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博客

□张柠

70后作家，撤退还是前行？

我曾经在《新京报》写过一篇文章，说“70后”一出生就衰老了，遭到许多人的反驳，他们纷纷表明自己尚未衰老，而是步履矫健地走在创作的中途。也有人认为，评价文学不要用“代际”概念，不要“70后”、“80后”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他们的反驳尽管不无道理，但“代际”概念总是难免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个性，这种个性就是他们的共性。大众媒体向公众发言，不可能将一代作家一个个如数家珍地列举出来。所以我要再一次使用这个代际概念。

我曾经强调“70后”作家创作中有“精神衰老”的迹象，而忽略了他们精神世界中“精神抖擞”的一面，其实是想给这个充满可能性的写作群体一个提醒。因为随着创作经验的积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们无疑要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主力。所以，我至今认为这一提醒是善意的必要的。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遭遇和压力。就文学创作而言，“70后”的遭遇最惨，压力最大。他们没有赶上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期，也不想去趟商业写作那趟浑水。他们在书籍文化而非图像文化中长大，身上天然地继承了文学的基因，却是文学体制的局外人。他们熟知高度发达的现代技术媒介，却只能目睹电子文化舞台上的表演者（80后），既不能全力介入，也无法抽身而去。他们成了现代商业文化的局外人。在“60后”作家面前，他们尚未长大；在“80后”作家面前，他们快要成为老头子了。这就是他们写作的基本处境。

面对这一处境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撤退一是前行。撤退者，就是装老头子，微言大义，什么都看透了似的。在语言上，放弃20世纪初和80年代的文学成果，模仿古典白话文学的语言。比如，经常采用“无主句”，省却主语（言行发出者），也就是将一个人的言行变成所有人的言行，于是就成了真理。这不成了“道德经”的语言吗？这是文学创作的死胡同。

其实，更多的“70后”作家选择了“前行”而非“撤退”。在继承20世纪中国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他们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探索。他们在浓厚的商业文化背景之下，艰难地守护文学自身的逻辑；在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都市文明转型中，寻找和发明新的语汇；在静止（定居）向骚动（迁徙）的转变中，寻找意义的确定性；在审美的死胡同里，寻找新的美学碎片。当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都躲在书斋里憋足劲儿试图炮制“红楼梦”的时候；当那些更年轻的作家躲在现代文学工厂里“指纹打卡”的时候，我要说，70后这一代作家任重道远。他们业已开始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力。(2012年3月3日《新京报》）

□张柠

走失的复仇英雄和凶杀故事

   在“事故”多于“故事”的今天，要写一篇现实题材的小说并不容易。事故的新闻性和故事的消费性，往往是制约小说创作的两大障碍。对事故（比如拆迁及其一系列恶性后果）的转述要求及时，这是新闻报道的长处。对故事（如死亡或者复仇凶杀案）的描写需要刺激，这是通俗性消费作品的目标。将事故和故事作为叙事材料，使之转化为艺术小说，而不是新闻报道和刺激性故事，这对作家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青年作家任晓雯的中篇小说《阳台上》，就是一篇以现实“事故”为故事基本线索的优秀小说。老作家沉湎于“超历史”的艺术秀，更年轻的作家正在大玩穿越、玄幻、悬疑等类型小说把戏。任晓雯的小说叙事，既有强烈现实关怀，又不囿于现实逻辑的束缚。她编织着叙事的“阿里阿德涅之线”，引读者走进生活现场，并领他们穿越现实的泥淖，走向一片未知的光晕之中。

   小说开篇，叙事者假装要讲一个复仇或凶杀故事：城市的街道上弥漫着腐臭的气味，碾死的老鼠尸体像纸片一样粘在路中央，下水道口堆满了垃圾，小说主人公张英雄，手持一把折叠刀，尾随拆迁小组组长陆志强的女儿陆珊珊，在城市的小街上逶迤蛇行。看着这些文字，读者感受到如恐怖片般的紧张气氛。可是直到小说的结尾，那个诱人的凶杀故事也没有出现，读者和小说的主人公张英雄、陆珊珊一起，“消失在一片金色之中”。

    一个复仇或凶杀故事消失无踪。主人公张英雄，他的名字和性格之间的强烈反差，构成了对复仇英雄的反讽。张英雄因父亲张肃清被陆志强气死，而萌发复仇的念头。但复仇者张英雄，不是鲁迅笔下的古代剑客宴之敖者，也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对资产阶级复仇的拉斯科尔尼科夫，而是一位疑问重重、犹豫不决的当代人。在阅读过程中，伴随着嗜血的心理期待，和隐藏在潜意识中的隐秘快感，我们的“重口味”不断地被化解。

   诱人的复仇或凶杀故事被什么所化解呢？被主人公的犹豫不决所化解？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古老的人性或文学主题。张英雄完全能够轻而易举地拿着折叠刀，走向陆志强和陆珊珊。他之所以没有成功，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他迷恋于观看，甚至借助于望远镜，观看陆家阳台和阳台里面的生活场景。观看行为改写了复仇的时间、空间和速度，也软化了张英雄冷漠刚硬的心。对现实场景之中具体的人物及其神情的关注，是一种特殊的叙事视角和人文态度。正视一个人（乃至小狗）的表情，特别是眼神，会产生对恶念的阻止效果。这是人类特有的“凝视现象学”所产生的神奇效果。

   最直接的化解力量，当然是作者的叙事，它延宕在张英雄走向凶杀和复仇的中途，让张英雄无法抵达自己所策划或想象的“凶杀现场”。生活场景中蜂拥而至的细节所产生的歧义，还有因此而起的人性和良知的萌发，都需要时间。抵抗目的论的缓慢叙事速度，就是拖延走向邪恶或死亡的时间，减低张英雄走向复仇和凶杀的速度，毁掉张英雄成为“英雄”的空间。

   踌躇满志的复仇英雄张英雄，走失在生活细节和艺术想象的迷宫中。失败的复仇故事，使得他成了伙伴们的笑料。然而幸免于难的，不仅仅是逼死张英雄父亲的拆迁组长陆志强、和他的女儿，也包括我们这些“心藏大恶”、追求阅读刺激的读者。

和“老作家”相比，年轻的任晓雯的叙事技巧，也许并没有那么成熟老练。但技术可以用时间弥补。我看重的是她在小说技术背后体现出来的现实情怀和精神追求。现实是艺术的材料，艺术是精神的材料。只有将现实和精神成功地融入艺术之中，现实、艺术与精神才能同时获救。

   回到小说《阳台上》。没有梁山好汉那种快意恩仇、血溅衣襟。可怜的张英雄，将仇恨一饮而尽，就像饮下一杯垃圾饮料，热血骤然降温，“英雄”以死亡的形式“复活”。我们用不着因阅读快感的缺席而失望。这种现实中的失望，或许正是文学要传递的希望，尽管它依然是那么渺茫。（20110928）

 【“中国文学现场研究与评价工程”2011年8月“月度人物·任晓雯”作品评论】

书籍作者：张柠，明天出版社，12.00元，2011-06，32开，141页

神脚镇的故事

目  录 

引  子  森林里的三个小镇

第一章  小脚丫的一家子

第二章  住在树桠上的人

第三章  失业妈妈大脚丫

第四章  住在树洞里的人

第五章  两家人的周末早餐

第六章  臭脚丫躲进了书房

第七章  小河对岸的树林

第八章  森林探险必备

第九章  小神脚独闯三角地

第十章  食人树林第一次探险

第十一章  死去的大灰兔

第十二章  食人树林第二次探险

第十三章  小脚丫飞起来了

第十四章  学校里秩序大乱

第十五章  缓步舒心丹四号

第十六章  大脚丫在梦中跳舞

第十七章  名医韩小足的忠告

第十八章  神奇的治疗方案

第十九章  失踪的爸爸回家了

第二十章  神脚镇变成喷泉镇

结    尾  喧闹的小镇

□张柠：风雪中的摩托和一位打工妈妈的恶梦

    春运期间，一位在温州打工的重庆女子，女扮男装，千里走单骑，驾驶摩托车在风雪中跑了6天6夜，行程2000多公里，赶回家去看自己6岁的儿子。这一消息，成了今年春运伊始的一条重大新闻，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网络上更是议论纷纷，说母爱的伟大，说在外打工的艰难。某电视台的主持人，还为此写了一首诗：骨肉分两地，相思愁无境。可怜父母心，千里走单骑。

   这条新闻，最初出现在《重庆晚报》2011年1月19日22版。其他媒体所报道的，基本上都是二度叙述的二手货。我发现《重庆晚报》新闻稿里面有一些新闻要素，在被其他媒体转述的时侯，有意无意给忽略了。先看看《重庆晚报》的采访：

    上个月一天晚上，我半夜做了一个梦，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卧室的窗户被大风吹开，雨水漏进屋里……儿子孤苦一人，满身是血，在雨水中跟耗子抢东西吃……我当即被吓醒。当时特别想马上回家看儿子。

    这种文字当然是记者叙述出来的，不像只读过小学二年级的当事人的口气。但请注意这段文字中的“上个月”这个时间要素。也就是说，那个恶梦是2010年12月做的，不是2011年1月做的。这个缓冲时间很重要。可见，这位女子想回家看儿子的冲动早就有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不光是他，全世界所有的母亲在过年过节的时侯，都会思念自己的儿子。她早就有了回家的冲动。因此她不是一时头脑发昏，从恶梦中一醒过来，就骑着摩托飞奔而去。这个时间要素，在新闻中非常重要。许多其他媒体在转述中，都删除了“上个月”这一时间要素，试图叙述一个突发事件：女子在恶梦中一醒来，立刻骑着摩托朝千里之外的儿子飞奔。

    接下来的问题是，当事人并不是骑着摩托车就朝重庆奔，而是先到火车站买火车票。再来看《重庆晚报》的报道：

    当她把车骑进城，去买车票时，才发现车没办法放。她到车站托运部咨询，托运摩托车要300多元钱，还要把车拆开。“我一个月只有1200多元钱。托运摩托车，加上自己的路费一共要600多元。另外，车被拆了，回家后要重新组装，还要花钱。”

    这位重庆女子，在决定骑摩托回重庆之前，她的思路都是非常清晰的。2010年12月份，她花了5000元钱，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火车站不但要收300元的托运费，还要将她心爱的摩托车拆散托运。我猜测，年轻的妈妈一定在这样想：你们见到什么都想拆，不如把我拆了吧！情急之下，她才决定骑着自己心爱的摩托车，去见她心爱的儿子。她为什么一定要将摩托车带回老家？难道她的儿子也想见一见这辆摩托吗？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来看看2008年南方雪灾时的一个例子。一名在温州打工的重庆男子，也是骑摩托车回重庆，2000公里骑了8天7夜，比今年的这位女性还慢一些。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一是雪灾导致一些地方交通中断，二是可以省六七百元路费，三是我们喜欢骑摩托回老家。

    重庆女子当然也是舍不得花费这600元钱。但她万万没想到，骑摩托车回家的花费，比坐火车回家并没有少多少，不但增加了路途上的时间，还徒增了不少风险，尤其是生命风险。让我们来做一次事后诸葛，为她算一算账：从温州到重庆，火车行驶时间大约30多个小时，而不是6昼夜144小时，但麻烦的是，需要到金华西站中转。6昼夜摩托车的油费为250元，在长沙被骗200元，住一夜小旅馆价格未知（估算50元），加在一起就是500元。还没有算6天6夜的吃饭费用（据说她只吃了18根泡泡糖），也不算染上重感冒的后续治疗费用。

    这笔帐她一定也算过。所以，回到重庆老家之后，抱着自己的儿子大哭一场之后，她就知道自己错了。《重庆晚报》的报道一开篇，就是这位女子的悔言：“我当时确实冲动了点，再喊我这么做，打死都不敢。”

    这个故事本身，既可以叙述成一个疯狂的母爱故事，也可以叙述成一个荒唐的恶梦。新闻的首要品德就是客观真实。我并不否认，在媒体那种煽情叙事的背后，也的确包含着一些善良的愿望。但是，事件的特殊性，以及一些关键的要素，一旦被删除，就容易变成千篇一律的说教，读来令人生疑。

    在这条新闻中，还有另外一个关键要素值得注意。就是这位女子在2010年12月，也就是春节前夕，那个思念儿子的梦。这位年轻的妈妈，在外打工整整5年，只有过年的时侯才能见到儿子。长久的相思，见儿子的冲动受到阻碍，导致了亲情被压抑，被现实生活的逻辑、求生的逻辑所压抑，进入了潜意识，化作了恶梦。梦是对匮乏的满足，一种变形的满足。这就是梦的压抑和生成机制。当这种压抑机制，在整整一代打工妈妈的身上得以体现时，它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症候。

    这位年轻的妈妈天真地认为，有了摩托就可以解决对儿子的相思之苦。2000公里啊，恐怕只有私人飞机才能解决问题。儿子为什么不能跟妈妈在一起呢？这是管理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否则，千千万万的打工妈妈，就会用摩托车去解决问题。

    温州到重庆，千里迢迢风雪路。她骑着摩托在冰雪上飞奔。这个画面一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因此，原谅我用了一个“知音体”的标题。希望明年春运期间，她不要再骑摩托车回家。（2011.1.20）

张柠推荐2010年10本书：

1、赫塔·米勒《国王鞠躬，国王杀人》（散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2、孟明译：《保罗·策兰诗选》，华东师大出版社

3、普利维尔《话语集》（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4、柏林《苏联的心灵》（论著）译林出版社

5、克里玛等《地下》（东欧作家随笔集）花城出版社

6、拉什迪《羞耻》（长篇小说）江苏文艺社

7、《罗兰巴特文集》（论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专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9、杨志军《伏藏》（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

10、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长篇读物）,江苏人民出版社

另，隆重推荐儿童文学经典：罗尔德·达尔《独闯天下》，山东明天出版社，2009年出版

□张柠
创意城市的文化活力与文学的焦虑
    现代城市的核心词是“市”，“城”为“市”提供保护。如果有“城”无“市”，它就不是现代城市，而是古老的、为战争和权力服务的政治军事城堡。商品交易对自由的要求，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基本前提，因此城市总是充当贸易中心的角色，或者说贸易中心最终会发展为城市。市民生活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要求，是现代城市文化创意的基本动力，这一点使得城市摆脱农贸市场（城乡物质和金钱的简单流通）的单一性，从而形成城市自己独立的“文化—经济”循环圈。文化创意使城市消费活动更加平等、文明、优雅。没有文化创意产业，城市就只能是一条寄生在乡土物质链上的寄生虫。

    目前，国内的许多城市在文化创意方面上刚刚起步，但成效尚不明显。它们一方面还在极力维护自己的“城堡”性质，以便利用行政权力控制和调配各方资源；另一方面，又满足于简单的“农贸市场”性质，没有形成具有特色的城市文化创意产业链。在这种城市中寄生着大量的寄生虫。他们靠耍嘴皮子生活，比如传播小道消息，声称认识某某官员，可以批条子，甚至有人专门靠带路为生（将你带到某某官员的小姨子或二舅妈家）。比较而言，上海和深圳这两座城市，在文化创意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4年发起“创意城市网络”活动，旨在通过城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世界城市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目前分为设计、文学、音乐、民间艺术、电影、媒体艺术、美食7个主题。经批准加入该网络的城市被称为创意城市“XX之都”，已有柏林（设计之都）、爱丁堡（文学之都）、塞维利亚（音乐之都）、里昂（媒体艺术之都）、阿斯旺（民间艺术之都）、布拉德福德（电影之都）和中国的深圳（设计之都）、上海（设计之都）、哈尔滨（音乐之都）等20多座城市加入。

    2010年12月6日至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在深圳召开会议，其中有“新科技、新媒体与文学”专场讨论。作为“设计之都”的深圳，与文学的关系究竟怎么样呢？“创意城市网络”概念中的“文学之都”，应该与两项指标相关：第一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创作，第二是文学活动和文学产业。作为第一个“文学之都”爱丁堡，在这两个方面都比较出色。就作家而言，有写历史小说《艾凡赫》的司各特，写冒险故事《金银岛》的史蒂文森，写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的柯南道尔，写“垮掉的一代”代表作《猜火车》的欧文·威尔士，写魔幻小说《哈利波特》的罗琳，等等。人口约50万的小城爱丁堡，是世界重要的出版中心之一。此外还有爱丁堡国际艺术节、边缘艺术节、图书节等。更重要的是，其畅销小说的创作和出版风靡全球，占据了世界出版市场的巨大份额。

    单纯从文学创作角度看，面对巴黎、伦敦、纽约、彼得堡等城市，爱丁堡并不突出；面对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的文学，深圳也不突出。但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角度看，爱丁堡的文学十分突出。深圳有没有突出之处和新的可能性呢？新的城市，新的文化环境，往往是新的创意和创作发生的温床。深圳也不例外。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深圳文学创作就露出了强劲的创新势头。如缪永《使出欲望街》、《我的生活与你无关》，薛忆沩《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等，无论是艺术水准还是市场冲击力，都是不可估量的，遗憾的是他们迅速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否则，缪永等深圳作家在90年代中期的小说创作，会掀起“先锋小说”之后的又一高潮。谢宏对当下都市经验的描写，细腻准确。此后，青年作家盛可以，凭着《狗日的信仰》、《无爱一身轻》、《杂种》等中短篇小说高调出场，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王十月的“打工文学”也是如此。曹征路的《那儿》因其关注底层生存状况而诱发争鸣，可见，深圳的文学创意能力是强劲的。可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如今都离开了深圳。

    从单纯创作上的创新力，走向文化创意产业意义上的创新力，需要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文学的影响力（包括市场传播效力），是城市文化创意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生产特点是创造性和开拓性，对新生事物的敏感性，以及对语言和形式的再创造能力。它的生产环境和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环境是一样的，要求自由、宽容和多元。一种文学产品的出现，或许在当时并非消费主流，但只有它具有将要成为消费主流的可能性，甚至可能性尚不确定，都应该宽容地对待。多元文化与市民社会对多元性、差异性的要求是一致的。强调多元化、尊重差异性，是文化创意的最好土壤。（20101203，为会议所写的发言稿）

□张柠
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文学幽灵
    俄罗斯伟大的文学家托尔斯泰（1828.9.9—1910.11.20）逝世100周年之际，世界各地都组织了纪念活动。我国的上海、长春、大连等城市的学术机构，也分别召开了相关的“托尔斯泰研讨会”。德、英、俄三国艺术家联合摄制的纪念电影《最后一站》，于2008年在德国开机，2010年初在全球上映。这部反映托尔斯泰生命最后时光的电影，引起了广泛关注，并获82届奥斯卡奖两项提名。但是，据国内多家媒体转述英国《星期日电讯报》的报道说，唯独托尔斯泰自己的祖国俄罗斯，却显得出人意料地冷静。可见，尽管托尔斯泰永远会站在世界文学的巅峰，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位天才的艺术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脾气有些古怪的老人。特别是他晚年那些对世俗社会具有摧毁性的言论和著作，让所有的权贵都感到烦躁不安。

    托尔斯泰2岁丧母，9岁丧父，在姑姑的监护下长大成人。在喀山大学读书时，他是东方语文系学生（后转到法律系），学习过阿拉伯和土耳其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和较为深入的了解，写还过介绍“四书五经”的文章。他在所列的自己读过的书单中，有孔子、孟子、老子和佛教书籍，并在给一位中国人的信中声称自己“相当熟悉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尽管托尔斯泰读遍西方文学经典，对《圣经》了如指掌，熟悉卢梭和雨果、歌德和席勒，但是他内心深处有着浓郁的东方情结。因此，他晚年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批判便顺理成章。他的小说中也时常会出现“说教”这种东方文学的特色。

    托尔斯泰将一生的主要精力集中在3件事上。一是创造非凡的美的作品。在47岁之前，他几乎完成了除《复活》之外的全部重要作品，其中，《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无疑可以列入世界文学最伟大作品的行列。其成名作长篇小说《童年·少年·青年》，在艺术和思想上显示出令人吃惊的成熟和深邃。根据战争时期经历创作的“塞瓦斯托波系列”军事小说也是上品。晚年的《复活》在艺术上更加如火纯清。其实，我更喜欢他的中篇小说，如《克莱采奏鸣曲》、《哈吉穆拉特》、《伊凡·伊里奇之死》等。

    第二件事情是对社会正义、人类得救的思考与行动。这一重大事情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对世俗权力的强烈质疑和批判。《论政权、统治者和暴力》、《没有政权的社会生活是可能的吗》、《不可杀人》、《为斯德哥尔摩和平大会准备的报告》、《停止服从政府，不参加暴力》等文章，令沙皇大为不快。他的批判性被列宁视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而与圣雄甘地相呼应的“托尔斯泰主义”，遭到了列宁的批评。另一方面，他试图以“基督之爱”的原则来拯救世界，主张废除私有制，并身体力行地从自己做起，参加体力劳动，关注底层平民的疾苦，要将所有的财产捐给穷人。

    第三件事情是建立在对信仰极度虔诚基础上的怀疑和反思。表现为对人性不完满性的恐惧，以及对自身的不满。《忏悔录》、《天国在你们心中》、《生活的道路》都是这一思想的产物。这些文章因他巨大的声誉而广为传播，招来了大批的青年朝圣者，他的波良纳庄园，一度几乎要成为新的麦加圣地。毫无疑问，托尔斯泰不满足于做一位作家，他要做圣徒，做拯救者。最终，他身上重现了东正教寺庙中的“癫僧”性格。这让他的朋友和家人深感不安和失望，就像他对周围的失望一样。

    对现实的失望是他离家出走的深层原因，其他理由（包括他可怜的妻子）都不过是借口。托尔斯泰的“离家出走”，像是一个蓄谋已久的人生规划，从57岁时开始，到83岁时才完成。这，与其说是一桩现实事件，不如说是一桩精神事件。因为托尔斯泰根本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方，一会儿说去修道院，一会儿说要出国。总之，不是在他厌恶的城市和乡村，而是在旅途上。

    1910年11月20日，离家出走之后的第10天，托尔斯泰因肺炎病逝在一个叫阿斯塔波沃的小火车站里。这个从乌拉尔通往梁赞省中途的风雪小站，地处那座使他名声大噪的大都市莫斯科东南约300公里，地处他的出生血地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东南约160公里，既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仿佛旅途中一个心灵驿站，仿佛无所归依的灵魂的临时客栈。尽管按照遗嘱，他被埋葬在波良纳庄园一个传说埋有“小绿棒”的树林里，伴随着允诺将给所有人带来幸福的“小绿棒”，长眠地下。但按照东方观念，他死在漂泊的中途，灵魂尚未找到安顿的处所，还在四处流浪，像一个离家出走的文学幽灵。（托尔斯泰逝世百年纪念日写于北京）

□张柠
诗歌：时代的精神气象和青春文体
    首都高校原创诗歌大赛，已经举办了6届，11月10号晚将举行第6届“颁奖典礼及诗歌朗诵会”。从活动的题目上看，好像是一件大事，实际上不过是一千件“大事”中的一件而已。校园到处都是彩旗飞扬的招贴，最豪华、最显眼的招贴，都给了企业成功人士的现身说法，明星大腕的秀场，雅思、托福、GRE高分指南演讲会。诗歌颁奖典礼的广告条幅，悄悄地挂在一棵枯瘦的树干上，孤独寂寞得让人怜悯。整个活动也显得潦草，没有影响力。

    北京高校的在校学生约80万人，本届诗歌大赛的参赛作品却只有约400首，平均2000人写一首诗。与80年代高校诗歌社团的盛况和诗歌大展的规模相比，有天壤之别。这些数据当然不能证明大学生诗歌创作的艺术水准，但却说明了诗歌创作在当代生活中的寂寞处境。谈到20世纪80年代诗歌状况的时候，诗人王小妮说，“那是诗歌的盛唐时代”。由此，我想起了美学家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对唐代美学的论述。他用“盛唐之音”，“青春李白”来形容那个令人神往的时代。那两个短句，与其说是对中华审美历史的描述和赞美，不如说是对诗歌这一“青春文体”的描述和赞美。

    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一定是首先在作为青春文体的“诗歌”中得以体现。通过诗句我们能够感受到唐代的精神气象：“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天子乎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就是“盛唐之音”，自信而且骄傲，恣意而且纤细，任性而且倜傥。这就是一千多年前的青春文体和青春风格，它是“青春”与“诗歌”两相结合的典范。“青春”指向的是人格上自由或率性，脱口而出，毫不掩饰，自由无碍；“诗歌”指向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想象力、创造性和形式上的再发明。

    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的青春之音。比如，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未来主义诗派”；以金斯伯格并为代表的“嚎叫诗派”，以普拉斯为代表的“自白诗派”，等等。20世纪的中国也不例外，它曾经出现过两次青春之声的迸发，集中在30年代和80年代，我们自然想起了“新月派”、“湖畔派”、“朦胧诗”、“口语诗”等词汇。这些诗歌发出的声音，尽管有些杂乱、焦躁，还略带颓废，但总算是一个时代青春的呼喊，基本上符合“脱口而出，毫不掩饰，自由无碍”的标准。90年代至今的20年间，诗歌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萧条局面。诗歌从公共领域全面撤离，躲进了“虚拟的世界”，躲进了自费印刷的“诗歌记事本”。青春文体，不是变得害羞、犹豫、滞涩、喑哑、破碎，就是变成一种依附在各种权力话语之上的虚张声势。

    青春文体的衰退这一严酷现实，被市场上另一些文体的兴起所掩盖。首先是一种“伪青春文体”，或者叫“青春小说”，在市场的保驾护航下，它几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青春文体”的代表；它以一种带有浓郁的小资情调的口吻，在讲述所谓“青春故事”，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消费传说”。第二种是可以命名为“老年文体”的消费品，这是“历史”给中国人特殊的礼物，比如“某朝的那些事儿”之类。它是对陈腐历史的二度叙述、三度叙述，它不断地搅动千年历史的酱缸，使之散发出隔夜乃至隔朝的“酱香”。第三种可以称之为“中年文体”，也就是“公文文体”。这是一种性命攸关的文体，它关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存和未来去向，对于它的逻辑和格式，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夜以继日地操练，要熟悉到比对自己的灵魂还要熟悉的程度，最好将自己的灵魂的格式，也变成公文的格式。

    三种文体：“伪青春文体”（消费现在）、“老年文体”（消费过去和历史）、“中年文体”（应酬现世生活），仿佛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生活的全部图景。而真正属于青春文体（站在现实的泥土上想象和建构未来）的诗歌，在它们面前黯然失色，就像校园里彩旗飘扬的招贴缝隙中，那条褪色的红布条广告，上面写着几个暗淡的文字：诗歌大赛。20101111

□张柠
亚运会和一个人的广州记忆
    亚运会在广州召开，没有机会到现场观看，但电视转播画面中的广州街景，不断地出现在我眼前，触动了我的回忆。我喜欢开幕式那种大概是航拍的画面，从高空俯瞰珠江两岸的夜景：从白鹅潭、沙面、海珠广场一直到二沙岛；从人民大桥、海珠桥、江湾大桥一直到海印桥；还有江上穿梭的游船、沿江路边的西式建筑群、白鹅潭边的广州酒家、沿江中路的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大楼……。这种全景画面特别神奇，总体上看去有一种陌生化的感觉，仔细看就会发现，每一处景观又是那么熟悉。

    在广州生活了多年，还没有从这种全景视角看过珠江和街景，在长堤大马路西头的爱群大厦顶层旋转餐厅喝夜茶，也只能看见一部分珠江夜景。从高空看广州全景，珠江的夜景真的是非常漂亮。当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漂亮”，其他城市也有“漂亮”之处。重要的是我能从画面上辨认出许多地标和它的名字，这些地标又与我的个人多年的经验息息相关，让我有亲临其境的感觉，仿佛又回到了那座我生活过10年的城市，回到了珠江边，回到了岸边大排档，闻到了炒田螺的香味，听到了卖花女的叫卖声。

    90年代中期住在文德路，经常在黄昏的时候往江边散步，街道两旁都是“骑楼”那种广州的标志性建筑。从住处到江边约1000米的路程，从孙中山文献馆出发，经过文明路的基督教堂，左边是“越南共产党支部”旧址，热闹非凡的“珠光夜市”总是人声鼎沸，再到清代历史上发配官员集中居住的“八旗二马路”，右转就到了天字码头。那时的天字码头游船不多，主要是开往中山大学的渡轮，5角钱就到了中山大学北门，可以穿过校园，到正门坐14路公共汽车回家。如果不坐渡船过江，可以沿着珠江北岸往西散步。

    我不喜欢那种水面与岸边垂直距离很远的城市河流，仿佛在拒绝我们；还外加又粗又冷的铁链和栏杆，不让游客与水亲近，要触摸江水更不可能。珠江水离岸边的街面特别近，这在大城市里是少见的。水波拍岸的声音就在耳边，有伸手可触的感觉。沿江行走，隔一段就有一个台阶直接通往水边，不少人会去嬉水。当然，垃圾清洁船也在江边不停地巡游。

    沿江路往西，通往白鹅潭和领使馆区沙面。不知为什么，在远眺西南角白鹅潭那宽阔江面的时候，我总是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乘船远去的冲动。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珠江在白鹅潭分岔，绕道这座城市的“河南”，走另一条路汇入大海，我以为白鹅潭的西边就可以直通大海。白鹅潭隔江正对着沙面，也是一个江心岛。上面除了领事馆和著名的酒吧群之外，还有一处引人注目的近代文物：三尊生铁铸成的大炮。它正对着白鹅潭江面，是当年抵挡外国入侵者留下的。

    2003年初，在广州接受湖南卫视“象形城市”栏目采访，让我介绍这座城市，拍摄就是从珠江边上开始的。我领着记者从沙面使馆区开始，一直走到沿江中路，向他们介绍《三家巷》中周炳和区桃参加省港大罢工游行时的线路，参观“省港罢工纪念碑”。我特别提到了“沙面文化”与“外滩文化”的差别，一个是有保留的拒绝和接纳，一个是无条件的欢迎和吸引。其实，每一座城市对外来文化的态度，都有细微的差别。比如，称呼外国人的日常口语，北京人称“老外”，加一“老”字，既保持了距离，又表示了尊重。上海人称外国人为“洋人”，与内地乡土文明之“土人”相对应。广州人的口语称外国人为“鬼佬”，其词义比较复杂，表面上好像是谑称，实际上包含了因陌生性而带来的恐惧，有点面对“Ghosts”的感觉，最后成为一个带“妖魔化”色彩的术语。市民的常用语汇，包含了一座城市的文化潜意识。

    新世纪初期，搬家至天河区的龙口西路。离开老市区，远离了珠江，仿佛到了另外一座城市似的，没有什么感觉，心里还是记着江边的景色和夜市。在新的住地，目睹着一片片稻田如何变成街区、村落如何都市化的全过程。等到离开那座城市时，周边全是高楼林立，商业设施齐全的成熟社区，发展速度十分惊人。广州留在我记忆中的还有那座白云山。从市区坐缆车上去，步行到广州外国语大学附近的黄婆洞下山，是一件重体力活。但山的记忆总不如水的记忆那么深，那么带有浸润的感觉，白云山留下的印象没有珠江那么深。亚运会开幕式以水为主题，吻合了普通市民记忆的深层心理。对个人而言，它让我再一次全景式浏览了广州和珠江的景色，还有那些逝去的遥远的生活细节。2010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