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

    谈论安东尼奥尼，涉及我自己的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要看电影，或者进一步讲，为什么要阅读，假如将看电影也包括在广义的阅读之内。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回答：其一，我需要有人对我说些什么；其二，我需要有人替我说些什么。二者都不妨形容为“契合”，然而程度有所不同。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重要性上存在差别。前者也许讲出了有关这个世界的更多真谛，然而如果我开口，所说的将是后者讲的那些。以俄罗斯作家为例，普希金、果戈理、冈察洛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托尔斯泰、列斯科夫、迦尔洵、契诃夫、索洛古勃、梅列日科夫斯基、库普林、蒲宁、安德列耶夫、阿尔志跋绥夫和别雷所说我都想听，其中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尤其想听，但要说当中有谁代表了我，大概只有契诃夫了。如果在世界范围里举出一位的话，那就是卡

李先生：

       信得。舒芜死后，我写了一文，发表在《南都周刊》，现将原稿附上，请阅。您所示周某之文先已读过。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引用过自己和舒芜的信，此非秘闻，“三十万言书”收入《胡风全集》，后又出过单行本。在我看来，即便同为“告密”，其一造成后果，其一未造成后果，仍不能混为一谈。而由“反胡风”而“肃反”而“反右”而……后果实在太惨重了。虽然胡风我也觉得他左，不喜欢他的诗和文章，尤其是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其实是对福楼拜以后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反动。

       《

    这些年出了不少关于书的书，有读者写的，有编辑写的，有卖书人写的，有收藏家写的，读来都有意思。但我总有一点不满：书这码事儿，有写书——出书——卖书——买书——读书一系列环节，进而言之，“写书”又涉及作者、收入，“出书”涉及编辑、校对、装帧设计，“卖书”涉及书店，“买书”涉及收藏，“读书”涉及评论，此外还有审查、评奖，等等；而作者囿于一己见闻，往往只说到其中一小段儿。譬如收藏家注重版本，出版社当初推出某种版本时有过何等考虑，他就未必知晓了。我一直期待着有一本书，能够把书的来龙去脉都给讲讲，而且生动具体，要言不烦，不板面孔，如道家常。——最近读到李长声的《日下散记》，可谓于愿足矣。

     作者说：“朋友金子胜昭笑问：年将不惑，那你打算做什么？便答曰：专攻日本出版文化史。”（《二十年贩“日”记》）

    对“开卷有益”这话，我一向有些怀疑。反思平生，读过的书中真说得上对自家有益的，未必占多大比例，其余则读不读两可，甚至根本就不必读。早年没条件也没能力选择，白白浪费了太多时间精力；后来挑选余地多了，又总算炼就一副眼光，才知道专拣好的看了。

       我小时候赶上“文革”，读书不易，到手的多是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小说和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相比之下，对后者更感兴趣。诸如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法捷耶夫的《毁灭》和《青年近卫军》，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卡连科的《教育诗》，

新浪网友：

偶读止庵先生的《悔其少读》，生出一点感想，然与不然若能得到作者本人的意见就再好不过了：

“ 悔其少读”让我第一想起的，其实是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买烧饼吃的人，连吃六个都不觉饱，吃到第七个才饱了，他于是觉得前六个烧饼没用，只肯付第七个烧饼 的钱。何书可读，何书不值一读，若有过来人将这些书一一列举，安排在相应的年龄段，是可以省去读者许多麻烦，然而读者自己的判断力将如何养成。止庵读了一 些误人的书，而终于知道这些书是误人的了，这与止庵读了另外的书有关，但是如果没有读这些书，止庵如何知道这些书误人呢，如何知道这一类书之误人如何误人 呢。有这样一个省悟应与读过这些书直接相关，养成这样一个鉴别力，亦可以说是读这些书读出的功夫了，如此而悔其少读，不正是那个以为单吃第七个烧饼就可以 饱的人么。

周建人在《鲁迅和周作人》（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新文学史料》第四期）中说：

“鲁迅没有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那便是‘昏’。有几次对我摇头叹气，说：‘启孟真昏！’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中，也说：‘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

这番话常被人引用，乃至据以立论。然而鲁迅致许广平此信尚有后文，即周建人以“……”替代者：“

博览群书：止庵先生您好，很高兴能采访您。您是一个侦探小说迷，请您先来谈谈侦探小说在西方是怎么出现并发展的，好么？

止庵：好的，先来说说侦探小说的流脉。侦探小说的鼻祖是爱伦·坡，他一共写过五篇侦探小说，其中《毛格街血案》等三篇是一个系列，都是讲侦

我第一次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迄今已经二十四年了，其间读过不止一遍。每当有人问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时，我总是举出这本，因为觉得在中国从未受到足够重视，而它理应受到这种重视。记得一次朋友聚会，有位老先生非常兴奋地谈论《往事并不如烟》。当时我说，在您感兴趣的那个方向上，走到头是百分之百，《往事并不如烟》大概写了百分之一，藉此我们可以想到百分之五。我告诉您有一本书，早已写到了百分之百，就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您一辈子都想不透的，它早已替您解决了。有关这个问题，真是不能再说有什么《一九八四》未曾揭示过的东西了。

我读《一九八四》，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具体写到什么，尽管那些描写惊心动魄；关键是它从本质上揭示了一切。《一九八四》的历史意义在于，当人们虚幻地以为看到了世界的希望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