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贪婪世界里的现代孤儿
――纪念爱伦•坡诞辰200周年
                                         一
    天才作家埃德加•爱伦•坡（1809.1.19－1849.10.7）诞生于200年前，给人一种很古老的感觉，但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位地道的现代人。他诞生的年份是一个颇有象征意义的年份。这一年，还有一批著名人物来到这个世界：俄罗斯作家果戈里（1809－1852），终结了美国蓄奴制度的林肯总统（1809－1865），提出“人是猴子变的”这一骇人听闻的观点的达尔文（1809－1882）。当时，正值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次回光返照的“康乾盛世”的终结时期，又是美国成为独立的现代主权国家的时代。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个书写工具变革时代的正在来临，贮水笔（1809）和自来水

□张柠
读书的奇妙之旅和眼前困境
    近几年，各大媒体经常策划一些关于“读书”的选题，特别是遇上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更是要做大选题，比如“10周年读书回顾”，“30周年读书反思”，“60周年读书历程”之类。我曾经为媒体写过“少年时代的阅读”，“80年代的阅读”，“90年代的阅读”一类文章。每年4月份的“世界读书日”，还要接受报社读书版编辑的采访，谈谈读书的意义和乐趣，谈谈个人的阅读史。总之是要鼓励大家读书，而不是坐在电视面前发呆，言辞中主要是劝导，间或也有威胁：不读书？那你就完了。人就是这么一个怪物，当读书遭到禁止的时候，千方百计地犯禁也要读；到了鼓励读书的年代，却软硬不吃，哄他揍他也不读。我想，这也正是人的可爱之处，如果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那还是人吗，那是驴。

    少年时代是一个充满禁忌的年代，也一个饥肠辘辘的年代，食品和书籍都是希缺物资。那时候流行的说法是：某某人的书是我们的“精神食粮”，读（吃）了之后眼睛会闪闪发亮，心中

张柠：没有城市的中国当代文学

(就“城市经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答记者问 ）

张柠:20世纪新文化传统的两次变异

    对于中国文学史而言，20世纪新文学本身就是一次重大变异的产物。它从总体上终结了文言分离的古代文学传统，开始了以现代个体为核心，以白话文为载体，以个人经验为内在形式的新文学发展历程。这是一个中国人重新学习说话的时代，一个新文学经验再发现的时代，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新形式发生的时代，也是一个“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从而奠定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基调。因历史变异而产生的20世纪文学，试图形成一种全新的现代文学传统。但从创作、传播、接受的总体上看，这个新的传统并没有成型，它一直处于飘摇不定的状态。

    在此，我不准备从大众接受者的社会文化心理根源的角度去找原因，倒是想从各种意识形态对“大众”的叙述和再叙述角度思考问题。我们由此可以发现，在20世纪“新文学传统”内部，文学发生的起点或者重心经常漂移不定，由新文学初期启蒙的“个体”，移向革命的“大众”（无产阶级、工农兵），或者移向市场的“大众”（消费者）。每一次重心的漂移，都是一次“集体”对“个体”的吞噬，一次“公众”经验对“个人”经验

   《揭穿作家李辉的谎言：胡风才是真正的告密者》一文，是一篇极端偏执、不负责任、哗众取宠的文章。据说作者是新闻工作者，还是复旦的博士。这文章既不符合新闻的规矩，更不符合学术的规矩。以1954年的《30万言书》中的一段文字就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怎么解释舒芜1952年的文章《从头学习<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呢？

    1950年上半年，在舒芜的恳求下，胡风在为将舒芜调离南宁某中学奔忙，此时他们的关系还十分密切。胡风说，进京很难，主要是舒芜的身份问题，如果按“旧人员”对待，可以拿工资、带家属，但“旧人员”的地位不高。如果重新参加革命工作，只能按照供给制对待，那么就不能带家属。最后决定推荐他到沈阳的“东北行政学院”当教员。最后也没有成行。

    1950年9月，胡风参加“西南土改工作团”去了四川，两人中断联络近两年。等到1952年5月，舒芜突然开始“反水”，并奉命进京参与批胡风小集团会议，开始揭露和批判胡风和路翎。胡风、路翎、梅志、化铁等人1952年的通讯中，他被称之为“舒无耻”，从此反目。所以说，交出胡风

□张柠

城市幽灵的地铁幻觉

    关于“最后一班地铁”和“幽灵”的传闻，不但广州有，其他城市也有。北京、上海、纽约、东京，只要是大都市都有，还不断地被拍成电影。为了不影响现实生活正常运转，相关部门已经出来避谣，用不着多解释。但分析这种幻觉和传闻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或许更有意思。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所有的大都市都产生“地铁幻觉”这种都市病。

    人们经常在网上交流深夜独自乘坐末班地铁的感受。有人这样写道：“千万别坐最后一班地铁，当整个车箱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感觉一股凉气从脚底慢慢串上后背，最后停留在后脑勺，然后冷汗开始往外冒，等到出站的时候，我的衣服已经湿透了。”这是一种身体虚弱产生的幻觉。还有一位公司白领叙述了自己的恐怖经历，他经常加班到深夜，然后拖着疲惫身躯乘坐末班地铁回家。有一次，他遇见了将他引向死亡的“幽灵”，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别人对他说，是他自己往地铁上撞的。这是更

□张柠

在节日噪音中我们死而复生

某位前卫艺术家曾经对我说，“乐音”体系早就腐朽不堪，它已经成了坚不可摧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帮凶。为了“解构”这种“声音意识形态”，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依赖一种被“乐音”体系排斥在外的元素，也就是“噪音”。将“噪音”加入旋律之中是惟一的出路。我不停地点头，装作懂了，其实似懂非懂；或者说理论上好像懂了，实际上还是没懂。因为我害怕“噪音”，特别是“人工噪音”。我不知道那位前卫艺术家所说的“噪音”究竟是

张柠：让山寨的归山寨，城堡的归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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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网上响起了上海某学者正义的声音：“都搞山寨，谁来创新？”他先假定所有的人都在搞“山寨”，然后对着这个“假定”发出强烈的质疑。其实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搞“山寨”，我们想搞也搞不了。问题在于，为什么“山寨文化”的兴起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关注呢？它是不是绝对负面的？对制度创新是不是一个刺激？

    说到“山寨商品”，我要谈一点自己的亲身经历。1996年花重金买来一部名牌VCD播放机，用起来很不顺手。因为它的纠错能力极差，只能播放所谓“正版碟”。价格昂贵就不谈了，看来看去就那几部土得掉渣的电视剧，农民对话都用意大利美声；译制片没字幕，找人配音，贼说话也是美声，很“雷”人。最前卫时髦的当然是广州街边的碟，5元一张，但质量比较粗糙，名牌播放机播不了。只好到大沙头去买“山寨版”的，几百元一台，不但纠错能力超强，还有“三防”功能：防尘、防摔、防正版（38元一张的“正经”碟放不了）。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山寨商品”的甜

◎张柠

王朔：一个时代的“撬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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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住在方庄，附近有一个楼盘叫“甲方乙方”。我心里想，王朔先是把小说改成电影，然后再把电影改成楼盘，安排得够严谨哈！后来才知道，那楼盘不是王朔他们家的。几个月后我搬到朝内南小街，离王朔的老家朝内北小街不远。傍晚或周末，我在南小街附近游逛。往西穿过内务部街胡同，避开卢森堡大使馆门前哨兵冷峻的目光，十几分钟就是灯市口和中国书店，再往西经景山学校，就到王府井大街。如果往南穿越小胡同，就是禄米仓、赵家楼、东总布胡同、贡院街。有时候要去看病，就乘24路车往北，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几站地就到了北京军区总医院。医院的大门朝南，正对着南门仓胡同，下来就是仓南胡同、吉兆胡同和烧酒胡同。这些都是王朔小说中的地名。

    王朔在《动物凶猛》中说自己小时候就在这个区域活动，小说中的场景主要安排在南小街、北小街、东单、王府井一带。现实中的街

张柠：情感造假的恶果

    情感造假，就是利用人性中最宝贵的品质（比如同情、怜悯等）获取私利。它产生的文化基础是，在一个功利主义无孔不入的时代，人们对“想象”和“虚构”完全丧失了审美感知力。人们只对所谓的“事实”感兴趣。于是，文化生产商就试图给所有的产品套上一个“事实”的包装；其实拆开一看，里面全是假货。这种假货当然不是假药，不会出人命，但它比假药的危害性更长远。在情感遭到欺骗之后，人们再也不愿意轻易表现出同情和怜悯这种基本而又珍贵的情感，他们渐渐变得谨慎起来，最终变得冷漠。

    这种劣拙的“情感造假”的花招，不只是在最近这些年的电视剧中才有，在现实生活和大众传播媒介中都有，而且是由来已久。比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畅销杂志上的所谓“情感故事”，写得惊天动地、有鼻子有眼，还登了照片，真的一样。它博取了那些对造假、对“符号”的欺骗性不敏感的人的眼泪。特别是一些偏远地区的中年女性读者，她们不了解内情，至今还在迷恋那种情感造假类畅销杂志。长期阅读这种情感造假故事，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