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前的《东方时空》从语态开始变革，现在依然面临这个挑战，因为空话套话依然在屏幕上乱飞，这样流畅的废话如何能有亲和力？——白岩松

说吧，岩松

央视改版重点不在《新闻联播》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实习生 余舒虹 发自上海

7月份，中央电视台的改革新闻不断。新闻中心负责的新闻频道和一套新闻节目将推出新版，接下来是中央电视台驻外记者站的管理权由人事部改到总编室，再接下来是新闻频道新闻中心、经济频道新闻中心、海外频道新闻中心等4敬爱新闻中心的合并。对本次的改革，中央电视台从底层到高层均缄口，新闻中心副主任梁建增说，“此次的新闻改革是从上往下，领导要求只做不说。”

“近一段时间，当人们把注意力更多放在《新闻联播》改版上时，我是多少有些忧虑和担心的。我不认为这次改版的重点在《新闻联播》，甚至大改的可能性根本不大，但整体的变革却应当期待，包括人们一时间看不到的理念变化。”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白岩松说。

新闻人角度

我们现在正在变动之中。首先，我会从一个主持人的角度来看，另外我可能从一个新闻人的

“真正地尊重文化创作的规律，这对中国文化、中国电影，是绝对正确的一条路。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冯小刚说

冯小刚：我的两个梦想，都是为了国家好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发自上海

致敬词：冯小刚将喜剧精神和世俗精神、平民精神植入中国电影，为中国电影产业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电影范式，他本人及其电影成为中国传奇的实证和象征，是一位连续高票当选的民选的文化英雄，他是中国梦的代言人。

冯小刚小时候的梦想是到电影院画海报。他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能够从美工变为编剧，最后成为中国人都认识的导演。
6月27日，在“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现场，冯小刚对白岩松敞开心里话，小时候他们全家几口人住一间房，他的梦想就是他们家能住两间房。另外一个就是想要一辆自行车，因为他周围的孩子每个人都有一辆自行车。
很多年过去了，冯小刚都没买上这辆自行车——他直接开上了汽车，住上了有许多房间的别墅，还有了自己宽大的私人工作室。
刚刚为《唐山大地震》选景归来的冯小刚，很感慨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现在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发自上海

致敬词：章子怡以中国速度赢得了最年轻华人国际偶像的地位，不仅成全了自己的中国梦，还成为输出中国形象的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她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梦的标志性人物。

章子怡的个人成长史，本身就像一部励志大片——
生长在北京的章子怡，在娱乐圈没有任何背景，她父亲是电信局干部，母亲曾是一所幼儿园的老师。8岁那年，因为章子怡个子瘦小，母亲把她送到宣武区体校学体操，没想到学校没有体操班，章子怡改进了宣武区少年宫学习舞蹈。
11岁那年，章子怡考入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开始了她6年的民间舞专业的学习，1994年她在全国桃李杯舞蹈比赛中获得了表演奖。不甘心一辈子做舞蹈演员伴舞的章子怡，1996年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1998年，大二学生章子怡因接拍了张艺谋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顺利步入影视圈，第二年，被李安选中，主演了影片《卧虎藏龙》。
拍《十面埋伏》的时候，章子怡有一个镜头，需要躺在雪地里一动不动。她一次又一次尝试，身体僵硬、嘴唇发抖，以至于副导演也看不过去了，终于对她说了一句话：“子怡，你没有台词！”
章

本报记者  张英   实习生 余舒虹  发自上海

“我愿意把身上的钱都捐给他们。”6月17日晚上，根据南方周末《飞索求学》报道改编的电影《走路上学》首映，一位不知名的女观众抽泣着对台上的导演彭氏兄弟（彭家煌和彭臣）说。

发布会结束后，一些看片的观众和媒体记者并没有离去，他们一直等在楼道里与彭氏兄弟交流和对话。这让彭臣和哥哥彭家煌很满意。电影放映时坐在第一排的题目，他们不仅听到了身后的观众的抽泣声，还看到了观众眼角闪亮的泪光。

虽然最终《走路上学》并没有获得任何奖项，但彭氏兄弟并没有失落感。一部玩票的电影处女作，能够在上海电影节亮相参加比赛，找到了影片的发行商，对从未拍过电影的兄弟俩而言，这已经是一个奇迹。

小人物的电影梦想

起初，一直做广告的彭家煌和彭臣只是想为自己的孩子拍部电影。彭臣的女儿十岁，彭家煌的儿子九岁，从读的幼儿园到现在读的小学，都是坐着私家车去上学。

在南方周末看到《飞车求索》的报道后，感到震撼与感动、一直想拍电影的彭臣觉得机会来了。“我当时觉得这个

本报记者 张英  发自北京

写《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刘震云已经50岁了。这年纪，正是“知天命”的时候，他花了3年时间，写了这本“大书”，在51岁生日前送给自己。
“兄弟，你出门在外不容易。” 山西长治县一个光膀子种瓜的农民对开车的刘震云说。在一条没被污染的河边，刘震云的车被河边的柳树林和瓜田挡住了去路。他下车问路，大哥对他说的这句话成为了《一句顶一万句》的叙述口吻和语调。
《一句顶一万句》是本“在路上”的小说。提笔之前，刘震云开车出了北京，穿越河北回到故乡河南延津。在故乡小住几天后，又经过开封、登州、洛阳，到了陕西咸阳、西安、宝鸡，最后拐到山西秦源、吕梁，进入河北沧州、河监，最后回到北京。
延津是刘震云的情感触点。刘震云创作的小说，差不多三分之二与故乡有关，无论是《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还是《一句顶一万句》，都是以他生长的那个村庄为基本背景，千百年的沧桑，岁月的风云变化，都放在了那块贫瘠、多灾多难的黄土地上。
“我家祖上不识字”。刘震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自小被乡下的外祖母拉扯大。15岁的时候，因为土地不能养活肚子，天天

谢绝转载、改编 

本报记者  张英   发自南京

“《推拿》是一棵种子，它埋藏在我心底其实已经20年了，可我一直都没有留意它。”毕飞宇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因为《推拿》，毕飞宇在2009春节前连着拿了数项小说奖。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前一天下午，毕飞宇应邀去南京一家盲人网站，通过网络与全国的盲人朋友们聊《推拿》。

为欢迎这位有一双黑亮有神眼睛的作家到来，网站的盲人编辑打开了电脑的显示屏。聊天结束以后，毕飞宇起身告别的时候发现，他们电脑的屏幕其实是倒着的，所有的汉字都颠倒了---在盲人的日常工作中，电脑的屏幕对于他们一无所用，他们完全依仗着另外的一套软件系统在工作，他们只能靠听。这个细节让毕飞宇很久不能忘记。

1987年，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毕飞宇 ，被分配到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工作。

这个以培养残疾人教师的学校，地理位置在今天繁华的南京奥体中心，当时却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学校四周都是农田。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毕飞宇，看到自己工作的环境，一下子陷入了不可名状的孤寂。

“那时候就觉得我的

受访口述      陈子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采访整理   本报记者  张英   发自上海

在民国报刊上发现张爱玲

我对张爱玲的研究始于80年代中期。此前，沈从文、张爱玲等一批现代作家被文学史料专家发掘出来，柯灵在《文汇报》发表《遥寄张爱玲》，《收获》重新刊登张爱玲的《金锁记》，现代文学研究界也出现了对张爱玲作品的研究论文。

1985年，我在图书馆的民国时期报刊上查阅周作人的文章时，无意在1951年11月的《亦报》上看到署名“梁京”的中篇小说连载《小艾》。之前，我在张爱玲研究专家水晶的《论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中得知，“梁京”是张爱玲唯一的笔名。对此，张爱玲也承认这一点。但《小艾》无论是张爱玲出版的作品集，还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水晶的著作都没有提过这篇小说。后来，我把复印的《小艾》寄给香港《明报月刊》的黄俊东，他是张爱玲散文集《张看》的责任编辑，和张爱玲有过通信来往。

1987年1月，

作者：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

正当中国人民纪念改革开放30年，并对未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全面改革充满期望的时候，作为首都一家地方报社的社长梅宁华先生发表了一篇奇文《破除“民主迷思”》（原载《红旗文稿》2009年第一期），对民主大加批判。这种批判与当前解放思想进行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的潮流很不协调。读过文章，深感民主的启蒙仍很必要。梅先生作为地方媒体的负责人，如此论调恐有误导人民之嫌，为了以正视听，特对此文进行辩驳。

从常识出发

梅先生在对现代民主概念溯源时讲：民主是“人民的统治”，是公民直接参与立法与司法等公共事务；官员由选举等方法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但是，随后作者在总结以上概念时又说民主是“多数人的权利”。不知梅先生是否知道“民主”与“权利”并不是一回事。民主是个政治概念，它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全部意义）是“多数人的统治”。权利是以个人为出发点是法律概念，它无所谓“多数”与“少数”，如果涉及基本权利（人权），不要说少数人，那怕是个人的权利，也不能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来剥夺。好比多数人同意也不能把人（包括犯人）拉出来示众，也不可

玛德莱娜·戈贝尔回忆波伏瓦和萨特：他们的屋子和墓地隔一条街

作者: 特邀学者 黄荭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发自南京

71岁的玛德莱娜·戈贝尔·诺埃尔（Madeleine Gobeil-Noël），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文艺处处长，在1997年退休前，她曾经三十多次到中国。这次重返中国，戈贝尔以法国文学专家的身份，展开“萨特-波伏瓦双人像”世界巡讲。

15岁那年，还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读书的戈贝尔给居住在法国巴黎的波伏瓦写信，谈自己读《第二性》的感受：“我找到一个朋友了，我不再孤独了。”因为没有波伏瓦的通讯地址，她的信是寄到出版波伏瓦作品的伽利马出版社的。“好像朝汪洋大海里扔了一个装了求救信的玻璃瓶”。

如戈贝尔所愿，波伏瓦给她写了回信。从此，她们成为了笔友。1958年5月，因为国际博览会在布鲁塞尔开幕，加拿大选送30名成绩好的女大学生作为现场向导，20岁的戈贝尔被选中了。到了布鲁塞尔的第一个周末，戈贝尔就坐火车去巴黎找到了波伏瓦。

波伏瓦请戈贝尔到高级饭店吃饭，品尝她喜欢的波尔多红葡萄酒，把这个她喜欢的加拿大女大学生介绍给萨特、热内、米歇尔·莱里斯等许多朋友。

戈贝

《第二性》60年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实习生 余舒红 李丹 发自上海

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提问前，坐在同济大学中法学院2楼报告厅主席台上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因为身体后倾，突然摔倒在地。68岁的她在主持人高宣扬教授的帮助下，从地上爬起来，小心翼翼地再次坐下。

1941年出生于保加利亚东部小镇斯利文的克里斯蒂娃，1966年在保加利亚读完大学，根据父母的意愿，逃离集权统治下的保加利亚，作为法保文化协定的公派留学生来到法国。克里斯蒂娃原来准备完成新小说论文，就回保加利亚。可是在遇到罗兰·巴特以后，她认识了菲利普·索列尔斯，并进入了《戴格尔》（Tel Quel）杂志的学术圈子，那里有福柯、德里达等一大批法国当时最优秀的学者。

作为学生的克里斯蒂娃对罗兰·巴特充满了崇拜和爱慕之情。在《武士》中她写道：“这样充满魅力的男人的声音，还没有听到过啊！我快要爱上他了。”她后来为巴特去世写了《巴特的声音》一文：“脆弱而又沉稳的声响，充满讽刺、似唱歌一样的声音曲线，虽然精疲力竭、但仍很轻快的声音……”

1972年，作为《戴格尔》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