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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沽酌集》新序(2009-11-02 17:03)

    从前我写过一篇《四十不惑》,当时还不到那岁数;如今年满五十,可以谈谈“五十而知天命”了。《论语》里另有两处讲到“五十”,一处讲到“天命”。《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子罕》:“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合而观之,大约可知“五十而知天命”之意。盖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是“知天命”落实于“畏天命”,由此“可以无大过矣”,此即孔子“学易”之用心所在。然而,若“畏”了以后什么都不做,落得“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亦为孔子所看不入眼。是以“五十而知天命”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知”即明白其间区别也。

   

答记者问(2009-10-26 10:58)


问:学界对周作人的评价似乎始终离不开“周作人是汉奸”这个政治命题。而你对他却情有独钟,你怎么看他?

答: 给周作人下结论,不是我能做的,我只是一个普通读者、普通作者。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案子,国民党的法院正式做过判决,解放后共产党的法院也做过判决,迄今为止并没有新的判决。我完全无意也不可能推翻这些判决。但是我关心的是,当初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自己的逻辑是什么。很多人觉得他做这件事情很傻,可是他为 什么要那么做呢。

这涉及到我对历史特别感兴趣的一个点。我一直希望读到一本《人类动机史》或《人类意愿史》之类的书。我最关心的不是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而是人们想什么,因而 做什么,我特别关注动机与结果的不一致处。我们根据结果

关于“茶店说书”(2009-10-14 18:52)
   

我新近出了一本《茶店说书》,有读者问这书名的意思。我在序里说:

   
前些时读《心经》,因想西方亦有类似总括一切的文字,大概古代可举《旧约》中《传道书》一篇,现代可举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狱中书简》的《十年之后》里 关于愚蠢一节。读之可知我们这个世界过去如何,现在如何,将来又会如何。譬如在朋霍费尔看来,不辨善恶,尤甚于故意为恶;惟其多数人不辨善恶,少数人才 得以故意为恶。此即其所谓愚蠢。他说: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反观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

止庵先生好!

今天,读张爱玲的《流言》竟然读到两篇内容大致相同的文字,甚至 有些段落文字竟然一模一样。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爱玲先生一定不会这样糊涂吧!
   
这两篇文章分别是《自己的文章》和《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重读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

由舒芜之死而想到的(2009-10-06 10:08)


舒芜说:“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付的一份沉重的责任。”这番话他至少讲过两遍。假如不是特为强调“虽非我始料所及”,那么对他来说,死恐怕多少是种解脱。虽然他所说的“责任”,并不会因其辞世而被人们淡忘。舒芜一生勤于著述,直到去年还开博客,然而要论定其学术成就,尚且言之过早,但是他在胡风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肯定“永载史册”,百年甚至千年后,我想都会有人提及。

舒芜被称为“争议较大的

我读外国文学(2009-10-03 17:30)

    我不止一次提到整整三十年前,外国文学作品允许公开发售的事儿。那年“五一”过后,新华书店送书到大学里卖,我买到的有《鲁滨孙漂流记》、《莫泊桑短篇小说选》、《安娜·卡列尼娜》、《契诃夫小说选》、《易卜生戏剧四种》等。书都用的是印报那种糙纸,而且把原本大三十二开版印成小三十二开本,天地特窄,许是印量太大,纸张供应不及的缘故罢。时至今日,我们买什么书,读什么书,不说随心所欲,总能自作主张,正肇始于当初的“解禁”。

    上面提到的几本书,现在还在我的书柜里摆着,因为尚可一看,虽然《鲁滨孙漂流记》和《安娜·卡列尼娜》已有替代译本,而莫泊桑、契诃夫的小说和易卜生的剧作都出了全集了。说来我的阅读口味,三十年并无太大改变,尽管有些早先爱读的书,现在已经兴趣不大,但总归没有离开这个圈儿。朋友曾转告别人对我的议论

老师:

    王得后先生的意见拜读。我们所编《编年体鲁迅著译全集》将《热风》中几篇随感录作为周作人作品列入附录,的确只凭来自周氏的“孤证”;然而根据他的说法,将《会稽郡故书杂集》、《怀旧》和《〈域外小说集〉序》划归鲁迅名下,情况与此完全相同。至少末了两篇,倘非周氏自己提出,别人无从得知乃是鲁迅作品。同一来源的“孤证”,舍此而取彼,似乎于理不通。从前我写《说难篇》,有云:“一九三六年十月他(指周作人)写《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先把鲁迅用自己名字刊行的作品,包括《会稽郡故书杂集》、《怀旧》和《〈域外小说集〉序》,一一交割清楚;然后讲鲁迅‘所写随感录大抵署名唐俟,我也有一两篇是用这个署名的’。以后凡周氏‘退还’者均编进《鲁迅全集》及《鲁迅辑录古籍丛编》,至于‘索回’则无人理会。”亦为此意。我

话说两种读书态度(2009-09-28 10:25)

前两天我去上海,在机场的书店里,看见有关这回经济危机的书出了不少,还在显眼之处摆成专柜。这让我想起从前闹“非典”,加缪那本已经译介过来多年的《鼠疫》一时成了热门书。大概这是我们一以贯之的读书态度罢,尚未脱出某篇曾经鼎鼎有名的文章里所说的“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在出版社工作时,也常常听说出书要“赶热点”,而这正因为大家读书往往是要“赶热点”的。

当然也有例外。张爱玲在《烬余录》里写到日军侵占香港时,在炮火下我看完了《官场现形记》。小时候看过而没能领略它的好处,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担心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字印得极小,光

一则以讹传讹的趣闻(2009-09-22 10:45)

    去年周作人著《近代欧洲文学史》出版,前勒口印了一段宣传语:

       “周作人《近代欧洲文学史》之目标,不在‘客观描述’欧洲文学之来龙去脉,而在开启中国自身之‘人的启蒙’。其一以贯之的核心精神,是所谓‘希腊情结’。欧洲千年文学进程,被作者描绘为‘希腊精神’之丧失与回归的历史,丧失期尽述其内涵之潜在生命,回归期则尽列其发扬光大之所在。所以本书被定性为‘六经注我’之作,开启‘中国启蒙文学’之作,‘典型的以文学形式出现的自然人性论的教科书’,被定性为‘进入周作人思想世界的金钥匙’,向读者展现了作者所具有的广阔的文化视野。后来他以提倡‘人的文学’和‘思想革命’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与此不无关系。”  此话我觉得眼熟。原来袭自先前

 

 上回《中华读书报》记者问我,在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的过程中,是否有什么新鲜的发现?我提到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要讲“发现”,正在于“明白时势”、“知人论世”。具体说则很丰富,也很琐细,我曾在《“纵读”鲁迅》一文中略述一二,可以参看。“纸短言长”,不如以后再行报告。现在就来举个例子,算是补足这一答问。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鲁迅之为中国左翼文学的中坚,他的翻译也许比杂文写作所起作用更大,先是介绍了这方面的理论——包括片上伸著《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卢那察尔斯基著《艺术论》、《文艺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