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英   实习生 余舒虹  发自上海

“我愿意把身上的钱都捐给他们。”6月17日晚上，根据南方周末《飞索求学》报道改编的电影《走路上学》首映，一位不知名的女观众抽泣着对台上的导演彭氏兄弟（彭家煌和彭臣）说。

发布会结束后，一些看片的观众和媒体记者并没有离去，他们一直等在楼道里与彭氏兄弟交流和对话。这让彭臣和哥哥彭家煌很满意。电影放映时坐在第一排的题目，他们不仅听到了身后的观众的抽泣声，还看到了观众眼角闪亮的泪光。

虽然最终《走路上学》并没有获得任何奖项，但彭氏兄弟并没有失落感。一部玩票的电影处女作，能够在上海电影节亮相参加比赛，找到了影片的发行商，对从未拍过电影的兄弟俩而言，这已经是一个奇迹。

小人物的电影梦想

起初，一直做广告的彭家煌和彭臣只是想为自己的孩子拍部电影。彭臣的女儿十岁，彭家煌的儿子九岁，从读的幼儿园到现在读的小学，都是坐着私家车去上学。

在南方周末看到《飞车求索》的报道后，感到震撼与感动、一直想拍电影的彭臣觉得机会来了。“我当时觉得这个

本报记者 张英  发自北京

写《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刘震云已经50岁了。这年纪，正是“知天命”的时候，他花了3年时间，写了这本“大书”，在51岁生日前送给自己。
“兄弟，你出门在外不容易。” 山西长治县一个光膀子种瓜的农民对开车的刘震云说。在一条没被污染的河边，刘震云的车被河边的柳树林和瓜田挡住了去路。他下车问路，大哥对他说的这句话成为了《一句顶一万句》的叙述口吻和语调。
《一句顶一万句》是本“在路上”的小说。提笔之前，刘震云开车出了北京，穿越河北回到故乡河南延津。在故乡小住几天后，又经过开封、登州、洛阳，到了陕西咸阳、西安、宝鸡，最后拐到山西秦源、吕梁，进入河北沧州、河监，最后回到北京。
延津是刘震云的情感触点。刘震云创作的小说，差不多三分之二与故乡有关，无论是《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还是《一句顶一万句》，都是以他生长的那个村庄为基本背景，千百年的沧桑，岁月的风云变化，都放在了那块贫瘠、多灾多难的黄土地上。
“我家祖上不识字”。刘震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自小被乡下的外祖母拉扯大。15岁的时候，因为土地不能养活肚子，天天

谢绝转载、改编 

本报记者  张英   发自南京

“《推拿》是一棵种子，它埋藏在我心底其实已经20年了，可我一直都没有留意它。”毕飞宇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因为《推拿》，毕飞宇在2009春节前连着拿了数项小说奖。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前一天下午，毕飞宇应邀去南京一家盲人网站，通过网络与全国的盲人朋友们聊《推拿》。

为欢迎这位有一双黑亮有神眼睛的作家到来，网站的盲人编辑打开了电脑的显示屏。聊天结束以后，毕飞宇起身告别的时候发现，他们电脑的屏幕其实是倒着的，所有的汉字都颠倒了---在盲人的日常工作中，电脑的屏幕对于他们一无所用，他们完全依仗着另外的一套软件系统在工作，他们只能靠听。这个细节让毕飞宇很久不能忘记。

1987年，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毕飞宇 ，被分配到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工作。

这个以培养残疾人教师的学校，地理位置在今天繁华的南京奥体中心，当时却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学校四周都是农田。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毕飞宇，看到自己工作的环境，一下子陷入了不可名状的孤寂。

“那时候就觉得我的

受访口述      陈子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采访整理   本报记者  张英   发自上海

在民国报刊上发现张爱玲

我对张爱玲的研究始于80年代中期。此前，沈从文、张爱玲等一批现代作家被文学史料专家发掘出来，柯灵在《文汇报》发表《遥寄张爱玲》，《收获》重新刊登张爱玲的《金锁记》，现代文学研究界也出现了对张爱玲作品的研究论文。

1985年，我在图书馆的民国时期报刊上查阅周作人的文章时，无意在1951年11月的《亦报》上看到署名“梁京”的中篇小说连载《小艾》。之前，我在张爱玲研究专家水晶的《论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中得知，“梁京”是张爱玲唯一的笔名。对此，张爱玲也承认这一点。但《小艾》无论是张爱玲出版的作品集，还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水晶的著作都没有提过这篇小说。后来，我把复印的《小艾》寄给香港《明报月刊》的黄俊东，他是张爱玲散文集《张看》的责任编辑，和张爱玲有过通信来往。

1987年1月，

作者：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

正当中国人民纪念改革开放30年，并对未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全面改革充满期望的时候，作为首都一家地方报社的社长梅宁华先生发表了一篇奇文《破除“民主迷思”》（原载《红旗文稿》2009年第一期），对民主大加批判。这种批判与当前解放思想进行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的潮流很不协调。读过文章，深感民主的启蒙仍很必要。梅先生作为地方媒体的负责人，如此论调恐有误导人民之嫌，为了以正视听，特对此文进行辩驳。

从常识出发

梅先生在对现代民主概念溯源时讲：民主是“人民的统治”，是公民直接参与立法与司法等公共事务；官员由选举等方法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但是，随后作者在总结以上概念时又说民主是“多数人的权利”。不知梅先生是否知道“民主”与“权利”并不是一回事。民主是个政治概念，它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全部意义）是“多数人的统治”。权利是以个人为出发点是法律概念，它无所谓“多数”与“少数”，如果涉及基本权利（人权），不要说少数人，那怕是个人的权利，也不能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来剥夺。好比多数人同意也不能把人（包括犯人）拉出来示众，也不可

玛德莱娜·戈贝尔回忆波伏瓦和萨特：他们的屋子和墓地隔一条街

作者: 特邀学者 黄荭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发自南京

71岁的玛德莱娜·戈贝尔·诺埃尔（Madeleine Gobeil-Noël），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文艺处处长，在1997年退休前，她曾经三十多次到中国。这次重返中国，戈贝尔以法国文学专家的身份，展开“萨特-波伏瓦双人像”世界巡讲。

15岁那年，还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读书的戈贝尔给居住在法国巴黎的波伏瓦写信，谈自己读《第二性》的感受：“我找到一个朋友了，我不再孤独了。”因为没有波伏瓦的通讯地址，她的信是寄到出版波伏瓦作品的伽利马出版社的。“好像朝汪洋大海里扔了一个装了求救信的玻璃瓶”。

如戈贝尔所愿，波伏瓦给她写了回信。从此，她们成为了笔友。1958年5月，因为国际博览会在布鲁塞尔开幕，加拿大选送30名成绩好的女大学生作为现场向导，20岁的戈贝尔被选中了。到了布鲁塞尔的第一个周末，戈贝尔就坐火车去巴黎找到了波伏瓦。

波伏瓦请戈贝尔到高级饭店吃饭，品尝她喜欢的波尔多红葡萄酒，把这个她喜欢的加拿大女大学生介绍给萨特、热内、米歇尔·莱里斯等许多朋友。

戈贝

《第二性》60年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实习生 余舒红 李丹 发自上海

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提问前，坐在同济大学中法学院2楼报告厅主席台上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因为身体后倾，突然摔倒在地。68岁的她在主持人高宣扬教授的帮助下，从地上爬起来，小心翼翼地再次坐下。

1941年出生于保加利亚东部小镇斯利文的克里斯蒂娃，1966年在保加利亚读完大学，根据父母的意愿，逃离集权统治下的保加利亚，作为法保文化协定的公派留学生来到法国。克里斯蒂娃原来准备完成新小说论文，就回保加利亚。可是在遇到罗兰·巴特以后，她认识了菲利普·索列尔斯，并进入了《戴格尔》（Tel Quel）杂志的学术圈子，那里有福柯、德里达等一大批法国当时最优秀的学者。

作为学生的克里斯蒂娃对罗兰·巴特充满了崇拜和爱慕之情。在《武士》中她写道：“这样充满魅力的男人的声音，还没有听到过啊！我快要爱上他了。”她后来为巴特去世写了《巴特的声音》一文：“脆弱而又沉稳的声响，充满讽刺、似唱歌一样的声音曲线，虽然精疲力竭、但仍很轻快的声音……”

1972年，作为《戴格尔》杂志

报纸应该说真话，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绝不说假话
《南方周末》创刊主编左方访谈录
 

从2003年2月起，笔者先后三次对《南方周末》原主编、著名报人左方先生进行采访，下面为访谈的部分内容。

问：《南方周末》自1984年创办迄今，已经成为国内外非常有影响的一张报纸。您作为《南方周末》的创办人之一，能否简要地谈谈《南方周末》的创办背景？

答：《南方周末》的创办，是南方日报社老社长丁西凌同志向南方日报社编委会建议和获得同意之后创办的。当时丁西凌同志的主要考虑是，我们的党报不缺乏正面、典型报道的经验，但是缺乏办生动活泼的版面的经验，他说，我出国考察，看见外国报纸都是一大叠，这是经济文化发达的表现。而我们的报纸只有4个版面，从1版到4版让读者每个字都读，这不是好现象。当时南方日报编委会曾经有将《南方日报》扩为8个版的想法，因为种种原因在当时搁浅了。所以《南方周末》可以看作《南方日报》的延伸和补充，“探索经验，培养人才”，也是当时《南方日报》新闻改革的一项措施。

问：您如何评价《南方周末》走过的

刚刚凭贺岁喜剧《非诚勿扰》坐上中国首位“十亿导演”宝座的冯小刚，在新年伊始又马不停蹄地展开了下一部影片的筹备工作。这部之前被称作《余震》的灾难史诗大片，如今正式更名为《唐山大地震》。华谊兄弟、中影集团和唐山市政府也首次联手，于昨日在北京饭店举行了正式签约仪式。包括唐山市长陈海鹰、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洪森在内的多位政府领导亲自莅临，表达了对这部重量级影片的高度重视。而首次亮相的《唐山大地震》也确实显得野心勃勃，据透露，该片投资将在1.5亿到两亿之间，预计明年7月28的唐山大地震纪念日时上映。

情节：“我每一次都能把听故事的人讲哭了”

发布会上，张洪森副局长首先透露了《唐山大地震》的编剧是苏晓瑞，而导演人选早在酝酿之初就锁定了冯小刚。苏晓瑞曾写过

 北京日报社长梅宁华：报纸没有观点就没有生命力
　　
　　本刊记者 张姝
　　
　　 来源：《传媒》
　　
　　　　一面是此前担任过八年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的经历，执掌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后，稳健、持重的刻板印象让人自然而然地难以将他与激情四射的报业改革派相联系；一面是前一阵网上沸沸扬扬的“北日”、“北晚” VS“南周”、“南都”关于办报理念的南北报系论战中，《北京晚报》上一篇言辞犀利的《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上的署名——“文峰”，让人产生无限猜测。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梅宁华，一时之间扑朔迷离。
　　
　　　　要当积极“建设者”　不做消极“裁判员”
　　
　　　　4月3日，就职于《南方都市报》的长平发表了题为《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的评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多方舆论力量的对立，各个论坛剑拔弩张。4月11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文峰” 的文章《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批评了长平所谓“言论自由”等观点，由此论战开始围绕“北晚文峰”和“南都长平”双方的观点升级为办报理念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