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人文章，历来皆有；时下所谓“酷评”，亦属此类。在我看来，这不一定是坏事。我是经历过“大批判”年代的人；这里所说骂人文章，好像也是一种批判，但究竟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不复是集体针对个人，而是个人针对个人，于被骂者并无多大危险，或许还有好处也未可知。说来不过是批评，只是态度有点异样，言辞有点怪相就是了。如果普通批评算是善意批评的话，骂人文章大概就是恶意批评。然而我们的批评环境，迄今还称不上十分健全，普通批评能否被视为善意，尚且是个问题。对大多数被批评者来说，真正善意的，恐怕是不批评罢。在他们以及相当一部分读者眼中，普通批评或许正是骂人，所以普通批评是否真的存在，更是一个问题。

然而骂人文章与普通批评——即便它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到底还有区别。后者尽管未必被

    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是一本攻击性的书，这本书本身也很容易受到攻击。即如“译序”中所说：“本书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个别资料方面的错误姑且不论，约翰逊评价人物的方法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虽然他没有捏造事实，但是他只列举符合他需要的事实，并按照自己的目的解释这些事实，对书中的许多人物，特别是雪莱、托尔斯泰等最重要的人物，我们也可以举出同他的例证完全相反的东西。”然而说实话我的兴趣却不在这里。即使我们不去寻找别的材料，也可以指出作者无论在逻辑性还是在理解力方面都有所欠缺，常常强词夺理，小题大做，讲到他显然不大在行的事情，譬如文学创作，就开始说外行话了。关于雪莱，他说：“他除了自己的观点，没有能力看到别人的观点，确实是这样，简言之，想象力的缺乏。”然后大讲一通既然是诗人就应该具备这种想象力。如果此处翻译没有错误的话，作者无疑是将作为理解力的想象力和作为创造力的想象力搞混了，这说明他并不懂得如何写诗。凡此种种，都多少流露出为攻击而攻击的意思，读了不免有些惋惜。

 

谷林先生《情趣 知识 襟怀》、《书边杂写》、《淡墨痕》外的文章，我已搜集得如下篇目。希望喜欢他的文章的朋友们能够予以补充，以尽量减少遗漏。止庵道谢！

我编谷林先生的书，与出版社讲好不受酬，只要些书，赠给朋友，特别是提供过帮助的诸位。希望能有朋友再给补充。
　　
　　关于《片石集》的版面设计
　　对《四角号码新词典》说些意见
　　清露无声万木中
　　向编印出版《寥

我和王世家先生合编了一部书，叫做《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共二十卷，现已出版。收入书中的作品，均依写作完成先后排列；同一时间项下，以日记、创作、翻译、书信为序。能系日者系日，无法系日者系月，无法系月者系年。我在编辑和校订时，发现藉此能够提供一种阅读鲁迅的方法，姑且称之为“纵读”罢。要点有二：一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读；一是将日记、创作、翻译、书信一并来读。

这种读法，也许更能体会鲁迅的生命历程。即以鲁迅为例，他活得并不算长，不过五十五岁。——好几位同辈人也如此：陈师曾死时四十七岁，刘半农四十三岁，马隅卿四十二岁，钱玄同五十三岁。但就是这点年头儿，鲁迅做了许多事情，二十卷著译便是荦荦大端。然而鲁迅又是一个准备期很长的作家。成名作《狂人日记》发表时，已经三十七岁。此前除一九○七年到一九○九年热情较高，为《河南》杂志撰文，翻译《域外小说集》外，无所作为的时候很多。最有名的莫过于在北京抄古碑了，他自

    《舒芜口述自传》中我最想看的还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虽然全书要数这一章篇幅最短，而且只是对此前所撰《〈回归五四〉后序》相应部分的补充说明。不管舒芜本人意愿如何，恐怕其一生荦荦大端，仍为与这一历史事件的联系——在关注此事者印象里，乃至今后的历史记述中，一概如此。正因为这样，更应该允许当事人说话；而我一向把这看作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所以《舒芜口述自传》以及《〈回归五四〉后序》的问世，显然不无意义。

上面末了一句并非敷衍，只是稍嫌笼统，须得加以说明。当事人说话，除了体现社会文明外，对当事人自己有揭示事实和表明动机两重意义，对我们则有了解上述两方面的意义，但是于彼于我，两方面意义并不相同。这里我说“我们”，指有别于当事人的相对超脱冷静的一副眼光，此刻属于前述关注此事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则将演变为历史观念。事实方面，当事人不止一个，彼此间说法有别；我们听多面之词，总比听一面之词，抑或什么也不听就做出判断的好。也许因此更接近于澄清事实真相，然而

    “老妪解诗”的典故出自僧惠洪著《冷斋夜话》：“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从前我就此写过一篇文章，但是意犹未尽，很想再来说几句。盖因忽然悟得，其中蕴含着一种批评模式，颇为后来不少人所认同；而媒体在袭用这一模式时，又往往把已经被简单化的意义更加简单化了。

    这一模式首先涉及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认定前者创作的价值是以后者接受与否为判断标准。这一点原则上讲并无错误，但是需要加以解释；至少在“接受”的前面应该添上“最终”二字，即承认读者对某一作品的理解接受，是完成于某一过程。而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出现暂时不能理解和不能接受的情况，并不说明该作品没有价值。至于“暂时”究竟是多久，则没有硬性规定。也就是说，“读者”是个延续的概念。否则文学作品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可能真正有所创新。

    前些时与朋友谈到书评，我说无非道出阅读一本书的理由而已。它首先属于自己，如果能够推及他人就更好了。这理由应该切实具体，不流于空泛，像贴标签喊口号那样。《鲁迅译文全集》新近面世，不妨拿来做个例子。

    先看看别人是怎么讲的。王得后在《〈鲁迅译文全集〉终于出版了》一文中提出两点：一是“研究鲁迅的人是非读《鲁迅译文全集》不可的”，二是“研究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人也是不可不读《鲁迅译文全集》的”。有意思的是，我们是在“研究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范畴内去“研究”别位译者，别种译著；只有涉及鲁迅，第一点才可以单独提出。我曾说，其他翻译家旨在推出好的译

    抗战末期，朱安因生活困难，有出售鲁迅在平藏书动议。一时舆论哗然。唐弢恰于此时北上，便由友人陪同，前往劝阻。谈话内容，先被他记载在《〈帝京十日〉解》里，多年后又抄入《关于周作人》一文：

    “宋紫佩说明来意，我将上海家属和友好对藏书的意见补说几句。她听了一言不发。过一会，却冲着宋紫佩说：   

    “‘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一

 

       我这人本无任何主义之可言，如果非得加上一个不可，我倒宁愿自称“词典主义者”。我是喜欢读书的，但是不以为文学、哲学、历史等中有哪一本非读不可；世间要是真有什么“必读书”，那也只能说是词典了。这样的话并非一时凑趣要讲，乃是酝酿多年、反思平生之所得，愿意趁此机会贡献出来。

当然我有我的个人原因。现在勉强说是靠写字为生，然而前

　
　 我不主张以读书为“事”或职业，它应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读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功利性读书，这种读书方式从来没有衰落过；越来越衰落的是第二种：非功利性读书。我想谈的是后者。所谓的“非功利性读书”包括两个要素：一是可看可不看，一是选择由己。
　　
　　读书之道，首先在于选择。标准和口味决定了对好书的认识和判断。
　 　我大约从四五岁开始读书，不久就赶上“文革”，没有书卖，也没有图书馆可用，想读书却无从选择，一本《水浒传》读了30多遍。等到上了大学，能买书了， 有选择了，一时不知道什么书该读，什么书不该读。我和一位朋友在几年时间里都专注于从各种报刊中寻找关于书的讯息，拼凑一份地图式的书单。什么福克纳、川 端康成、杜拉斯、加西亚•马尔克斯……都是在这一过程中才知道的。但正是经过这样一番的日积月累，才慢慢摸索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读书标准。
　　标准 之外还要有口味。读书口味就是你认为什么书好看，什么书不好看。我常听上辈人说杰克•伦敦很重要，可是我读了之后，却感觉远没有那么好；有一阵大家都在看 的纪伯伦，我也觉得不过那么回事。可见，口味比较主观，标准偏重客观，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