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走出人生低谷
八十一
    不久，我又遭到一次不小的失败……
    1983年9月，听说中国文学讲习所要在东三省招收五名学员，我请示戏剧工作室领导同意后，准备参加这次招生考试。
    我玩命地拼了两个多月，拼得天昏地暗，复习中外史地、语言文学、政治……当时正赶上犯肾盂肾炎，一天跑二十多趟室外厕所，后来干脆就坐在痰盂上复习，由于缺觉，眼睑上结成一层厚厚的白膜，洗都洗不掉。
    我渴望离开这个环境，更渴望走进培养过许多作家的摇篮。在我心里，走进中国文学讲习所，就像走进文学殿堂一样……
    考完试，我满怀憧憬，日夜盼望着那张能改变我命运的录取通知书。
    可是，我从来不是幸运儿，这次也是如此。
    不知是因为作品不行，还是考试成绩不佳，总之，1984年3月17日傍晚，我盼来的却是一个退档袋……
    那天晚上，我在小桌前呆呆地坐了半宿，一个字都没写。
    贺玉一再劝我：“别上火，没录取也好。两个孩子这么小，你要是真走了，剩我一个人多难哪！”而我却趴在他怀里哭起来……
    后来我才意识到，没有被中国文学讲习所录取，对我的家庭、对我的孩子来说，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否则，两个孩子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成长，很难说会走到哪一步。如果孩子真学坏了，那我不悔死了！孩子毕竟年龄太小，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不希望我自己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而我的孩子却生活在大树的阴影之下。为了孩子，后来我干脆放弃了所有出去学习的机会。
    不过，如果那次能去中国文学讲习所学习，肯定比我自己瞎闯要少走好多弯路。
    但是，命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命中注定，我只能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瞎闯，闯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吧。
    唯一一次上学深造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
    走不出去，只能继续发愤地创作，这是唯一的出路。
    1984年秋，我从同事那里得知，著名的世界语者、日本国际友人绿川英子和丈夫刘仁曾在佳木斯工作过，他们的墓碑就坐落在四丰山上。
    刘仁是三十年代的赴日留学生，他和绿川英子在日本相识相爱，后来一起回中国来参加抗战。绿川英子虽然是日本人，却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日本侵略。她用日语对日军广播，被日本骂为“娇声卖国奴”……后来，她被中国政府授予“国际主义战士”的光荣称号。
    我觉得绿川英子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所以，我决定沿着绿川英子当年生活、工作的足迹，去采访她的战友和同事，写一部她的传记。
    我在创作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关注底层的小人物，写他们的悲欢离合，写他们与命运顽强抗争的精神。另一种就是关注伟大而崇高的人物。后来，哈师大两位教授在写我的评传时，说我有一种“崇高美”的情结。我想这可能跟我从小就崇拜伟大人物有关吧。
    但是，我所在的单位是戏剧工作室，同样面临请假问题。
    这天，我来到李俊光部长的办公室。梳着短发、已近知天命之年的李部长，忙把我拉到沙发上，问我：“告诉大姐，是不是到新单位又遇到难题了？没关系，大姐帮你解决……”
    听到这声亲切的“大姐”，就像那次接过张向凌部长夫人递过来的那杯热茶，心里感到特别温暖。多年来，一直一个人苦苦地奋斗，除了贺玉没人能理解我，现在，终于有了一位市委宣传部长的大姐……
    接下来，李部长说出一番令我大为感动的话：
    “雅文，你我素昧平生，我所以器重你，是看中你的才气。我不希望看到像你这样有才气的人，被某些人压下去。那不仅是你个人的损失，也是党的事业的损失。我们的国家不是人才太多，而是人才太少了。你放心，大姐在位一天，就会全力支持你一天。记住，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你都要坚持创作下去，不要辜负了大姐对你的希望……”
    这些年来，我一直遭人贬斥，第一次听到领导如此首肯，我的眼角都湿了。
    谈到请假问题，李部长说：“别着急，等一等，文化局的领导班子马上要换了，换上来的年轻干部比较有开拓精神，到时候我跟他说。”
    李俊光部长是一位难得的女干部。她不仅多次为我仗义执言，为我遮风挡雨，而且十分器重我，一直想提拔我。可我对仕途一点不感兴趣，几次谢绝她的好意。
    好心的朋友劝我：“雅文，中国是官本位的国家，没有职务，即使你出十本书也不行！”
    我知道朋友说得有道理，没有权力就得受他人的制约。就像有人曾对余秋雨先生说：“失去权力就等于失去安全。”
    可我一心就想写东西，对仕途不感兴趣。我觉得任何职务都代替不了我坐在小桌前写东西时的那份快感。不过，有这样一位宣传部长如此赏识我，我还是十分感激。
    不久，从京剧团上来一名年轻干部王文禄先生接任了文化局局长，李部长跟他一说，他立刻同意了。
    可是，当我动身去南方采访那天，心情却变得异常沉重。
    前一天，儿子在学校玩耍时不慎摔坏了胳膊，拍X光片子医生诊断是骨裂。面对这种情况我感到进退两难。
    贺玉却一再劝我：“走吧，好不容易请下假来，车票都买好了，还是动身去吧，别犹豫了。家里有我呢。”
    1984年12月1日，我揣着从朋友那借来的一千三百元钱，怀着对儿子的歉疚，独自一人，忧心忡忡地上路了。
    从黑龙江出发，跑到沈阳、大连、北京、西安、重庆、武汉、广州、上海、公主岭、双辽等许多城镇，采访了叶赖士、叶君健、戈宝权、陈原、许善述、李益三、先锡嘉、黄兴的儿子黄乃等许多世界语者及著名学者，采访了高崇民的子女及刘仁的子女、亲属等几十人。
    但是，采访四十年前的人和事，犹如大海捞针。
    有时跑了一天，只得到只言片语，甚至听到一句“这人不在了”。到公主岭去找刘仁的哥哥，却听说他搬到通辽了，只好连夜乘车赶往通辽。列车到达偏僻、落后的通辽小镇，天奇冷，小站上只停着两辆落满雪花的毛驴车……
    一路上，住过不少被子脏得像抹布一样的小店。买不到车票，经常一张站台票上车，一站就是半宿。从重庆到武汉半夜十一点下船，到处找不到住处，大雨把棉大衣都浇透了。在西安，夜里睡得正熟，忽然觉得枕头底下有动静，急忙睁开眼睛，只见一个黑影站在床前，我急忙大吼一声：“你要干什么？”那家伙转身就跑……
    但无论多苦多难，我心里都是欢畅的，因为有一个强大的目标在支撑着我……
    一路上，我一直挂念着孩子，每到一个地方，就给贺玉发去一封信，问问孩子的情况，可我却始终收不到他的回信。于是，到西安以后，我让贺玉往重庆市委宣传部给我发去一封留存信。1985年元旦，我来到重庆，一连几天去市委宣传部查找我的信，却始终没到。
    1月4日，我已定好十点四十分去武汉的船票。早晨八点钟，我最后一次来到重庆市委宣传部收发室，仍然没有我的信。但我相信贺玉肯定会给我来信，就问收发室老人，送信的邮局在哪，老人说在两路口。于是，我急忙跑到两路口邮局，找到负责市委信件的邮递员……
    邮递员说：“这么多的信件，你啥个时候能找到嘛？”说着，把一麻袋信件往地上一倒……
    噢，真是天助我也！一眼发现第四封就是我的！我抓起信就往汽车站跑，两路口到朝天门码头还有四十分钟的汽车路呢。
    当我满头大汗狼狈不堪地赶到朝天门码头时，客轮已经响起了汽笛声……
    贺玉在信中告诉我，儿子的胳膊好多了，让我不要挂牵。
    站在甲板上，迎着江风，望着成群的江鸥追逐着翻滚着浪花的客轮，心里感到多少天来从未有过的畅快，一股浓烈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久久挥之不去。家，永远像风筝引线一样，时时牵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听到亲人的呼唤……
    在广州，看到满街都堆着香蕉，一堆一堆，像小山似的，才三角钱一斤。我想到我的孩子从没吃过香蕉，我也没吃过。那时候北方很难见到南方水果，再说见到了也买不起。两个孩子只在1980年冬天，放开肚子吃过一次橘子。那是我从成都给他们背回来的三十斤橘子，看到一家老小的嘴角淌着黄澄澄的橘汁，吃得特别开心，我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这次，我一下子买了十斤香蕉，准备带回家去。
    我拎着十斤香蕉，又跑到上海、南京、济南、公主岭、通辽等好多地方，在上海遇到辽宁作家刘元举，舍不得给他吃，从此成了他耻笑我的把柄，说我小气。可是，当我风尘仆仆地赶回家里，十斤香蕉只剩下三只可怜巴巴的“黑豆角”了。
    儿子问我：“妈，我看人家卖的香蕉都是黄的，你这咋是黑的呀？”
    “黑豆角”从此成了全家笑话我的把柄。但女儿长大以后却说：“妈，你整天哼哼（谆谆）教导我们的都没记住，只记住你给我们背回来的橘子和黑香蕉……”
    我用两个月时间，跑了十几个省市，采访了四十多人，带回来十几万字的采访笔记。
    后来才意识到，这次采访是我创作生涯中很重要的一笔，它不仅开拓了我的视野，拓宽了我的创作领域，而且为我后来独闯俄罗斯、韩国、欧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接下来，我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整天趴在折叠小桌前，一趴就是三个月……

第十章  我是一个压不服的人

八十
    1983年春。
    对我来说，那是四十年来最寒冷的一个春天……
    尽管张向凌部长给市委书记打来电话，而且，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后来调到省作协任副主席的吕中山先生，也批评过我单位领导，但并没有阻止他们对我的“帮助教育”。
    4月5日上午，全体党员第三次为我开会，第三次对我进行“帮助教育”。
    从早晨七点半走进会议室，一直到十一点半会议结束，我的眼泪始终没有断过。
    一年前，我还是单位唯一一名出席全市的劳动模范，还是深受大家爱戴的好同志，还被领导称为才女，而一年后的今天，我却变成了一个屡教不改、屡遭批判、一心想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分子……
    会上，领导声色俱厉地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还说：“你从小就名利思想严重！当运动员就是为了出名……”
    是的，我承认，我从小就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我不甘于平庸、不甘于默默无闻地混一辈子。可我命运不济，从小落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当运动员又连遭伤病折磨，想考大学又未能如愿，是丈夫的一句玩笑使我看到了最后一线希望，所以，我就像抓到救命稻草似的死死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
    我是一个压不服的人。而此刻，我的逆反心理越来越强烈。
    最后，当领导让我表态时，我再也不想用虚假的谎言来欺骗自己、欺骗全体党员了。
    于是，就在第三次“帮助”我的党员大会上，我说出了压抑已久的心里话，我想那天参加会的同事一定还记得……
    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说穿了，不就是因为我多发了几篇稿子吗？可我上班时间一个字都不写。我跟其他编辑一样，一篇稿子不少看，一篇稿子不少编。而且我还兼着会计！我业余时间写东西有什么不对？用得着左一次右一次地批判我吗？你们节假日在干什么？你们带着老婆、孩子在逛街，在江边游泳，而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晚间在爬格子，一爬就是半夜！这是我用根根白发、缕缕皱纹铺出来的文学道路，而且不仅是我在付出，我的丈夫、我的母亲都在为我付出……”
    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
    我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经常半夜爬起来趴在小窗上，悄声劝我：“雅文，快睡吧，太晚了。这么熬下去身子该熬坏了。”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住在我家里。
    我让母亲先去睡，母亲总是嘟嘟囔囔地重复着那句话：“你总是不信，人是争不过命的……”
    母亲说得对，我总是在向该死的命运苦苦地抗争着，可我总是抗争不过它。
    我拼得太狠了，有一天去话剧团讨论作品突然昏倒了，送到医院一检查，脉搏降到一分钟四十次。医生诊断是高度神经疲劳，对我下令：“你必须休息，再这样拼下去，你就完蛋了！”一连多少天我无法看书和写作，脖子居然支撑不住脑袋了，坐到哪儿都得用手托着下巴。
    母亲心疼地劝我：“雅文啊，千万别再拼了，人再要强也争不过命啊！命里有八寸，你拼死也挣不来一尺啊！”
    可我不信，在日记中写到：“多少年来，我一直与命运苦苦地抗争着，力求改变它。可我刚刚找到一个目标，却又被病魔击倒了。我不知命运之神为什么这么残酷，为什么总是跟我过不去，为什么总是把一杯杯苦酒端到我面前，逼着我喝下去……可我不认可命运的摆布，一定要抗争下去……”
    后来，经过很长时间的治疗调整，我的身体才渐渐好转。
    而为我付出最多的当然是贺玉……
    每到周日，我就跑到办公室来写东西，把一堆家务活全扔给他，做饭、洗衣服、劈柈子、拖地……没有洗衣机，一家五口的衣物全靠手搓。看着他抱着洗衣盆大汗淋漓的样子，我真不忍心离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只有大年三十下午，才停下笔来给全家包饺子、蒸豆包、炒花生……大年初一，又跑到单位写东西去了。创作以来，我连钱都不会花了，连鞋和袜子都是贺玉给我买。我写作写到君子兰，不知该怎样描写，他就给我买来君子兰。后来索性在院子里盖起花窖。在花窖顶上，还给我盖了一间写作间，让我夏天到那上面去写作，只是用油毡纸搭的棚顶，太阳一晒热得像蒸笼似的，味道呛人，我只上去过一次，但我深深理解他对我的那番苦心。为了节省我时间，他对许多作品都进行筛选，然后把好作品推荐给我。深夜，我俯在小桌前写作，他常常用深情的目光望着我……
    一想到贺玉，我的眼泪越发止不住了。
    此刻，他就在门外陪着我呢。他是特意请假来陪我的。我几次听到了他在门口停下来的脚步声……
    后来他告诉我，他几次想踹开屋门，冲着屋里大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们还在搞这一套？还在批判什么成名成家？你们看看我们的国家，不是‘家’太多，而是‘家’太少了！再这样下去，我们这个民族的人民就该变成愚民了！”
    但他不是鲁莽之徒。
    最后，我冲着领导气愤地说道：“你是不是非要把我逼得跳下四楼才甘心？我告诉你，我一定要写下去，任何人都休想阻挠我！我就是要当作家！”说完，哭着冲出门去……
    贺玉陪着我回到编辑部，扶我躺在一条长椅上，拉着我的手安慰我：“别难过，就当我们又遭遇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吧。”
    我说：“可现在毕竟不是‘文化大革命’了！”
    中午我没有吃饭，下午，我两眼红肿地坐在办公桌前开始校对稿子，这期杂志由我负责校对。同事们都劝我回去休息，我却一直干到下班。
    领导对我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全市文学爱好者的不解和愤怒，他们说，文联本身就是培养文学艺术人才的，为什么要这样压制一个作者？
    就在这天下午，有人向机关党委汇报了我的情况，机关党委下令，立即停止对我的批判……
    就在挨批的这天夜里，我创作到凌晨一点。
    我说过，只要一拿起笔，眼泪还没等擦干，我就能把一切烦恼都像轰苍蝇似的全部轰到窗外，立刻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正是这种不受一切干扰的状态成全了我，否则，不可能写出东西了。
    这天晚上，我把屠格涅夫的一段名言抄到日记本上：“一个艺术家要把一切、乃至自己，都当作进行观察的对象。一个作家，不应该听凭自己被痛苦所压垮，而应该利用一切来进行写作。作家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他的感觉比别人都灵敏。既然如此，就凭这一点，他应该约束自己的性格；他绝对应该始终不渝地观察自己和观察别人。如您遇到不幸，那就请您坐下身来写到：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情，我的心情如此这般，痛苦将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而一页出色的文字则留了下来。”
    可是，人有脸，树有皮，谁都不愿意遭受这种左一次右一次的批判。
    就在挨批判的1982、1983年，我接连发表了三个中篇、七个短篇、六篇纪实作品。两部中篇小说还连获《小说林》优秀小说奖。

沉痛悼念钱学森先生

  前不久，季羡林先生走了。

  最近，我每晚都在听他的《季美林的另一种回忆录》，常常听得热泪盈眶，感慨万端。

  现在，又一颗科学巨星陨落了。

  中国失去了一位科学巨人，举国上下一片悲痛。但是，他是一座灯塔，将在中华民族腾飞的路上永远闪烁着永不熄灭的光芒！

第十章

   望着满街灯火,我不知去哪里过夜？

七十九
    冬天来了。
    我和领导的关系也像越来越冷的冬天一样，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反而越来越僵，最后完全结冰了。这期间，黑龙江出版社、北方文学杂志社等编辑部，先后给我发来七次邀请，都不得不放弃了。
     其实，我很想跟领导缓和关系，而且也试着做过努力。
    1983年元旦前，在外贸局上班的作者刁秀娟，帮我买了十斤牛肉。那时牛肉很难买，花钱也买不到。刁秀娟让我把我单位领导的十斤牛肉也顺便带回去。我不想带，怕领导对我产生误会。刁秀娟说：“没关系，你就说我给他买的，又不是不要钱……”
    我只好用自行车驮着十斤牛肉，硬着头皮向领导家走去。还好，他没在家，他夫人很明事理，欣然留下了。
    可是第二天早晨，我正在看稿，忽然听到背后传来“吧唧”一声，一只袋子重重地落到地上，接着传来了领导的大嗓门：“张雅文，这是你昨天给我送去的牛肉，我给你送回来了！”
编辑部的人都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
    “不是我给你的，是……”我急忙想解释。
    却被领导高声打断了：“我不管你谁给的，我不要！你爱给谁给谁！”说完就走了。
    而我心里却憋了一肚子说不出、道不明的窝囊气……
    1983年3月初，我再次接到《新体育》杂志张家圣先生发来的“特邀记者”介绍信，邀我去采访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冰运会，写一篇滑冰题材的报告文学。
    我再不想失去这次机会了，于是，硬着头皮去找领导请假。
    领导的第一句话却说：“他凭什么邀请你，为什么不邀请我？我要写信告他们！”
    后来，他果然去信谴责张家圣先生不该邀请我……
    无奈，我只好去找市委宣传部，找市委领导，但始终没能请下来两天假。于是，我那倔强的个性开始抗争了，就像当年从家里偷走行李一样，给领导留下一张“我去省里找说理人”的字条，走人了。
    这天晚上，在空寂无人飘着清雪的站台上，我靠着贺玉的肩膀，觉得我的神经脆弱得就像头丝似的，只要贺玉的肩膀一撤，我立刻就会倒在站台上……我觉得想干点事太难了。有人可以长时间地泡病号、休息，而我请两天假去采访，却比登天都难……
    我参加工作二十多年来，从未跟领导搞僵过，这是第一次，我不知今后该怎么办……
    但我知道，不管怎样我都会坚持创作下去，我觉得只有创作我这辈子才没有白活，只有创作我的生命才有意义。
    临上车，贺玉叮嘱我：“到那好好采访，什么都不要想！”
    车上的人很多，过道都挤得满满的，我在洗脸间的过道上坐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下车后，我来到哈尔滨全国冰运会的接待处，找到黑龙江省体委宣传处于继涛处长，请他安排我的食宿。可是，于处长却迟迟没有安排。傍晚时，他才问我：“张雅文，你是不是跟领导搞僵了？”
    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你们单位打来电报，不让我们接待你，让你马上回去……”
    我一下子呆住了，没想到领导会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无奈，我只好离开了组委会，来到华灯初放的大街上，心里一片茫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甚至不知到哪里去过夜？
    这次，我本来想采访曾获得世锦赛一千米亚军、现任省队教练的王淑媛，现在却遇到这种情况……
    我想，我不能辜负了张家圣先生对我的信赖，既然来了，我干脆采访完再说！
    于是，我来到运动员下榻的旅馆门外，进不去，只好在门口等着，一直等到晚间八点多钟，终于看见王淑媛走过来……
    这样，我跟王淑媛在一张床上挤了一夜，谈了一夜。后来，这篇《生命在于拼搏》的报告文学，发表在《体育报》上。
    第二天晚间，我准备回去了。
    上车前，我从省委警卫那里打听到省委宣传部张向凌部长的住址。张部长曾在佳木斯担任过地委书记，我见过他。我怕回去受处分，想请张部长帮我说句话。
    去张部长家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这样冒昧地去打扰人家，怕人家不高兴。不过，我对这位操着南方口音、和蔼可亲的老部长印象极好。
    在张部长家的大门外，我正犹豫，忽然看见张部长从院里走出来。
    我急忙叫了一声：“张部长……”
    张部长微微一愣，认出了我：“噢，雅文啊，你怎么跑来了？”
    “张部长，我找您有点事……”
    他说：“太不巧了。我要出去办事。这样吧，你上楼跟我爱人讲，她会转告我的。”
    我不认识他爱人，只好硬着头皮，惴惴不安地走进屋去……
    张部长夫人非常热情，拉我坐到沙发上，给我沏了一杯茶。
    捧着这杯热茶，我觉得心里暖暖的，竟然说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看到您和张部长这样的干部，我觉得共产党是有希望的！”
    这句话说得有些可笑，人家对你微笑，对你热情，你就觉得共产党是有希望的。反之，人家对你冷脸，对你严肃，你就觉得共产党没有希望了？
    其实，老百姓对问题的认识往往是具体的、直接的。任何领导者，尤其是高级领导者的一言一行，他代表的都不是他个人。而我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话也就可以理解了。
    听完我的情况，张部长夫人说：“他们这样对待你是不对的，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了。黑龙江多几个作家没什么不好！中央一再强调要尊重知识分子，要爱护知识分子，不许压制知识分子。你放心，我一定让向凌给你们市委书记打电话，让他们不要再刁难你了。”她在科委工作，很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当时，全国发生多起压制知识分子的事件，中央下文件不许压制知识分子。
    我从张部长家出来，急忙向火车站跑去，要赶乘晚九点三十分的火车。
    火车站售票大厅里挤满了人，排队已经来不及了。我只好顶着不堪入耳的骂声，好不容易挤到售票窗口前，可是当我伸手去掏兜里的钱时，却顿时傻了，脑袋“嗡”的一声……
兜是空的，三十元钱没了。
    我翻遍所有的衣兜，只翻到二分钱，连买一张站台票都不够。
    我急忙跑出售票厅，向西跑去，记得车站西边有一个通勤口……
    我穿过黑糊糊的通勤口，顺着铁路跑进站台，找到车长，赔着笑脸说明了情况……
    车长说：“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可是，如果像你这样的情况都让上车，那列车就成了救济站了！”说完，转身向一处拥挤的车门走去。
    无奈，我只好向车厢后面跑，看能不能遇到熟人……可我一直跑到行李车也没见到一个熟人，只见行李员站在行李车门口清点货物，就急忙上前恳求他：“师傅，求您帮帮忙好吗？”
    他连瞅都没瞅我，就说：“想捎东西？没门！”
    “不，我想搭您的行李车……”
    “捎东西不行，捎人就行了？”他奚落我一句。
    这时，开车的铃声响了。我心急如焚，灵机一动，急忙冲着行李员大喊：“师傅，我是你们行李房党延嘉的老姨！”党延嘉就是我二姐的孩子。
    行李员这才抬头瞅我一眼：“你真是小党他老姨？”
    “那还有假？不信你回去问问小党！”
    行李员终于向我伸出一只手来……
    这天，我在行李车厢的过道上坐了一夜.

第十章   春天也有暴风雪

           1982年在北戴河

七十八
    创作以来，我对自身的不足认识得很清楚，也很充分，我尽最大努力弥补着自身的缺憾与不足，但对客观环境、对人的认识却远远不够，所以，很快就遇到了许多业余作者所遭遇的境况……
    事情就是从那部中篇小说引起的。
    这天，我接到黑龙江省电视台编辑巴威先生打来的电话，他说将我的《迷途者的足音》改编成了电视剧本，省电视台准备投拍，让我马上去哈尔滨研究一下剧本。于是，我兴致勃勃地去找领导请两天假。
    可是，一直对我很好、几天前还拍着我肩膀说我是佳木斯女才子的领导，突然板着面孔，说出一番令我目瞪口呆的话：
    “你一个小学生还想当作家呀？我告诉你，你一年发个一两篇露露脸就行了！从今往后，你就死了当作家的心吧。老老实实当好你的编辑就不错了！”
    创作以来，多少人怀疑我，瞧不起我，说我小学生还想当作家，纯属不自量力！甚至拿着我的作品去市委告我，告我抄袭……对这些舆论我从不在乎。“让别人说去吧，走自己的路！”人嘴两片皮，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不被人说……
    可是，当我看到我的领导当着我的面亲口说出这番话时，却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是的，我是小学生。但是，一个在暴风雪中滚打出来的苦孩子，一个极想证明自己却屡遭磨难的底层人，一个在竞技场上受过专业训练的运动员，其骨子里所蕴藏的那股劲头，那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那绝不是一个“小学生”所能轻易否定的，更不是哪位领导所能改变的……
    有人说：“如果一个人集中所有的精力和心志去坚持不懈地追求一种值得追求的事业，那么他就绝不可能失败。”
    我坚信，当一个人把全部生命都抵押在某项事业上，全身心地投入几年，甚至几十年，这种投入将会变成一股巨大的能量，它可以创造出人们意想不到的奇迹，它完全可以改变一个“小学生”的命运！更何况我早已自修完了初、高中的全部文科课程……
    后来我才发现，这“小学生”就像海丝特?白兰胸前的“红字”一样，已经成为我的一个标签了，多少人都用你是“小学生”的有色眼镜来看我，就像人们看今天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一样……
    但我什么都没说，只好转身离去了。
    从这一天开始，我跟领导的关系开始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
    一周后，巴威先生再次打来电话，说省电视台领导对《迷途者的足音》剧本有分歧，可能要下马，让我马上去一趟，向台领导再争取一下。
    我不想失去这次机会，第二次去找领导请两天假，但仍然没能请下来。我觉得领导在有意刁难我，赌气留下一张请假条走人了。
    两天后，我从哈尔滨回来了。电视剧下马了。
    领导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名利思想严重，并两次为我专门召开党员大会“帮助”我，我第一次检讨没被通过，又让我第二次检讨……
    我想不通，回家问贺玉：“领导为什么这么刁难我？我到底有什么错？”
    贺玉却说出一番极为深刻的话：“你没有错。你想想，省电视台要拍你的电视剧，对你、对单位、对佳木斯有什么不好？两天假，对一个编辑来说，并不算什么，为什么坚决不让你去？雅文，你太单纯了。你以为你的作品被拍成电影剧，别人都会为你高兴？你错了，除了你的亲人以外，没人为你高兴！人人都有嫉妒心。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早就看透了这点……”
    无奈，我只好第二次在党员会上违心地说假话，进行检讨……
    在这次党员会上，领导公开讲：“张雅文，你就死了当作家的心吧。从你今往后，一天假也不能给你！”
    后来，外地编辑部或出版社多次邀请我参加的会议，领导一律不许参加。而且，我所有的信件都被领导用大头针挑开看完之后，用糨糊重新粘好后再交给我。这是我调走以后办公室人员告诉我的。
    但是，就像当年一心要读书，一心要当运动员一样，任何人都阻挡不住我对创作的酷爱。

    这天上午领导没在，我看到报纸里夹着一封我的信，是《新体育》编辑部邀我去北戴河参加体育报告文学研讨会。
    看到这封邀请函，我内心斗争很激烈。要在过去，我一定乖乖地听命，绝不敢越雷池半步。但现在，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又经历了党内两次“帮助”，我再也不是原来那个处处听话、处处克己自律的“孩子”了！
    要知道，这种全国性的研讨会对一个刚起步的作者来说，太重要，也太渴望参加了。我知道领导肯定不会给假，考虑再三，我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第二天，我收到沈阳大姐发来的一封电报：“母亲病重，速来沈！”
    拿着这封电报请假很顺利，当天晚上，我就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坐在拥挤的硬座车厢里，心情却十分沉重，生平第一次撒谎，内心充满了不安与自责。
    我们下榻在北戴河东海滩一家别墅式的宾馆，来参加会议的十几位作家和编辑，都是中国报告文学界的知名人士，理由、杨匡满、鲁光、王南宁、郝克强、张家圣……唯独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者。我感到自己既寒酸又渺小。别人都谈笑风生、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而我则像一个乡巴佬似的怯生生地站在一旁。餐桌上，第一次见到螃蟹，不敢吃，也不会吃。王南宁女士教我先把螃蟹爪子掰下来，用蟹爪去剜蟹壳里的蟹肉……
    这天上午，大家一起到海边去游泳，我第一次看到大海，觉得大海很美，很浩瀚，但我丝毫不感到兴奋。我知道愁者看海，海是愁的；乐者来看海，海是乐的；而绝望者来看大海，大海则成了他最后的归宿……我这个生性要强却命途多舛的北方女子看到大海，则别有一番感慨，我觉得大海太深奥、太博大、太缥缈了。我读不懂它，就像读不懂人一样。我太浅了。大海留给我的更多是惆怅。
    下海后，杨匡满、理由、王南宁等人纷纷向拦鲨网游去，我则跟在他们身后。那天海浪很大，我第一次游海水，又一连几夜没睡好觉，游出一段觉得体力不支，便不想往前游了。我打算跟他们打声招呼就一个人往回游去。可我一转身却发现，周围一个人都没有，眼前一片波涛。我一下子就慌了，心一慌，手脚立刻全乱套了，身子直往下沉，连连呛了两口又苦又咸的海水……
    这时，我脑海里突然闪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完了完了！我要淹死在北戴河了！这回我单位领导又该……
    “不！我不能死！我一定要活着……”我急忙提醒自己，给自己鼓励，“别紧张，千万别紧张，一定要冷静！你在松花江游个来回都不成问题，就凭你的水性，肯定能游到岸边……”
    人在绝望时，冷静与信心比什么都重要。
    我终于冷静下来，开始放松，调整好呼吸，把头扎进海里，一下一下向岸边游去，一边游一边鼓励自己：“对，就像在松花江里游泳一样，游吧，没问题，一直游下去……”
    当我的双脚终于踏上生命之岸——柔软的沙滩时，我突然觉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一下子瘫倒在海边沙滩上……
    三天会议转眼就结束了。会上，每位作家都分配到了任务，我的任务是采访全国冬运会，写一篇冰雪题材的报告文学。
    临走那天，张家圣和鲁光先生把我送到车站，他们就离开了。我一个人坐在站台前的花坛边，不由得想起我单位领导对我的态度，想到领导如果发现我撒谎怎么办，会不会处分我……
    这时，忽然有人叫我：“张雅文，你怎么了？”
    啊，是鲁光和张家圣先生又回来了。
    他们问我：“你怎么哭了？是不是我们哪里照顾不周？”
    在他们的再三追问下，我不得不道出了实情。
    张家圣先生说：“没想到你受这么大委屈。没关系，如果因为这件事领导批评你，你告诉我，我向他解释。”
    后来，《新体育》杂志报销了我这次的旅费。这不仅是我两个月的工资，更是对我的极大安慰。
    还好，我的谎言并没有被发现。

国家兴旺,是人民的最大幸福

祝愿我的祖国繁荣昌盛，国富民康！

     第十章   终生难忘的恩师 

七十七
    1982年春天，气候冷暖无常，马路上到处都化得稀溜溜的，淌着黑糊糊的雪水。
    此刻，我完全沉浸在追求理想的兴奋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我的人生也像这天气一样，处在乍暖犹寒的寒流之中……
    这天下班前，我接到《小说林》编辑部的编辑刘子成先生打来的电话，他说：“雅文，你别吱声，因为大家一知道我们回来又该围上来了。这次，我和陈主编是专程回来找你的，准备去你家里看看。你过来接我们，我们在兵团招待所门口等你……”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十几天前，《小说林》主编陈昊先生带着编辑刘子成先生来佳木斯组稿，我们这些业余作者就像见到上帝一样，从早到晚围着他们。这期间，我跟他们谈了一个中篇小说的构思。当时，陈主编问我什么时间开始创作的，都在哪些刊物上发表过作品。我告诉他1979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在《北方文学》、《体育报》、《新体育》、《山泉》等报刊，发表二十多篇小说及随笔。
    他又问我是什么学校毕业，我说小学没毕业，就去当运动员了。
    “你当过运动员？搞什么项目？”他显得有些惊讶。
    “滑冰。”
    “噢……”他点点头，说了一句，“雅文，我们还会来找你的。”
    我以为他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真的回来找我了。
    我家住的郊区既不通汽车，又没有出租车，只好带着两位编辑往家步行。刚开春，道路十分泥泞，走几步就得甩一下鞋底的泥，不然就带不动了，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
    进门，两位编辑就打量着我家墙上挂的许多古诗词，之后，陈主编问我：“你就坐在这张小桌前写作？”
    “对。”
    陈主编又指着小桌旁的座右铭问我：“这是你写的？”
    我笑着点点头。
    吃饭时，餐桌上只有两盘菜，一盘是土豆片炒白菜，另一盘是炒土豆丝，连个肉星儿都没有。让客人吃这么简单的饭菜，我和贺玉觉得很难为情，我俩一个劲儿地道歉：“真对不起，让二位老师吃这么简单的饭菜……”
    陈主编却说：“我们从伊春专程返回来，可不是为了来你家吃饭，要是为了吃饭，就用不着大老远跑你家来吃了。”
    后来陈主编告诉我，他从我的第一次交谈中，觉得我这人挺有灵气，构思很独特，想培养我，所以想了解一下我的家庭情况。
    陈主编让我抓紧时间把小说写出来寄给他。临走，我和贺玉骑着自行车一人驮一个，把两位编辑送回了招待所。路上，刚刚结了一层冰碴儿的马路很滑，有两次我差点把陈主编摔到沟里去。
    一位素昧平生的主编带着编辑专程跑到我家里，这对一个刚起步的业余作者来说，那是怎样一番刻骨铭心的鼓励和感动啊！两位编辑的到来，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陈昊先生被打成二十年右派，1980年刚刚平反。他对作者的那种热忱、那种高度负责的态度，令好多作者终生难忘。从此，我和他成了莫逆之交。如今每次回到哈尔滨，只要有空，我都去看望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主编。我永远忘不了这位恩师，更忘不了那个泥泞的春天，两位编辑两脚粘满稀泥跑到我家吃白菜片的情景……
    这部中篇小说《迷途者的足音》来源于几个真实的故事。
    当时，社会上不少男女为了追求新欢，将为父为母的责任抛到九霄云外，造成许多家庭悲剧。看到这种人心浮躁、道德沦丧的社会现象，我构思了这部中篇小说《迷途者的足音》。此时，我已经走出了语言的艰难期，写得很流畅，但却犯有初学者最大的毛病，过于追求语言的华丽与“优美”，而缺少准确与质朴。
    十几天后，我将小说寄给了陈主编。没过几天，我接到《小说林》吴学运编辑打来的电话，让我去哈尔滨改稿……
    第一次被编辑部请去改稿，那种兴奋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我请了一周假，在哈尔滨改了一周，这篇小说就下稿了。
    从哈尔滨回来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卧铺车厢里，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车轮声，度过了三十八年来最激动、最兴奋的一夜。奋斗了这么多年，第一次尝到成功的喜悦，那种兴奋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我觉得上帝终于向我这个命运多舛的女子露出了微笑……
    就在这天的火车上，我又构思了另一篇小说《夏天的梦》……
    1982年7月，《迷途者的足音》在《小说林》发表后，反响很好，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并被评为1982年《小说林》唯一一部中篇小说奖。
    然而没有想到，厄运却在微笑中再次向我走来，而且来得如此之快，令我实在措手不及……

第十章

     一个苦苦挣扎的溺水者,终于抓到最后一根稻草

七十五
     从动笔那天开始，我就把自己交给了魔鬼，这个魔鬼不是别人——
     我就像一个穷途末路的人，把生命的最后一枚铜板全部押在文学的圣坛上，玩命地拼起来。
     回忆我这一生，许多时间都是在梦想与追求中度过的。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查尔斯•萨姆纳说过“成功有三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毅力，毅力，还是毅力！”就像当年一心要读书，却不明白知识能改变命运一样，我只有持之以恒地拼搏下去，才能实现我的冠军梦！当过运动员的人都知道，一个运动员也许没有取得过好成绩，但他绝不缺少毅力。我曾在大学讲座时说：“我也许没有才气，也许缺少灵性，但我敢说，我绝不缺少无坚不摧的毅力！”
    我深信罗曼•罗兰说的话：“前途属于那些一旦决定之后，就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
    是的，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正是我的个性。
    从动笔那天开始，我就不是以文人的斯文来进行创作，而是像运动员训练一样拼命。多年以后，我和先生谈起当年的情景，他说：“你的那股劲头不是让人佩服，而是让人感到可怕！别人都管你叫拼命三郎……我相信一个人要有你那股劲头，没有不成功的！”
    是的，我不是拼一天两天，而是一拼就是二十年！
    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我能不能成功.
    我在小桌前贴上自己的座右铭：“不要叹息昨天，昨天已经属于历史，而是要紧紧地把握今天，今天才属于现实。”
    我就像着了魔似的，脑袋里除了小说什么都没有。白天坐在办公室里摆弄数字，但心思根本没放在工作上，上班、走路、骑车、开会……连做梦都在构思小说，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
    一天上街，我骑着自行车又在琢磨小说，骑着骑着，忽然骑到路边一个男人的两腿中间了。那人夹着自行车前轱辘回头问我：“你这是往哪骑呀？”我这才猛然惊醒，急忙向人家道歉。
由于心不在焉，我家所有的锅碗瓢盆没有不掉漆的。我一天打过两只暖壶，两天拧折过两把拖布杆，常把暖瓶盖扔进水壶里……
     贺玉开玩笑说：“以后别叫你雅文了，干脆叫你毛愣三光吧！”
    最可笑的是，我把家里新安装的胶合板门撞出一个大坑，竟然大呼小叫地问全家人：“哎，你们谁把门撞坏了？”孩子都说不是他们撞的。后来发现我自己的右膝盖青了好大一块，我竟然丝毫没有感觉。
    最狼狈的一次，我居然跟着一个男同胞闯进了男厕所……后来再上厕所，我总是一再提醒自己，千万别走错了，太丢人了！
    而且，我的性格也开始变了。我本来天性豪放，爱运动，爱唱歌，但从动笔创作以后，我变得喜欢沉思与内敛了。
    但我发现，白天想得好好的，晚间一坐到折叠小桌前脑袋里却空空如也，什么词都没有了，坐在那苦思冥想，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憋得脑袋生疼，唯一的收获就是墙角一堆揉皱的稿纸。折叠小桌是贺玉在一个高低柜上安的，不用时可以折起来，很是方便。
    我问自己：“你能行吗你？你念那么点书能写小说吗？你到底是不是写小说的料？”
    “行，你一定能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千百遍地问自己，又千百遍地回答自己，每天都这样反反复复地折腾着，苦苦地折磨自己，天天熬到凌晨一两点钟。
    每天晚上，我脑海里都会出现两个小人儿，一个是犹豫不决而缺少信心，另一个却是坚定不移而充满自信。一个小人儿总会找出许多例子对另一个小人儿说：“你看奥斯特洛夫斯基只读了三年书，杰克•伦敦只是一名水手，高尔基只读了小学二年级，马克•吐温十三岁进了印刷厂，大仲马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
    我每次都用这些世界级的作家，来打败那个不争气的小人儿。不要小瞧了这种内心的斗争，它是战胜自我的关键。如果一开始我就自己把自己打败了，那就不会走到今天了。
    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文化功底太浅，语言匮乏，知识积累和语言积累都远远不够，必须发愤地读书，否则不可能写出东西。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于是，我开始发愤地读书，利用一切时间，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半儿用。白天上班，就把小说藏在办公桌里偷偷地看，下班回家，一边摇风轮做饭，一边囫囵吞枣地啃着《红楼梦》；一边切菜，一边背诵墙上挂的古诗词。切土豆丝，不小心把手指切了，鲜血把菜板都染红了。把卧室和厨房的墙上，全都挂上古诗词，几天换一茬。读小说读到好的段落，就把它抄下来。今天再翻开那些摘抄笔记，仍然觉得那些语言很美，很有感染力。
    “她好像是生活在一幅死亡的幕后面。这沉寂的死亡，缠住罗耆波的生命，似乎每天都在使他的生命萎缩下去……我坐在她那不可侵犯的魔术圈外，以一种不满足的如饥似渴的心情，企图穿透这薄薄的而深不可测的奥秘，恰如天上的星星一夜一夜地消磨时光，想以永不闪动的低垂目光看透黑夜的奥秘，而终不可得。”（摘抄泰戈尔的小说《摩诃摩耶》）
    这种摘抄对我早期的创作大有启发。它使我感受到小说语言的独特魅力，使我渐渐找到一种文学创作的感觉，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它就像运动员进入竞技状态一样，创作也需要进入一种状态，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而且，我发现过去摘抄的那些名言警句，爱唱的那些歌曲，对我创作都大有益处。
     有一次，丁继松老师问我：“雅文，我很奇怪，你没读多少书，哪来那么多词汇？”
    我毫不犹豫地说：“我会好多歌啊！我一写东西，那些歌词就从脑海里蹦出来了。”
    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歌曲我都会唱，像《刘三姐》、《洪湖赤卫队》、《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长征组歌》等许多电影插曲，尤其青少年时代学的那些外国歌曲，对我的影响太深了，几十年都是唱着这些歌走过来的。歌词虽然不是小说语言，但好多歌词写得很美，很有诗意。
    我一动笔，脑海里就不由自主地闪现出那些歌词，描写黄昏，就会想起《山楂树》：“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已发出闪光……”描写月光，脑海里就会闪出《衷心赞美》：“皎洁的月亮高挂天上，把大地照得明亮。四周一片银光……”写到春天，就会想起那首朝鲜歌曲：“阳光照耀山野村庄，坡前梨树呀，吐露芬芳……”写到忧伤，就会想起那首记不得名字的歌曲：“灰色的早晨，我又听到远处传来凄凉的啼叫声，是仙鹤在向我倾诉别离情……”写到怀念，自然想到那首伴随我一生的前苏联歌曲《在遥远的地方》：“……在亲爱的故乡，在草原的小丘旁，你是每日每夜里，永远不断的盼望，盼望远方的友人，寄来珍贵信息……”
    啊，这些美妙的歌曲，不仅给我带来美的享受，陶冶了我的情操，而且给我早期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语言，使我感受到一种诗情画意般的美感。
    在阅读中，我把国内外几十篇优秀中、短篇小说摆到面前，看人家如何开篇，如何结构，如何设置悬念，如何把一个完整的故事切开来加以叙述，这种对比性的阅读，对我小说的结构大有益处。
    与驾驭语言相比，我在编织故事方面要容易一些。这可能与我从小就爱幻想、爱瞎编故事有关。小时候，我最爱编的故事就是罗锅二姐的病好了，又能直溜溜地站着了，又拽着我满山遍野地疯跑了，那个货郎子骑着大红马来娶二姐了……而且，我常常被自己瞎编的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有人说，这种爱幻想、爱动感情的个性，正是作家的特质。我也不知是不是作家的特质，我只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时时撞击着我，呼唤着我，好像我的每个细胞都被创作的欲望激活了。我的生命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激情与活力！
    于是，在城郊结合部那片低矮的因经常停电而漆黑的平民区里，每天晚间都能看到我家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我和孩子人守一支蜡烛。三支烛光照亮了我们的小屋，也照亮了各自的前程。贺玉除了帮我阅读小说，就为我们娘儿仨端茶送水，给我们每人沏上一杯奶粉……
    深夜了，孩子都睡了。贺玉来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膀，轻声唤我：“太晚了，睡吧。”而我则抬起头来茫然地瞅瞅他，又继续盯着眼前的稿纸……
七十六
    1980年秋，随着一个人的到来，我的人生终于迎来了春天……
     佳木斯市文联秘书长阎世利先生来工厂找我，问我：“雅文，你愿不愿意去文联当编辑？如果愿意，我马上可以调你。”
    “真的吗？”我不敢相信。
    “当然是真的。”
    “我愿意！”
    阎秘书长走后，我立刻去找厂长蔡成巨……
    蔡厂长却问我：“雅文，你来电子仪器厂三年，厂领导对你怎么样？”
    “对我挺好。”我调到电子仪器厂三年，长了两级工资，入了党，又让我担任财会负责人。
     “那你为什么还要调走？我告诉你，厂领导下一步对你还有安排。行了，回去好好安心工作吧！”
    我说：“蔡厂长，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你不放我，就像你当年一样，我也会后悔一辈子……”
    蔡厂长年轻时长得很帅，考上了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但家里坚决反对，他只好遗憾地放弃了。
    听我这么一说，蔡厂长长叹一声：“唉，你这么一说，我只好忍痛放行了，不然你会恨我一辈子的。可是，由谁来接你的工作……”
    1980年10月，我调到了佳木斯市文联编辑部，当编辑兼文联会计。
    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充实的一段时光，远比十五岁那年进体工队还要兴奋。
    清晨，我骑着自行车，哼着歌，乐颠颠地走进编辑部，看稿，编稿，晚上回到家里，坐在小桌前潜下心来写我的小说。我参加文联组织的全市业余作者在马库力举行的创作班，大家在一起研究小说、诗歌……
    我常常问自己：“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是的，对某种理想生活渴望得太久了，一旦到来，反倒不敢相信它是真的了。我觉得我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次青春，它远比蒙昧无知的第一次青春更充实、更成熟、也更充满了希望。
    春天来了，下班回家看到铁路旁，一簇簇紫丁香开在晚霞之中，我就跳下自行车，跑过去折几枝带回家去，插到瓶子里放到我的小桌前，一晚间都闻着丁香花儿香。我的心就像这盛开的丁香花一样，充满了淡淡的苦涩及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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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编剧维权终于胜诉

                           《工人日报》（2009年08月21日 05版）本报记者 张 楠

    知名编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和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沈仁千在维权会上痛斥侵权行为。

    “我看到北京市二中院终审判决书，判定栖霞市文化局给付王伊稿酬6万元，犹如看到一部比秋菊打官司还精彩的结局。此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历历在目，不是小说，不是电影，不用编造就可感受到现实生活的严酷，维护正义权利之艰难。在我们大谈知识产权和影视产业的今天，女编剧为《牟氏庄园》剧本付出了智力劳动，却拿不到完整的稿酬，为了讨回尾款，竟然遭遇恫吓。”

    8月14日，女编剧王伊维权案终于告结的第三天，力挺此案的知名编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看到终审判决书，激动地说出上面这段话。

编剧维权案历经磨难

    去年2月24日，在北京钓鱼台召开的中国影视编剧维权大会上，女编剧王伊向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披露了她被侵权并受到威胁的情况。

    当王伊把威胁电话的录音播放后，在场数百名编剧及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等30多家国内知名媒体一片哗然，纷纷报道此事。

    新浪网播放了这段电话录音，短短一周的时间里，点击率突破4万，使编剧维权成为关注的焦点。

    同年，在两会上，王兴东等35名政协委员联名就此事写提案，为编剧维权。但是，到了4月，事情有了新发展，女编剧反成被告。制片方将《牟氏庄园》更名改姓为《没有男人的庄园》，电视剧已至发行阶段，制片方为逃避版权纠纷顺利发行，竟称至今没有收到剧本，居然将女编剧告上法庭，索赔25万元。

2008年6月24日，女编剧以被告的身份走上了法庭，同时反诉对方。此案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一审判决王伊败诉。

    王伊不服一审判决，依法上诉至二中院。2009年8月1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了终审判决。判决驳回了栖霞市文化局的诉讼请求；并判令栖霞市文化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王伊稿酬6万元。

    编剧维权的阶段性成果

    据了解，像王伊这样被制片方拖欠尾款，甚至受到威胁的情况，在中国编剧界几乎是每一个编剧都有的遭遇，在行业内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被编剧们戏称为“成人礼”。

起初王伊的浮出水面，并没有人看好此案，因为很多中国著名编剧的维权事件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有始无终。

    《电影往事》、《沉默的远山》编剧程青松对王伊终审胜诉的结果感到非常高兴、激动，他希望这是给所有编剧的一个标志性示范。

    《半路夫妻》、《亲兄热弟》编剧彭三源第一反应是，“太好了！很解气！二审的改判终于还王伊一个公正，只是这个公正得来太不容易。”他希望社会法制更完善，让遭遇不公正待遇的编剧，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这条路走得不要那么艰辛。

    《铁齿铜牙纪晓岚》、《大电影》编剧汪海林说，王伊的胜诉令人鼓舞。前不久，《墨攻》编剧李树型也获得胜诉，加上在我们的不断呼吁下，百花奖将恢复编剧奖项，这些构成了编剧维权的阶段性胜利。编剧获得报酬的权利，获得荣誉的权利，是法律赋予的，法院对王伊一案的判决，是尊重著作权法，尊重创作者，尊重事实的判决，我们应该为法院不唯权不唯利只唯实的精神表达敬意。

    电视剧《记忆的证明》、《战北平》编剧范昕透露，自己在美国学习剧作，又在好莱坞当过自由撰稿人。王伊的案子确实表现了很强的“中国特色”。以侵权者对被害人表现出来的强烈恶意，按照国际惯例的话，法庭将给予惩罚性赔偿的判决，会是被害人实际损失的几十倍。有这样的法律，作者根本不惧怕遭到侵权，因为被害人能够等成片热卖的时候，在法庭上给侵权者“致命”一击。中国编剧维权和法制化的道路还很漫长，但是王伊如今的胜诉，标志着中国影视行业向法制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中国电视家协会副主席、海军政治部编剧周振天将军建议，“用整个行业的力量去谴责、去征讨胆敢与著作权法唱对台戏、肆意妄为的不良公司。”

    中国编剧维权由来已久，像王伊维权案事实如此简单，案情却如此曲折，历程如此艰难，影响如此深远，结果如此出人意料的案件却是罕见。

    6万多元钱对某些人来说，不及一趟出国考察的费用。然而对于靠写剧本为业的王伊，是她在北京安身立命生存之源。

    王伊是《母仪天下》、《加油，优雅》等剧的编剧。王伊表示，这一事件的经过，说明我的事情不是个案，说明了中国影视编剧生存环境的恶劣，即被恶意拖欠稿费的普遍性；此事反映出编剧个人维权意识和集体维权意识的觉醒；事件还表明，法律是最后，但也是最可靠的保证。唯有法律的公正，才能保护编剧这个弱势群体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