很有励志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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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朱映晓(ID:zhuyingxiao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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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是最隆重的赞美。以此文,献给《简·爱》并纪念夏·勃朗特诞辰200周年。首载于《深圳特区报·人文天地》。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

 

夏·勃朗特的隐秘情事

朱映晓

 

18487月的一天。伦敦康希尔街65号,史密斯·埃尔德出版公司的书店里,走进两位女士——两位衣着朴素、相貌平常的乡下姑娘。“我可以见见史密斯先生吗?”年纪稍大的一位向店员说。稍后,她们被带到了那位身材高大且年轻的东家乔治·史密斯面前。“我就是。”他说。姑娘把一些信件交到他手中。那是他以及公司资深编辑威廉斯先生写给他们所出版并大获成功的《简·爱》一书作者柯勒·贝尔先生的信件。他看了看信,又看了看她:“这信,你是打哪儿弄来的?”

他困惑的神情把她逗乐了。她向他介绍说她就是“柯勒·贝尔”:勃朗特小姐。夏洛蒂·勃朗特。还有她的妹妹安妮。和《简·爱》出版差不多时间,安妮以阿克顿·贝尔之名出版了《艾格妮斯·格雷》和《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另一个妹妹艾米莉则以埃利斯·贝尔之名出版了《呼啸山庄》),安妮的出版人先欺其无名,压下她们预付的印书费,后见《简·爱》风行,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书商亦以购得贝尔新作版权为幸,遂谎称贝尔们均为一人,将“房客”高价售出,令已将(柯勒)贝尔新作预售给美国另一书商的史密斯公司大受指责。书商间的纠纷迫使夏洛蒂带安妮来伦敦声明身份,澄清事实。

这是夏洛蒂与史密斯的第一次戏剧性的会面——他以及威廉斯一直以为她(们)是男的。然而这不是一次惊艳的会面。这一年夏洛蒂已经32岁了。他比她年轻7(或8)岁。她也不是一位美人。当然,他热情的接待她,因为她是一位如此重要的作者,还是一位女士。他一定要请她们去他家住,被拒绝了。晚上,他又带着两位妹妹来旅馆拜访她们并请赴歌剧院看演出。妹妹们全副盛装,他身着晚礼服,带着白手套。夏和安毫无准备,“也没有带来什么讲究衣裳,更何况,我们在世上原本就没有什么讲究衣裳。”夏略加考虑,决定从命为上,“穿上带来的难看的高领乡下衣裳”上了马车。“他们必定觉得我们两个是模样古怪,叫人捉摸不透的人,特别是戴着眼镜的我……踏上(歌剧院)那铺着猩红地毯的楼梯,想到我自己同史密斯先生之间的鲜明对比,不禁暗笑。无怪乎那些风度翩翩的绅士淑女们要用轻蔑、彬彬有礼然而盛气凌人的眼光睨视我们……自觉形同小丑……我看到安妮却一如平素,沉静而温柔。”

但我们并不知史密斯先生公然带两位如此普通的姑娘出入歌剧院是何感想(夏洛蒂和妹妹们约言要隐姓埋名地写作,所以现在她们的身份对外仍保密)。毫无疑问,他是一位绅士。第二天他又同他的母亲一道前来旅馆请她们去他家晚餐。他家的客厅在她眼中“简直显得富丽堂皇”。他的弟弟妹妹们都相貌好,他的母亲也很美——那么他应该也很英俊,尽管她对此并无描述,只说他很讨人喜欢,“是一个实际的人。”可是,“我在餐桌上总是感到一种别扭的局促不安。做客赴宴对我来说总是件可怕的事。”——她不美,还欠大方。

几天之后夏和安归家,满载着史密斯送的书,到家第一件事是照镜子,“那副惨相真难以想象。”原本就瘦的面容“简直形容枯槁”。“面呈灰色,显得很苍老,满脸奇怪的深深的犁沟;眼睛极不自然地直愣愣地瞪着。”

面见史密斯之前,夏洛蒂与其公司联系(写信),主要通过威廉斯。渐渐的随着她几次前往伦敦——均由史密斯邀请,住在他的家里,一开始她当然是不同意,他就让他母亲出面去请;她受到了无微不至的招待——他们的通信变得频繁。夏洛蒂第二次去伦敦是在184911月,上一次她是带着妹妹安妮,为着迫不得已的原因而来的,现在,安妮已经去世。她也失去了艾米莉……最亲爱的姐妹,还有她同样不乏才气与梦想的弟弟,都在这一年间去世。霍渥斯的家中——荒原深处,仿佛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只剩下她和老父,也许还有上帝——她心中的上帝:

“生命为什么这样空虚,短促,辛酸,我不知道。为什么比我年轻有为的人从生活中被强行夺走,抛下未竞之业,我不能理解。但我相信上帝是智慧的,完美的,仁慈的。”

仿佛是试图将她从孤绝之中拉出,史密斯邀请她来伦敦,她见到了久仰的萨克雷,还结识了“写字的女友”马丁诺。总体来说夏洛蒂不喜社交,“常感体力和精神不支”,对此史密斯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怀:“只要我露出无精打采的样子,史密斯先生就坐立不安……我再三向他解释……只是没有力气说话,可他仍像是担心这后面还有什么其它原因。”

18505月,夏洛蒂三赴伦敦。这一次,她的紧张情绪有所缓解,感觉不是那么受罪而是有些快乐了。在史密斯的引荐下,伦敦向这位著名作家敞开怀抱——继《简·爱》之后,她又出版了《谢利》——他为她安排各种活动,还请来画家为她画像,令她那端庄分拂于两侧头发之下平静坚定的模样得以永远留世——就是现在我们最常看到的那张炭笔画像,作家的“标准像”。

只是,到这次访问快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她“颇为怵头”、不知如何收场的事:史密斯邀她同游苏格兰。他有一个弟弟在那里上学,他接他回家,他还会带一个妹妹去,让她也前去会合。夏洛蒂认为此事“绝无可能”,“坚持不肯”,对她的坚拒,史密斯的母亲极力支持(母亲的神经过敏不是无理由的,夏洛蒂曾写信告诉友人,夫人一直在观察和“监视”她;显然她不希望她最爱、最倚重的长子和这位老姑娘有进一步发展),然而她的宝贝儿子却反过来央求母亲去劝说她,夫人拗不过爱子之情,遂去相求。于是她决定:去——为了友谊:

“……(我)相信,乔治和我彼此十分了解,十分真诚地相互尊重。我们双方都明白,岁月在我们之间造成了多么大的差距。我们在一起时,彼此从不或很少有什么尴尬不自然的感觉……(我比他大,不漂亮)都是最安全的保障。哪怕同他一道去中国,我也无所顾忌。我愿意使他高兴,很不愿意拂他的意,令他失望,因此我准备从命……他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与他结伴同游,定会要求我付出极大的体力和精神,但我相信我好歹能应付下来。”

听起来像是牺牲。结果却是,在苏格兰,她“愉快非常”。可是,到下一年­——1851年,年初,当史密斯又向她发出同游邀请时,她拒绝了。很可能她的好友对他们的关系提出了某些设想,她这样答复——她说他们之间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欢喜和志趣相投的感觉”:

“假如不存在年龄,财产等重大障碍,个人间的关怀也许足以使某些事情成为可能,可现在是绝无可能的。……制约着婚姻的还有许多别的因素——利害得失的因素,亲属的因素,金钱的因素。同时,我满足于把他当作一个朋友,愿上帝让我继续保持这种常识,不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一个如此年轻、如此有为的前途远大的人。”

这一席话,以及对“如果男女之间只要彼此喜欢对方就可以结婚”所持否定怀疑的态度,简直有些像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中国人;说明也许有些规律,实是放四海而皆准。夏洛蒂还奇怪于史密斯“是怎么想起来(这么荒谬的提议)”,“他的母亲和妹妹们都不会乐意,而整个伦敦城都会像一大群鹅似的嘎嘎起哄。”

同样是这一年。4月。史密斯公司的另一位编辑——也是公司合伙人的詹姆斯·泰勒向夏洛蒂求婚了。曾经在为数不多的友好往来的信件中,她向他描述过霍渥斯,那一片属于她和她的两个妹妹的荒原。现在,他从伦敦来到这荒原,并向她求婚了。从现实的角度这似乎不会是一桩很坏的婚姻……然而她对他无好感,于是拒绝了。虽然这拒绝也使她感觉到了痛苦,心中泛起波澜——想到再这样下去就要孤独终老了。毕竟,她“不能太挑剔”。

5月。在史密斯的邀请下,夏洛蒂再访伦敦。离开伦敦、回家之前夏洛蒂到盖斯凯尔夫人家中小住,史密斯的信也追到了那里。他很期待她的新作,想送她到舒适的乡间去写作,不过,她却回信打趣说,他不如在康希尔设一间“墙内隔室”,把她关在里面,只供给简单食物,从早上六点被带有自动装置的床推起开始,一直写到晚上七点钟,到这个时候,她这位“当代最勤奋的作家”才被他这位“当代最精力充沛废寝忘食的出版家”叫去,共度晚餐,“一顿美食,精致,丰盛,其乐也融融(当然是有节度的)……九点钟分手,在那个有益健康的时辰回房就寝。遵循着这样一种生活制度,六个月下来,一定成果辉煌。”

185210月,夏洛蒂将她的第三部书稿《维莱特》第一二卷寄给史密斯,征求意见。“我很难向你说明,我多么渴望听到我自己以外的人的意见;我有时感到沮丧,几乎心灰意冷……”这是一次不平静的写作,因为这里有太多她个人的感情经历——比《简·爱》更多也更真——她甚至想匿名发表这本书。史密斯出现在了书中:约翰医生,一个近乎完美的男人,一个令女主角心动的男人。然而还有一个男人,那是夏洛蒂始终不能忘怀的,早年在布鲁塞尔求学时所恋慕的那位教师,那位有妇之失,埃热先生,他也是罗彻斯特的原型,那是她的“初恋”,以少女的情怀——尽管认识他的时候她已经26岁了;两年后他们告别,分离未令炽情冷却,通信却因他回信让她把信寄到他所在学校地址而不是他和他夫人共同所在学校地址而中止。正如简·爱向罗彻斯特说:“你的妻子还活着,我不能在晚上越过她爬到你床上。”——在夏洛蒂,则是:越过她写信也不行。……

史密斯的回信对小说表示肯定并提出露西(女主角)应该嫁给约翰医生。夏洛蒂的回复则是:

露西不应该嫁给约翰医生;他太年轻,英俊,开朗,和蔼;他是大自然和命运的“卷发的宠儿”,应该从生活的彩票中抽得一张奖券。他的妻子应该年轻,富有而漂亮;他应该得到莫大的幸福。如果露西要嫁人,她应该嫁给……一个需要多加谅解,多加“包涵”的人。

——这封信在后来常被引作夏洛蒂曾拒绝史密斯求婚的证据。但即使史密斯曾有此意,相信很快在收到《维莱特》第三卷(结局)——至此,女主角心属浮出:最初的爱,一生的心结,残缺的,没有结局的爱,只有回到那里才是安全的——之后发生变化。故,18531月,就在夏洛蒂最后一次前往伦敦校阅《维莱特》以备付印之时,史密斯已与另一女子订婚。但这也许只不过是热情终要回到理性的缘故。

185212月。亚瑟·尼科尔斯——夏洛蒂父亲手下的一名副牧师,向她求婚了。这是一个出乎意料所有人——包括她本人——意料的求婚。由于父亲反对,他们直到18544月——16个月之后——才订婚。夏洛蒂应该是第一时间通知史密斯的——和她通知最亲密女友的时间相近。他对她表示了祝贺和祝愿,她也表示了感谢,并且,“获悉你的幸福的消息,我也由衷感到高兴,尽管我从不怀疑你会得到幸福的。”——这话说的含糊,难道他至今才告诉她,他也订婚了?弄清这个问题很重要,但也许毫不重要——对她。她也没有向他打听关于他的那一位,“你不曾告诉我,我很愿意知道,但不想向你提问。”但她向他报告了自己这一位的情况。

“他在我父亲手下当了八年副牧师……他曾以非同寻常的勤奋献身他的职责……他在长期关怀眷顾我时所表现的人格的品质和力量,也对我个人的感情产生深刻的印象并促其起变化。……我决意努力做他的好妻子。我曾有过沉重的忧虑,但我开始希望一切终归都会好转。然而我对未来的期待甚低,想必和在婚前所怀的期望大不一样。忧虑和恐惧紧贴着希望并立,前者投下的阴影有时使我几乎看不到后者。不过我也感恩知足,对于莫测的未来,我们必须听命于天意。

“考虑到这桩婚姻,有一个方面我是百分之百地满意……我未来的丈夫同意到我家来。这样,爸爸就通过这一步骤确保在老年时获得了一个忠实可靠的助手。

我们很难评论——只说是无奈,未免轻浮轻率。也许更令人回味的是其中超出了这些感情的某种感情:

“过去一年,康希尔和伦敦从我身边退去,离我很远了。沟通的网络变得既稀且薄了。世事必然如此。思前想后,我不希望它是别样的。”

夏洛蒂曾经向友人夸赞作为她出版人的史密斯:她为他自豪。她更向他直说“我现在的好时光,直接或间接归于你”——甚至她的结婚——当然她自己应该不会这样想:她父亲一开始不同意女儿这桩婚事,除了担心这惟一的子女结婚后自己没人照顾,也是因为,那小子太穷了(人年纪大了对保障问题难免看得过重)。结果他们答应结婚后与他同住,女儿还保证他在钱财方面不会受损,还会增加——夏洛蒂能作此保证,想是因为她有史密斯这样靠谱的,信得过的出版人。一般来说,让书商敬慕女作者固是天方夜谭,甚至也不会因对方是女性而发慈悲对她少一点坑蒙和盘剥——正相反,因为女作家更容易对付,而且,要脸。无论在哪个角度,他值得她念记。

 

不久前的一天,熟悉的电影音乐带我重回青春时代……接下来的数天,我沉浸其中,不能自拔,那音乐,还有那对白,当我还是一名电台节目主持人的时候我曾经数次播放:《简·爱》——天地良心,那么多次我居然都没有留意过罗彻斯特首先是一位土豪,而简·爱也是终成富姐——但这实不是作者的过错。作者在强调什么,我并不知道。我只记住了灵魂的事。不美,没有钱,可是,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凭着不美,没有钱可是有灵魂我们就可以获得理想爱情,且如此骄傲。我只记得了这些。

再后来就忘记灵魂这件事了。除了调侃时用到张爱玲那句:一个男人爱上了女人的肉体,却说爱上了她的灵魂,等得到她,就把灵魂忘记了,等等。张爱玲自己的那一段情事,似乎也是对此最好的注解。

然而……深切的冲动促我重新找出、打开那发黄的书页,那些书,和书信,去探求一个女人因为灵魂被爱的可能性。我发现:至少,在夏洛蒂·勃朗特,是可能的。就像她的书写的一样。这有赖于她的幸运,也有赖于她的时代——今天的人们不必羞愧,我们的生活更丰富,宽广,信息发达,不易“迷信”——可是,不管怎样,那是可能的。埃热先生爱过她——也许;泰勒先生爱过她——可能;史密斯爱过她——很可能;而她的丈夫,当然,他更爱她。他们爱她——因为她的灵魂。

 

18546月。“是的——我结婚了……我改换了姓氏。”婚后夏洛蒂再也没有去过伦敦——这也意味着,她从文学圈消失了,虽然,她从来也没有进入过那个圈子。而且,仅仅是不到一年之后,18553月,她因病去世。重病时她曾写信给女友,自知时日无多,她要告诉她一件“让你放心的事,我知道这会使你感到宽慰——我发现我丈夫是个最能体贴人的护士,最亲爱的支持,一个女人在今世获得的最大安慰。”

她最后的话是说给她的丈夫的:

“上帝不能分开我俩,我们是多么幸福啊!”

 

朱映晓:zhuyingxiaomail@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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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陌生才女的来信


文:朱映晓


(未经许可,纸媒请勿使用,谢谢)


如果,作为女作家的凌叔华的一生是一部电影,那么这部电影的开始可能是在1923年——她23岁那一年。9月。位于华北平原上,古都北京一年之中最好的季节。秋天的微风吹拂……天是高的,空气澄朗,瓦蓝的天空映衬着一座座古老城楼、角楼、钟鼓楼格外蕴重平和……年轻的燕京大学三年级女生,向当时燕大特聘中文教授、著名作家周作人——“新文学运动”领军人物,也是“文学研究会”发起者——寄出了第一封信:“这几年来,我立定主意作一个将来的女作家,所以用功在中英日三国文上,但是想找一位指导者,能通此三种文字的很少。先生已经知道的,燕大教员除了您以外,实在找不出一个来,所以我大着胆,请问先生肯收我做学生不?”


——当我准备写《凌叔华传》,我就想好了这样一个开头,虽然此时我对写这部传记的艰难已有预感,这个开头却如此容易的出现在了我的脑海。当然,这还有一个好处,避免了“某时某地,伴随着哇哇的哭声,一个叫某某的婴儿诞生了”的模式。不过现在我想,这其实也没什么新鲜的。也许,很多的才女传记都是可以这样写的。如最近被拍成了电影的萧红,我不知道电影是如何开头,总觉得倘不以193221岁在哈尔滨遭遇怀孕、男友失踪且随时可能被人卖去妓院的萧红设法致信《国际协报》求助做开头,实在有点可惜了。和凌叔华相比,萧红写信的背景更为凄惨也更戏剧化,简直好像一个寓言……从地狱里发出信息,才华之光,惟一获救的希望——尽管也许这灾难根本就是才华带来,因不甘平凡人生,越出轨外。


萧红的这封信,引来了《国际协报》主编及多位编辑记者关心帮助——不是出于新闻炒作的考虑——萧军还成为了她的爱人——当然也有一本传记指出,其实萧军是最不起劲的一个,直言自己一介屌丝,既帮不到人家,何必作假慈悲……他们的结合,到底是荷尔蒙的作用,还是如他自言,只为拯救这有着“美丽的灵魂”的才女,不得而知,不管怎样,萧红获救,避免了沦为人肉的命运。而甚至不需面见,只靠着燕大门房交接书信,凌叔华也得到周作人的指点,开始发表作品,尽管在后来她的未婚夫陈西滢与周家兄弟打笔仗之时,这一段已成过去式的师生情也给她带来了难堪。不过,在我看,她们都比不上吕碧城,1903年,因谋进学堂不成出走天津的20岁吕碧城给一位长辈写信,结果这信到了《大公报》主编手中,不但立刻解困,还收获了一份工作:《大公报》编辑——成为中国报刊编辑女性第一人,以此为起点,之后她兴办女学,更一度成为袁世凯的秘书。她获得的是渔而不是鱼。好一段佳话!


然而……也不是每一位写信的才女都有这样的幸运的。1925年初到北京成为北漂而尚未成名的丁玲,向鲁迅写信诉说一个女子在这黑暗时代活下如何不容易,希望得到先生指点帮助,介绍个吃饭的地方,哪怕是当印刷工都可以,却被鲁迅误以为是休芸芸——即沈从文——在捣鬼(估计沈从文当时和徐志摩“新月社之流”走的太近,令大先生心生嫌恶),不但未得回应与提携,连沈从文也受了一通奚落。从这段公案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很耐人寻味的东西。为什么大先生收到这封信后,先考虑的不是这位才女是否值得帮助——当然他原没有这个义务,大可把信一丢——却要把信拿给诸多人看,研究,由此得出是“休芸芸的鬼”的结论(同时孙伏园还向他报告说,周作人那里也有同样的一封信!)。考虑到此前大先生遇到过男人以女名给他写信的遭遇,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他。可见,即使在那“识字的人少,写文章的人更少,写文章的女人更少而又少”的时代——初出江湖的沈从文也要取个“休芸芸”这样女性笔名——写信固然是才女们的一条“捷径”,却也存在着相当的风险。再想想凌叔华致信周作人时特意注明:“倘先生不愿收我这个学生,还请代为保秘”——是何等谨慎小心。事实上我怀疑能成为佳话的只是极少数,成了笑话的更多,因为如此,无论是写信的还是接信的人,都不会愿意再提。


……可是,没有什么比才华更需要机会与出路?很难想象有林长民这样的老爹和梁启超这样的公公,还只是一名培华女中学生便可与诸多政学界名流一道接待诺奖诗人泰戈尔的林徽因需要写这种信。可是,林徽因只有一个,这种信,世世代代的才女们还是要继续写下去。


195411月,栖居美国纽约一间白色水泥公寓的胡适,也收到了一封陌生才女的来信,希望他能看看自己最新出版的一部小说:“很久以前我读到您写的《醒世姻缘传》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假使您认为(我这部小说)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这位才女,名叫张爱玲。这封短信,既恭敬又矜持、滴水不漏——甚至没有特地表明性别,当然,她随信寄去作品,上面应印有作者简介——显是作好了即使不被理会亦不致丢脸的准备,虽然它也尽了最大努力要获得收信人好感。此时的张爱玲和胡适一样,经过了暴得大名又落入低谷——逃一般到了香港,诸事不利,她想去美国发展,故此番致信胡适,并非雅兴上来,要以文会友,她早就知道胡适,写文章提过他——在谈及新诗与旧诗时;胡适是最著名的新诗倡导者和实验者——可那并不是什么好话:“走的都像是绝路”,“总说得不像话”——那时她年轻,盛名——那时光是如何快的就过了?


张爱玲的文字打动了胡适,或只是,他实在闲得慌。张爱玲收到回信,联系正式建立。次年张爱玲来到美国。她的心思没有白费,1956年和1958年,胡适两度应她要求,为她申请进入可提供免费食宿的作家营地作担保。其实他们一共只见过三次面,这友情看起来一点儿也不热烈——不难想象,张爱玲太清高,亦太“世故”——1962年胡适去世张爱玲也没写下点什么,直到又过了几年,张爱玲正式开始实施将《海上花》——和《红楼梦》一样美妙,却始终不获世人认可的《海上花》——翻译成英文的计划——她曾向胡适谈过这个计划;想到这个人不在了,往事忽地汹涌而至,包括他们的最后一面,道别的时刻:


“……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张爱玲还忆起了胡适给她的最后一封信,附寄回她的那本小说,上面满是圈点评注,还题了字,张爱玲震动之际,只觉得“感激的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


——实在是称得上佳话了,即使张爱玲原是最憎厌佳话的。“凉薄”的她亦出此笔,然而这绝不是有人推测的才子才女的别样情愫,感受过“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的悲风——那也是从人生深处吹来的悲风吧——回忆中仍觉“那种仓皇与恐怖太大”,所谓的别样情愫何足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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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出版社出版,2013年6月,已上市)

 

目录


 

情人眼里出猪

说,你不爱我

电话检验爱情

最后一面

你怎可不要求婚姻

爱情不必耻于补偿

那时他对你好好

分手了,就不要再参加他的婚礼

谁听你倾吐

生命不能承受之贱

爱从美丽开始

爱人小孩

不是每个男人都是骗子

不是优秀,是优秀不够

存点儿钱,存点儿男人

手机与爱情

化妆品广告与情话

嫁你爱的更幸福

决不反省

考验要趁早

不必懂得男人

情书如叫床

人流不会为爱情加分

伤心请注意安全

算计爱情

危险关系

无人搭救

垫底

认识很多年的人

女作家的爱情出路

下嫁不如不嫁

自行车还是奔驰,这是一个问题

爱与骗的边缘

应该而且必须付出

少睡一个男人而已

有时自尊并非最重

地震中的“先跑男人”

见鬼的惊世骇俗

为爸妈而结婚

可以留下,可以离开

当爱情遇上父母之命

一定要得到什么

中年男朋友

外国男朋友

假装害怕

爱情服装市场

老头子想什么

就是你不好

纯情的男人

骗的就是你

驭夫

一个真正的绅士

没结婚先想离婚不可以吗

暗恋你

为什么要说不了解

爱与瘦身

爱与睡觉

不要再说那些了

 

生命是一出老戏

淑女与荡妇——“西厢”二章

为什么宝玉爱黛玉,为什么黛玉爱宝玉

妻妾成群的男人

家树的选择

方鸿渐的模样——“围城”三章

谁来演姚宓

没有对错,只有强弱

琼瑶这个阿姨

其实亦舒也是不现实的

情深不寿

普希金的爱情诗们

钓鱼钓到大海豚

卑鄙、虚伪、残忍

失落的圆满,完美的缺憾

 

你不知道他多不爱你

漂亮才能野蛮

24岁的邪恶

女主播的爱情

恋爱中,父母的尊严

拜金与童话

不嫁有钱人的资格

美丽不伦之恋

不可原谅的原谅

怎样干掉小三

就那么回事

惊心诱惑

爱情就是人与人的关系

那人结婚了,新娘不是我

 

谁比烟花寂寞

曾经沧海爱小溪

偷吧,别让我知道就行

男人的原则

没有坏男人,只有坏缘份

城里的许美静

才女就是脑袋叫驴踢了的女人

保护爱情,不必在乎姿势

一言难尽邓文迪

闺蜜是靠不住的

爱情真势利啊

不如,我们去找帅哥吧

男女那点儿欢乐时光

李嘉欣与黄翠凤

真诚的条件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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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量的林徽因(3):一间自己的客厅

文:朱映晓

 

1933年深秋的一天,还只是一名屌丝男文学青年的萧乾,忽接沈从文来信,“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中了他通过沈从文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小说,想请他去家里吃茶。这位小姐便是传说中京城文化圈上层精英聚会地“太太客厅”女主人林徽因。萧乾喜不自胜,早早地把长衫洗好,把鞋子擦干净,而当他“窘促而又激动”地走进林(梁)家,本以为看到的将是一位半躺在病塌上的林黛玉式的美人,结果林徽因穿一套摩登骑马装(那时她常和费正清夫妇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给了他另一种惊艳。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这句话即被他珍藏在心里。而那一次茶会之于他的文学生涯,则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在我的心坎上,总有一座龛位,里面供着林徽因。”——他自己供着也罢,还能让他的妻子文洁若也跟着供:文洁若也在她的回忆文章中赞美神一样赞美林徽因,还谈起她和冰心大姐一起怀念林徽因的情形,她认为只有林徽因才可能是徐志摩的真爱,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恋爱“很有点做作的味道。”萧乾情史丰富不亚于徐志摩,婚就结过四次,第四次娶的才是比他小17岁的清纯的大学毕业生文洁若,大概比较容易洗脑——若是个俗气的女性,估计听到什么小马驹子亲切的被抽就要冷笑。

 

和萧乾一样得到林徽因这位女神级人物欣赏鼓励、有幸一近 “太太客厅”香氛、最终也成为林徽因本人最忠实粉丝、仰慕者的才子还有李健吾(林徽因太优秀了所以全体妇女都把她当仇敌便是他的名句,为着抗战期间高贵的她也要亲自上街打酱油而拍着大腿唏吁不已的也是他),卞之琳(第一次作为“最年轻”的“稀客”走进“太太客厅”时他还很有些拘束),沈从文(“新月”圈里沈从文最先认识的女性是凌叔华,“八宝箱”事发时他还站在凌叔华一边,尽管在武汉大学他也受到凌叔华及其丈夫陈西滢的关照,但显然到后来他和林徽因的关系要亲近得多,林徽因比凌叔华更能欣赏他的才华——或只是她更善于表达激赏,所以沈从文称她是“最好的读者”)。

 

中国文人一向“清高”,纵有才华,也往往是被动羞涩等待发掘、宠召,男性如此,更何况女人——就像她们面对爱情一样——林徽因却能够反过来,爽朗地对入眼的任何才子说:嗨!我很欣赏你——显是别有一番智慧和气度。她获得了成功——看起来是他们因她受益,事实上她也因他们受益,这种受益是互相的,也是良性的,别的不说,全部文学作品凑来凑去都编不过一个集子去的她,就能在1930年代成为最有势力女作家,担任文学杂志编委,牵头主持文学评奖。难怪曾经的文坛一姐冰心遏制不住心中嫉妒的激情,写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加以讽刺。小说写的挺好,大姐也挺逗,可惜顶不住林徽因彪悍的回应,更大概是出于人际关系上的利害以及现实“名誉”的考虑,大姐在后来屡为自己洗白,甚至不惜贬损陆小曼,彻底落了下风。同样借写小说而讽刺林徽因客厅的据说还有钱钟书(《猫》),虽然这些作品颇能满足我的八卦欲望与阴暗心理,但也许林徽因的客厅并不是那样俗气和不堪,萧乾和费慰梅等人的回忆录都证明了那里常常是有思想的碰撞的,只不过总是林徽因占了上风——当然我会想如果她不是那样一个漂亮又名贵的女人,难免招人讨厌,但我也不能否认,这个客厅的确是富于趣味和活力,林徽因的朋友圈——核心朋友圈——始终维持得很好,战争与流亡——离开北京、辗转长沙、昆明、落脚四川——也没能把他们冲散——在精神上。1946年,重又来到昆明的林徽因向费慰梅描述了她与朋友们相聚的情形:

 

“这次重逢所带给我的由衷的喜悦,甚至超过了我一个人在李庄时最大的奢望。我们用了11天,才把在昆明和在李庄这种特殊境遇下大家生活中的各种琐碎的情况弄清楚,以便现在在我这里相聚的朋友的谈话能进行下去。但是那种使我们相互沟通的深切的爱和理解却比所有的人所预斯的都更快地重建起来。两天左右,我们就完全知道了每个人的感情和学术近况。我们自由地讨论着对国家的政治形势、家庭经济、战争中沉浮的人物和团体,很容易理解彼此对那些事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和想法。即使谈话温无边际,几个人之间也情投意合,充溢着相互信任的暖流,在这个多事之秋的突然相聚,又使大家满怀感激和兴奋……

 

“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当那些缺少旅行工具的唐宋时代的诗人们在遭贬谪的路上,突然在什么小客栈或小船中或某处由和尚款待的庙里和朋友不期而遇时的那种快乐,他们又人怎样地在长谈中推心置腹……

 

“我们的时代也许和他们不同,可这次相聚却很相似。我们都老了,都有过贫病交加的经历,忍受了漫长的战争和音信的隔绝,现在又面对着伟大的民族奋起和艰难的未来。

 

“此外,我们是在远隔故土,在一个因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住下来的地方相聚的。渴望回到我们曾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的地方,就如同唐朝人思念长安、宋朝人思念汴京一样。我们遍体鳞伤,经过惨痛的煎熬,使我们身上出现了或好或坏或别的什么新品质。我们不仅体验了生活,也受到了艰辛生活的考验。我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现在我们深信,生活中的苦与乐其实是一回事。

 

通过文字表达的感情虽然有可能注水——当然不是故意——但这份热情豪迈、充满诗意的友情还是深深感动了我(所以我引用如此之长,不舍得删节),这是只有圈子——小团体——才会有的,令外人徒然羡慕嫉妒恨的牢固友情,圈子对于一个人如此重要,无论是互相吹捧,哄抬身价,眉来眼去,勾勾搭搭,还是勉励进取,升华情感,共担苦难,安抚忧伤,而最重要的,是它让人有真快乐——显然在信中林徽因提到的“渴望回到我们曾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的地方”就是北京,而如果要指定一个具体的地方,那便是北总布胡同,他们的沙龙。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的地方”的。这快乐就是圈子给的。是的我有一种感觉:无论中外,但凡文艺家,有圈子普遍比没圈子的更快活,风流,活色,生香(也更利于留名青史,一时被忘记也没关系,圈中任何一位被后人关注,提起,则就像拔花生似的,一拔一嘟噜,总会带出你)——否则总有点没味,像少了什么(除非是有着极其强烈的个人的特质,像张爱玲那样)。当然喽,没圈子固然令人悲哀,更悲哀的则可能是你以为你有圈子,其实人家根本没当你是圈里的——比如“八宝箱”事件中的凌叔华,面对诸位齐了心的袒护林徽因的京城文化朋友圈,那心情一定是非常不好过。所以,靠谱的办法是自己组织和维持圈子,确保成为圈子的中心。所谓雅聚,这也是中国的文化与传统,“君子群而不党”——标榜的是不党,重点还是要群,不群是不行的。对于一个女人,一个写作的女人,一定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不,伍尔芙只说了一半。最好还得有一间自己的客厅。

 

曾经,在抗战最艰苦绝望的时期,费正清夫妇安排林徽因去美国养病,林徽因拒绝了。林徽因的粉丝将此解读为高尚的爱国情怀。当然这是不能否认的。不过,国是什么?那具体了还是人:亲人,孩子,情人,朋友,朋友圈子,一个紧密联系着自己志趣与事业,无条件欣赏爱护自己的圈子,那就是一个人的根,对这一点,在1946年便“幸运地”离开中国去了英国的凌叔华或可为反证,即使有她死去的情人朱利安的母亲瓦内萨帮助——然而这位伦敦文化界的名女人也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很难给她提供一个朋友圈子,那才是她真正需要的”。时光未能消解一切,归根的愿望如此强烈,最后,凌叔华是被抬在担架上回到北京——回到北京死去的。同样的,我们也就丝毫不难理解,1949年前夕林徽因的选择:她客厅里关系最铁的朋友们——金岳霖张奚若等都没有走。如果不是实难预料的大的灾难,她也会继续骄傲和自信地在她的客厅里发展和享受美好自我,而如果你也曾体会过独走江湖、孤军奋战、事N倍而功不见、哪个圈子都进不去、谁都不带你玩的不甜滑人的可悲可耻人生,你就会承认,那才是更积极、健康和有利的。人应该有自己的圈子,如果你是精英,你当然应该有一个精英的圈子,如果你是老鼠,你最好也得有一个老鼠的圈子。一滴水只有放在大海中才不会干涸——林徽因这样优秀的水滴尚如此,何况你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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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写这组文章的想法是前年就有,现在才动笔,这是第一篇。)



 

1926年2月,徐志摩发表《伤双栝老人》,追念年前去世的师友、他心中女神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这篇文章中,他也写到林长民对林徽因的爱,曾经,林长民向他分享道:



 

“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很难想象在那年代林长民即有了这样充满现代感的家庭教育与亲子——亲女——关系的观念,要知道,在那年代,有些中国女孩出生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还是要不要摁到马桶里,而林徽因却能得到父亲如此珍赏,她是否真有天才并不重要,拥有这样一位父亲,已是赢在了起跑线上。不错,林徽因有一个高贵出身:官宦仕家,书香门第,可这也不算什么独特优势——在这点上,同时代诸才女差不多都一样,惟有“拼爹”,林徽因立刻甩掉她们一大截。当然此拼爹不同彼拼爹:父亲对于女性的生活和成长有多么重要?我们可以发现,就像“每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或者“每一个成功女人背后都有一群男人”,而每一个不幸女人背后,都有一位糟糕的父亲。女性的情感、自尊、智力与识见几乎都与父亲有关。混人生如做生意,讲究是一个好开端,好意头,好父亲就是开张大吉,遇到的第一个男人就靠谱,否则,悲观一点的说:还混什么混?



 

1920年,林长民赴欧考察,单携16岁的林徽因随行,以期待她“观览诸国事物增长知识”、“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离去家庭烦恼生活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他的苦心没有被浪费,尽管这其中也有意外发生——在伦敦,少女林徽因遇上了父亲的小友、24岁的徐志摩,这事终还是老林出面,很漂亮地帮着处理了:“志摩足下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想足下误解耳……”这信代写的真是高明!然而与其说是这信写的高明,不如说写这信本身就高明,泡妞泡到朋友女儿头上,还让朋友出面了……不晓得徐志摩后来又写了些什么——惭愧而愈谨敬是一定的——于是老林再复信道:“循诵再三,感佩无已。感公精诚,佩公莹洁……从此友谊当益加厚,亦人生一大福分,尚希珍重察之。”给足台阶,顺便帮拉个终身粉丝。不过,正是俗话儿说的,真爱是什么都不能阻挡的,很可能事情到底还是发展到了他不乐见的程度,于是他立马不声不响,带林徽因回国了。



 

林长民有心将林徽因许给他政治上的铁杆同伴、也是至好私人朋友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而梁启超亦怀此意。梁启超不但在政界名望颇高,在学界亦地位卓越,林徽因和梁思成这两个年貌相当的孩子也在前两年就在北京见面认识了——不是相亲,梁公的意思,是长辈们考察选定,本人们自然发展——梁启超对他这种新旧结合的构想安排极为得意,谓是“理想的婚姻制度”。林家父女回国,甫抵上海,林徽因便被梁启超接回北京读书,而当一年后徐志摩追到北京——以他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换来的自由之身——林梁婚事“已有成言”,显然这期间林徽因和梁思成自然发展的不错,故心有不甘的徐志摩追到林徽因和小梁共同读书的幽静的梁家私家图书室,却被小梁一纸“恋爱中请勿打扰”拒之门外,碰了一鼻子灰——这么久不见,徐叔叔,您已经OUT了。



 

关于徐林这一段情事,有惜爱诗人的人认为,徐志摩是让林徽因给耍了,因为林徽因有过让他先去离婚的话。爱情没什么耍不耍,在我看,一定说耍,徐志摩倒更像是被老林耍了。估计老梁也有份。小江湖是玩不过老江湖的。然而林徽因毕竟是年轻,老林作为父亲,作为男人,当然有资格在此问题上为女儿把关。徐不是理想的丈夫,也许此时小林还不能看的很清楚,但在后来,小林完全理解父亲并和父亲保持了一致:即使再选择一次,我也不能改变——1932年1月,徐志摩死后一个多月,她这样向胡适说(大意)。



 

徐林情事之中我看到的更多的是林长民……看到一位爱护女儿、也被女儿信赖、彼此沟通良好的父亲,这决定了事情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即使是自私和精明,那也还是良性的。在此青春敏感时期,任何一步的迈出就关系着一生的命运……能和父亲分享情感与成长——无论是女孩还是父亲——是多么幸运!



 

除了代女儿笔给徐志摩写信,林长民还代女儿笔给梁思成写信——当然这是伦敦归来之后——称徽徽身体欠安,命我写信予你,于是我这爸爸便“书记翩翩”……到底是不是真有此“命”,我是有一点点怀疑的,正如张爱玲小说描述过的女儿家心理:父母给介绍的,再好,她也总觉得不如自己看中的好。如此,写此信就更有必要了。梁思成收到此信,感觉除了幸福,同时也一定是沉甸甸的吧。男人面对一个被父亲视若掌珠的公主般的女孩,和面对一个生下来就差一点摁进马桶、留她一条命也是为了让她帮带弟弟妹妹的贱柴似的女孩,潜意识中的份量肯定是不一样的。是的,梁思成一生都很爱护甚至“娇纵”他的妻子林徽因,而梁启超对这位媳妇也极为看重,尤其林长民去世之后,梁启超为让林徽因继续留学完成学业大出其力,真真难得——“买猪看圈”,嫁一个人便是嫁一个家庭,单是从这个角度,林嫁梁也是绝对正确,想想徐志摩那位小器的小富商爹!而一个恋爱中的年轻的姑娘哪里会考量这些?



 

然而如果以为林长民的志向只限于帮女儿找个正确的婆家和幸福的婚姻,那未免太小看这位政治家了。1916年他把12岁的林徽因送进英国人在北京开办的培华中华——国际学校——贵族学校;1920年他携林徽因游欧,在伦敦,他除了送林徽因去当地学校上学,还给林徽因请了两个家庭教师,教英文,教钢琴,更积极把女儿介绍给在中外人士——正是他向徐志摩介绍说自己有个天才的女儿,中西文学及品貌于当世女子绝无仅有,从此徐志摩走进林徽因的人生——毫无疑问,这无论是在眼界还是识见还是经验方面都是极有益的训练……而林徽因终于焕发光彩,则是在1924年,诺奖诗人泰戈尔访华,20岁的美丽才女现身陪同于每一重大场合,尤其那张著名的松竹梅合影登上报纸,成为一时风行之佳话及八卦——有文章用不无轻薄的口气,赞林是惟一“千金丽质”——同在他们身边的,则是北京及至全中国学界名流与精英。这样一个绝佳的社交机会,为什么就轮到林徽因而不是别人——当然,她有这资格——彼此中国女性教育尚不普及,但在北京数所大学中学之中找个优秀的女学生代表也并不难。不过,想想这次活动的创意是由徐志摩设计,而出面发邀请的“讲学社”核心人物又正是梁启超和林长民,就会知道什么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即使是有什么北大牡丹,燕大玫瑰,也别想了。而林长民作为父亲,毫无疑问,他的主意和态度是最重要的。换个人可能会想——当时社会——这样的在一堆男人里面抛头露面,跟长三堂子有啥区别?



 

林徽因不负父望,度过了积极、愉快、风头且有意义的一生,更在仙逝数年之后,变身为独特美丽神话,有人形容她是“中国知性男性的精神符号”——看起来简直就像一场“预谋”,像林长民这样具有历史眼光的政治家……曾经他渴望大展身手,可惜他的很多CASE都失败了,他自己也此死于非命,然而这个CASE他却成功了。人类总是需要有女神引领飞升,中国男人尤其需要这样的女性,更何况那是何等良机:风气初开,更多的女性却暂时还被关在一统的铁栅后面,还没有像潮水一样涌出来。林徽因能够拥有这样一位有爱更有识见、有耐心和有手腕的父亲——获其钟爱,固离不开自身的优秀可爱,虽为庶出仍能上位,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会投胎。投胎问题纯属老天的问题,本来,我们是没有什么好研究的。即使我们知道投胎是一门技术活,也根本不可能参与到这一技术当中去。但这不代表我们无事可做。男人们应该知道自己对一个女儿所肩负的使命——即使只是希望她做一个平凡的快乐的女性,女人们则应积极推动自己的丈夫肩负起这个使命——这也包括,首先,选择一个合适的丈夫,毕竟,我们都有一半的机会可能生女儿。当然,对于我们自身,这种研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即使像我这样“生于七十年代”者,仍有一位同龄女友向我说,自她出生,到上班之前,她爸爸都没有正眼看过她一眼——胎已投毕,夫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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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映晓(写于2010年,首发《爱人》杂志)



女作家萧红生命里的三个男人:萧军、端木、骆宾基——虽彼此看不顺眼,打架斗殴——口诛笔伐——多少年;骆宾基和萧军还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打击端木——其实他们是有一些共同点的。比如:都有够罗嗦。当然这和他们的职业和权力有关。都是作家。都是晚年做到了作协领导级的。……



萧军大概是认为他是最有资格罗嗦的——虽然早在萧红活着的时候就已和他没关系了——与萧红分手一个多月内他即完成了与19岁的王德芬热恋至订婚的过程,但是,毕竟他救过萧红的命(不过对此端木亲友团所作传记另有说法:拯救萧红并非他一人所为,甚至最主要的功劳也不在他),所以他也有资格唾骂端木这个上位的男小三,却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让萧红悲惨的死在了香港。



端木懦弱自私似乎是出了名的——骂他的人不要太多。比如早在武汉时为了躲避日军轰炸,在只得到一张船票的情况下,竟自己跑了,萧红一个人挺着个大着肚子,摔倒爬不起,对此他的说法是当时要走的另一位是男同志,怕有不便,而且他要先去找工作和住处,萧红再去不是正好——你信么?我不信。但也有些传说已经肯定不是事实的,比如骆宾基《萧红小传》里说危难时刻他扔下萧红不告而别,萧红连个葬身之所都没有,但据后去拜墓的香港文艺界人士拍下的照片,“萧红之墓”的简陋木牌,和端木形容的一样——出自他手——那是有图有真相的。最后端木是和骆宾基一起绕经澳门、离开香港的,都有人证。估计这里面端木还有其它冤枉。



从端木文章里看此人似乎比萧军温和,但也至少可以看出两条:一是心眼确实小,一点破事唧唧歪歪的,投个稿还要耍个花招,把其中一页稿纸倒过来,以通过退回的稿件判断编辑是否完整的拜读了他的大作——自己也说“那么厚,又毫无名气”——果然没动,便向鲁迅告状,鲁迅向他要了一个短篇,看了,还给那杂志,登了,他就得意了,认为这是打了人家一个嘴巴,人家再来“拉拢”他,他还避而不见——我站在一个百分百的作者而不是编辑的立场都觉得这样的作者真难缠;二是自视清高——在他笔下萧军是够粗俗的,他记得萧军曾把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人不忽患,情义是蛋”——他的记性也够好的!——不合群,老是说文艺圈如何,那些文化人如何,却偏偏娶走了群里最有名气的那个女人,难免大家看他不顺眼,没有帮派,自然吃亏点。但萧红喜欢他也可能与以上两条有关,第一条可以理解为心细,敏感,第二条可以理解为安静,单纯,萧红大概以为这人和她是相似的。是同类。却没想到要一起过起日子来,有的折磨——我估计他给过萧红折磨,但萧红死后他应该是自责和怀念的,至少他没直接说过萧红不好,他是直到萧红死后18年才再婚的——若有人说那是因为没有人看上这种事儿人我也无话。



他也够罗嗦。按他说的意思,起初是萧红主动对她示好的。他是什么感觉都没有的时候,萧红老在他面前吟哦什么“感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而他“也没‘常惜玉’,也没赠她‘双明珠’”,萧红自己的扣子不愿意钉,要给他钉扣子——说的好像成熟少妇故意勾引他这“一直没有结过婚”的处男一样——因为他不能背了男小三的骂名?



他说明与萧红结婚的原因尤其不清,好像竟完全为了萧红,因为他们的友情已被萧军扣上了“污名”,萧军向萧红宣布分手,“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与萧红结婚,要不然她会置于何地?”——这些话又置萧红于何地?而且——当时革命队伍据说是很开放的,不要太开放了——难道还有为一点儿闲言碎语就必须结婚的事?



这个意思在端木亲友团所作传记中更明显:“萧红却陷入了孤寂中。一位被鲁迅视为有才华的左翼女作家,常年身体虚弱,常年精神郁闷不展,现在又怀着身孕,在这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谁来接受她,拯救她?……端木伸出了援手。”



——又是“拯救”。萧军同志最爱强调的“拯救”——当然,端木作为一个好端端的小伙子,娶一个比她大,身体又不好而且怀着别的男人的孩子的妇女为妻,并于艰苦条件中举行了正式的婚礼,确见情份——至少萧军不曾给过她这个。似乎萧红的男人们都很容易自以为拯救了她,最后那位只与她相处了44天的骆宾基也有这个意思吧——在他的描述下,端木扔下重病的她,只有他陪在她身边,努力安慰她,帮助她——拯救她?只是没有成功,在战乱之中,极度恶劣的情况之下,她还是死去了。



相比前二位,骆宾基与萧红的关系显得最为纯洁,简单,美好——原只是一个陌生人的骆宾基,却陪伴萧红度过了她生命的最后的44天。萧红去世之后,第一本关于萧红的传记《萧红小传》是他写的。这是极具价值和意义的事。这是最近距离——无论从哪个角度——的萧红传,然而正因如此,它出现的“错误”——比如对端木的不实之词——让人无法往好处想。因为这不是别人写的。也不只是一个挚友和知音写的。这是一个自称萧红表示以后要嫁给他的男人写的。骆宾基以萧红最后的陪伴者的绝对的话语权——然而这是死无对证的——44天,这44天她要转几个住处,转几个医院——这些工作显然不是他一个人能完成;要开刀——还开错了,要昏迷,还要死,这么短的时间,这么紧张和仓皇——还有那么多话出来,他是不是太不顾病人了,即使端木把她甩给他,那也是让他好好照顾她,帮她尽可能精神平静安详的过了这一关,即使病人在此间说过对丈夫不满的话——病人“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啊。



在《萧红小传》里骆宾基称端木是萧红的“同居者”——倒称萧军是萧红的丈夫——这种话对萧红又有什么好处呢,告诉大家萧红这几年来是跟着一个无情无义根本不拿她当回事的同居者满世界跑?——我发现这几个男人在说话的时候似乎都没有想:这对萧红有什么好处,尤其在她已经死去,永远不可能再说什么时候(对于真正热爱萧红的人,这都不重要,但世界上更多的是普通人,正常人,是有着“世俗观念”的“俗人”)。即使萧红真的活下来并嫁给他也不见得会有多少幸福吧。不过是此时他们还没来得及结合,种种“后来”容易发生的剧情还没有上演罢了。



——当然也许这只是我个人,向来对于在一个女人已经死去的情况下向众揭秘公布她说过以后要嫁给我的男人没好感罢了——就像那年三毛来过大陆之后,三毛死后,便有不止一个男人自称三毛说过以后要嫁给他,而且我就亲眼——亲耳——见到一位。活的。



70年代末,动乱结束,平反之后,萧军从抄家返还的物品中发现一批萧红旧信——她写给他的情书——顿时“惊喜万分”,有的字迹不清了,有的纸张破烂了,他小心的用毛笔一笔一笔的重抄出来……如果把以上画面,配上柔和的音乐,简直是一段绝妙的“百年婚恋”的影像:人世沧桑,深情不死——不知要感动多少浪漫的心灵。可是,萧军同志一开口——有觉悟的萧军同志,想到对于“有志于研究这位短命作家的生平,思想,感情,生活等各方面的人会有一定参考作用”,于是,经他加注——就是下面这些混帐话——变成了《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出版:



“作为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华、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从妻子的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萧红就是个没有妻性的人……”



这萧军果然豪爽,豪爽到能够无所忌惮的往死人心上捅刀子还自命客观——死人的心自然也是死了的,却只怕也叫他捅得活过来,再痛一次。(诸如此类的混帐话他在别处也说过不少,“我与萧红,是偶然地相遇,偶然地相识,偶然相结合而必然分开的偶然婚姻,1938年,我们永远分开的历史渊源,其实早在这结合开始就已经存在了,历史已经作了证明,终于,她对寻找了她想要寻找的人!毁灭在了战乱的香港!”——偶然偶然,这一呕就是六年,这呕的也太久了!好像他对这“历史”的“证明”还挺满意,历史是公正的,她死在香港纯属必然和活该?)



简直是……倒让人怀疑他为什么看到那些信就“惊喜交加”了。因为获得了这么巨大的一个资源和资本?(端木文章有说到“二萧”西安分手时为书信归属争吵,萧红要把自己的拿回,被萧军强抢去——当然,也不一定是真的,兵荒马乱之中他们还随时带着那些信?)



突然很想知道,其他男人面对这些信会怎样做。这些深情的动人的信——曾经她满心寄希望于这爱,却终以伤心结束,逝者已逝,多少年过去……该怎样做。我幻想一个沉默的男人,虽然这样的男人也许很少,但一定有的吧!一个男人,一个绅士,不发一言,独自的把一切带进坟墓,带进永远,不告诉任何人,无论他此时是单身,还是有妻儿……我宁愿他这样做。虽然那对我们读者可能是惨了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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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13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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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文:朱映晓

1948年——改天换地的大时代到来之前,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即将乘机赴台。同行有他心爱的女儿郑秀及两个外孙女。然而郑秀魂不守舍,她在等——等她的丈夫曹禺赶来一起走,尽管此时他们的婚姻裂痕已深,他另有了爱人,正是这样的原因,郑烈向女儿谎称已叫人接曹禺,其实未去。飞机就要起飞,曹禺始终不来,痛苦的郑秀作出了决定:留下,尽管这意味着她与父亲从此永决——但也许更痛苦的是她的父亲,眼睁睁看掌珠滑落,坠入那宛如宿命般的深暗泥沼——人们称之为“爱情”。

曹禺与郑秀相恋于1930年代他们共同就读于清华大学期间。活泼的个性,出众的容貌与家世,外加一口流利英语,为郑秀赢得了“校花”之名。穷小子曹禺,凭着他的热烈追求——据说他能“一宿一宿守在她家门外”,写情书,“最长一封竟达35页”——获得郑秀好感,当然也可能是他的才华吸引打动了她,剧本《雷雨》即诞生于二人热恋的那一暑假,初稿还是郑秀帮誊抄的。《雷雨》发表,曹禺一举成名,二人喜结连理,一切如此自然,包括后来男的移情别恋,找原因是容易的,生活成长背景不同,洗澡的习惯都可以成为导火索,千金女肯定是娇气不体谅的——好吧,都是她的错。新女主角名叫方瑞,曹禺《北京人》一剧里的愫方就是照着她写的:“‘哀静’……苍白的脸上宛若一片明静的秋水……时常忧郁地望着天……像整日笼罩在一片迷离的秋雾里……”那一段“三人行”时光,据曹禺和方瑞的女儿、现著名女作家万方介绍:郑秀看到妈妈写给爸爸的信,竟给撕了,把爸爸的心伤透了——我说万作家,难道您看到丈夫情人的来信,还要给裱裱挂起不成?

1950年,曹禺在组织帮助下正式与郑秀离婚,新社会与新生活的阳光照耀着他度过了最辉煌幸福的时光,直到“文革”被打倒,“改行”扫大街。一直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生活的郑秀得知,便每天都去他扫街处看他,希望能给他一点安慰——多固执的女人啊,也许,到这会儿她的心还醉在当年他“一宿一宿守在她家门外”以及“35页”情书中未醒吧!1974年方瑞去世后郑秀便让女儿去照顾曹禺生活,显然她们都在盼望复合。不过,当一切过去,重沐阳光的曹禺选择了另一位女士作新的妻子——即然对他而言,那段爱情早已死去,而且,人家的时间也好宝贵的好不好!据说郑秀临终仍盼与他一见……未遂。但愿她的最后时刻终有光亮出现,带她穿越时空,登上1948年的那架飞机,回到至亲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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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03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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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即使是在最失意困顿的日子,曾经的名伶顾传玠也拒绝复出,他宁愿去捣持蘑菇养殖,或做啤酒生意。……戏剧浸润了他全部的生命,就是说,那里有他最深的爱与痛,他不愿再碰触。”

葬玉

文:朱映晓

    多年以后,人们谈论合肥张家四姐妹的婚事,除了爱说三小姐兆和嫁给了大作家沈从文,也爱说大小姐元和嫁给了昆曲名家顾传玠,其实,当1939年4月元和在上海与顾传玠举行婚礼之时,诸多小报都是用“下嫁”一词来形容这位名门闺秀的出嫁的——戏子在当时仍属贱业,尽管此时顾氏已经改行数年。顾氏在当红之际告退舞台,放弃他最宝贵的天赋与热爱,不甘“下贱”显是原因之一,这一选择在某个方面也透露了他的敏感与脆弱,当然还有聪慧,有远见,早早看到了这一行前途渺茫(果然后来他的同门兄弟大部分都下场悲惨,至于昆曲的“再次复兴”,那还是太久太久以后的事,而他在1966年在台湾便过世了)。改行之后的顾氏尝试涉足过许多行业而几乎无一成功(而元和是否始终在默默支持丈夫,无悔无怨?),倒像是印证了一句老话: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元和——这个名字让我想起“红楼”里的元春,她们都是大家庭中尊贵的长女——在妹妹们的印象中一直有些神秘。小时候元和的早餐和午餐都是和奶奶一起单开的,奶奶在世的时候,谁也不能责骂她,奶奶去世之后,父母仍为她保留了这一特权。再后来母亲也去世了,父亲续娶了一位年轻的继母,张家姐妹和这位继母合不来(不得不说,继母原也是天下最难当的职业),元和先是外出读大学,毕业后又往外地教书,一离家就是近十年。其中在外地教书四年,她受到了那所学校的女校长凌海霞的特别照顾——多年前凌氏任教于元和父亲开办的学校时便非常喜爱这个模样气质都十分出众的女孩,很难形容她们的特别关系:凌氏没有结婚,也无意结婚,只想把生命献给教育(正是如林海音小说《城南旧事》里小英子最崇拜的“不结婚的女校长”,或者鲁迅大先生嘲讽过的,“寡妇主义教育家”的代表),但是她也很想拥有自己的感情生活——有一个女儿或是妹妹让她照顾,同时她还可以继承自己的事业。元和是凌校长看中的人(有一本传记甚至说凌校长“控制”了元和的生活),不过也许凌校长看错了人,元和并不想学她做一个“不结婚的女校长”,元和终于在29岁这年离开学校回到张家在苏州的宅子,专心学习昆曲,次年便在一次义演中结识了她生命中的另一半顾传玠——早在读书时她便是他的粉丝——她毫不在乎他的“戏子”身份(而且他还比她小两岁)、勇敢和他交往并最终嫁给了他。

    顾氏与元和于1949年5月离开大陆前往台湾——顾氏坚持这样做,一如他告别舞台一样决绝,他甚至“威胁”元和,如果她不和他一起走,他就一个人走——而在台湾,即使是在最失意困顿的日子,曾经的名伶顾传玠也拒绝“复出”,他宁愿去捣持蘑菇养殖,或做啤酒生意。这似乎很难理解,却又不难理解——元和说:“戏剧浸润了他全部的生命”,就是说,那里有他最深的爱与痛,他不愿再碰触(他演起戏来是那样的用心和投入,据说有一次他演完回到后台便吐出一口鲜血)。顾传玠去世之后,元和再次登台,在一次出演《长生殿·埋玉》——她扮演唐明皇,埋葬杨玉环——之后她忽有所悟:“我埋的不是杨玉环,而是顾传玠这块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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