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我写过一篇《四十不惑》，当时还不到那岁数；如今年满五十，可以谈谈“五十而知天命”了。《论语》里另有两处讲到“五十”，一处讲到“天命”。《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子罕》：“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合而观之，大约可知“五十而知天命”之意。盖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是“知天命”落实于“畏天命”，由此“可以无大过矣”，此即孔子“学易”之用心所在。然而，若“畏”了以后什么都不做，落得“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亦为孔子所看不入眼。是以“五十而知天命”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知”即明白其间区别也。

问：学界对周作人的评价似乎始终离不开“周作人是汉奸”这个政治命题。而你对他却情有独钟，你怎么看他？

答： 给周作人下结论，不是我能做的，我只是一个普通读者、普通作者。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案子，国民党的法院正式做过判决，解放后共产党的法院也做过判决，迄今为止并没有新的判决。我完全无意也不可能推翻这些判决。但是我关心的是，当初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自己的逻辑是什么。很多人觉得他做这件事情很傻，可是他为 什么要那么做呢。

这涉及到我对历史特别感兴趣的一个点。我一直希望读到一本《人类动机史》或《人类意愿史》之类的书。我最关心的不是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而是人们想什么，因而 做什么，我特别关注动机与结果的不一致处。我们根据结果

我新近出了一本《茶店说书》，有读者问这书名的意思。我在序里说：

    前些时读《心经》，因想西方亦有类似总括一切的文字，大概古代可举《旧约》中《传道书》一篇，现代可举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狱中书简》的《十年之后》里“ 关于愚蠢”一节。读之可知我们这个世界过去如何，现在如何，将来又会如何。譬如在朋霍费尔看来，不辨善恶，尤甚于故意为恶；惟其多数人不辨善恶，少数人才 得以故意为恶。此即其所谓“愚蠢”。他说：“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反观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

止庵先生好！

今天，读张爱玲的《流言》竟然读到两篇内容大致相同的文字，甚至 有些段落文字竟然一模一样。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爱玲先生一定不会这样糊涂吧！
    这两篇文章分别是《自己的文章》和《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重读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

舒芜说：“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付的一份沉重的责任。”这番话他至少讲过两遍。假如不是特为强调“虽非我始料所及”，那么对他来说，死恐怕多少是种解脱。虽然他所说的“责任”，并不会因其辞世而被人们淡忘。舒芜一生勤于著述，直到去年还开博客，然而要论定其学术成就，尚且言之过早，但是他在胡风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肯定“永载史册”，百年甚至千年后，我想都会有人提及。

舒芜被称为“争议较大的

    我不止一次提到整整三十年前，外国文学作品允许公开发售的事儿。那年“五一”过后，新华书店送书到大学里卖，我买到的有《鲁滨孙漂流记》、《莫泊桑短篇小说选》、《安娜·卡列尼娜》、《契诃夫小说选》、《易卜生戏剧四种》等。书都用的是印报那种糙纸，而且把原本大三十二开版印成小三十二开本，天地特窄，许是印量太大，纸张供应不及的缘故罢。时至今日，我们买什么书，读什么书，不说随心所欲，总能自作主张，正肇始于当初的“解禁”。

    上面提到的几本书，现在还在我的书柜里摆着，因为尚可一看，虽然《鲁滨孙漂流记》和《安娜·卡列尼娜》已有替代译本，而莫泊桑、契诃夫的小说和易卜生的剧作都出了全集了。说来我的阅读口味，三十年并无太大改变，尽管有些早先爱读的书，现在已经兴趣不大，但总归没有离开这个圈儿。朋友曾转告别人对我的议论

王老师：

    王得后先生的意见拜读。我们所编《编年体鲁迅著译全集》将《热风》中几篇随感录作为周作人作品列入附录，的确只凭来自周氏的“孤证”；然而根据他的说法，将《会稽郡故书杂集》、《怀旧》和《〈域外小说集〉序》划归鲁迅名下，情况与此完全相同。至少末了两篇，倘非周氏自己提出，别人无从得知乃是鲁迅作品。同一来源的“孤证”，舍此而取彼，似乎于理不通。从前我写《说难篇》，有云：“一九三六年十月他（指周作人）写《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先把鲁迅用自己名字刊行的作品，包括《会稽郡故书杂集》、《怀旧》和《〈域外小说集〉序》，一一交割清楚；然后讲鲁迅‘所写随感录大抵署名唐俟，我也有一两篇是用这个署名的’。以后凡周氏‘退还’者均编进《鲁迅全集》及《鲁迅辑录古籍丛编》，至于‘索回’则无人理会。”亦为此意。我

前两天我去上海，在机场的书店里，看见有关这回经济危机的书出了不少，还在显眼之处摆成专柜。这让我想起从前闹“非典”，加缪那本已经译介过来多年的《鼠疫》一时成了热门书。大概这是我们一以贯之的读书态度罢，尚未脱出某篇曾经鼎鼎有名的文章里所说的“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在出版社工作时，也常常听说出书要“赶热点”，而这正因为大家读书往往是要“赶热点”的。

当然也有例外。张爱玲在《烬余录》里写到日军侵占香港时，“在炮火下我看完了《官场现形记》。小时候看过而没能领略它的好处，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担心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字印得极小，光

    去年周作人著《近代欧洲文学史》出版，前勒口印了一段宣传语：

       “周作人《近代欧洲文学史》之目标，不在‘客观描述’欧洲文学之来龙去脉，而在开启中国自身之‘人的启蒙’。其一以贯之的核心精神，是所谓‘希腊情结’。欧洲千年文学进程，被作者描绘为‘希腊精神’之丧失与回归的历史，丧失期尽述其内涵之潜在生命，回归期则尽列其发扬光大之所在。所以本书被定性为‘六经注我’之作，开启‘中国启蒙文学’之作，‘典型的以文学形式出现的自然人性论的教科书’，被定性为‘进入周作人思想世界的金钥匙’，向读者展现了作者所具有的广阔的文化视野。后来他以提倡‘人的文学’和‘思想革命’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与此不无关系。”  此话我觉得眼熟。原来袭自先前

 上回《中华读书报》记者问我，在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的过程中，是否有什么新鲜的发现？我提到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要讲“发现”，正在于“明白时势”、“知人论世”。具体说则很丰富，也很琐细，我曾在《“纵读”鲁迅》一文中略述一二，可以参看。“纸短言长”，不如以后再行报告。现在就来举个例子，算是补足这一答问。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鲁迅之为中国左翼文学的中坚，他的翻译也许比杂文写作所起作用更大，先是介绍了这方面的理论——包括片上伸著《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卢那察尔斯基著《艺术论》、《文艺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