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

城市幽灵的地铁幻觉

    关于“最后一班地铁”和“幽灵”的传闻，不但广州有，其他城市也有。北京、上海、纽约、东京，只要是大都市都有，还不断地被拍成电影。为了不影响现实生活正常运转，相关部门已经出来避谣，用不着多解释。但分析这种幻觉和传闻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或许更有意思。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所有的大都市都产生“地铁幻觉”这种都市病。

    人们经常在网上交流深夜独自乘坐末班地铁的感受。有人这样写道：“千万别坐最后一班地铁，当整个车箱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感觉一股凉气从脚底慢慢串上后背，最后停留在后脑勺，然后冷汗开始往外冒，等到出站的时候，我的衣服已经湿透了。”这是一种身体虚弱产生的幻觉。还有一位公司白领叙述了自己的恐怖经历，他经常加班到深夜，然后拖着疲惫身躯乘坐末班地铁回家。有一次，他遇见了将他引向死亡的“幽灵”，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别人对他说，是他自己往地铁上撞的。这是更

□张柠

在节日噪音中我们死而复生

某位前卫艺术家曾经对我说，“乐音”体系早就腐朽不堪，它已经成了坚不可摧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帮凶。为了“解构”这种“声音意识形态”，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依赖一种被“乐音”体系排斥在外的元素，也就是“噪音”。将“噪音”加入旋律之中是惟一的出路。我不停地点头，装作懂了，其实似懂非懂；或者说理论上好像懂了，实际上还是没懂。因为我害怕“噪音”，特别是“人工噪音”。我不知道那位前卫艺术家所说的“噪音”究竟是

张柠：让山寨的归山寨，城堡的归城堡

 1

    最近，网上响起了上海某学者正义的声音：“都搞山寨，谁来创新？”他先假定所有的人都在搞“山寨”，然后对着这个“假定”发出强烈的质疑。其实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搞“山寨”，我们想搞也搞不了。问题在于，为什么“山寨文化”的兴起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关注呢？它是不是绝对负面的？对制度创新是不是一个刺激？

    说到“山寨商品”，我要谈一点自己的亲身经历。1996年花重金买来一部名牌VCD播放机，用起来很不顺手。因为它的纠错能力极差，只能播放所谓“正版碟”。价格昂贵就不谈了，看来看去就那几部土得掉渣的电视剧，农民对话都用意大利美声；译制片没字幕，找人配音，贼说话也是美声，很“雷”人。最前卫时髦的当然是广州街边的碟，5元一张，但质量比较粗糙，名牌播放机播不了。只好到大沙头去买“山寨版”的，几百元一台，不但纠错能力超强，还有“三防”功能：防尘、防摔、防正版（38元一张的“正经”碟放不了）。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山寨商品”的甜

◎张柠

王朔：一个时代的“撬锁者”

 1

    2003年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住在方庄，附近有一个楼盘叫“甲方乙方”。我心里想，王朔先是把小说改成电影，然后再把电影改成楼盘，安排得够严谨哈！后来才知道，那楼盘不是王朔他们家的。几个月后我搬到朝内南小街，离王朔的老家朝内北小街不远。傍晚或周末，我在南小街附近游逛。往西穿过内务部街胡同，避开卢森堡大使馆门前哨兵冷峻的目光，十几分钟就是灯市口和中国书店，再往西经景山学校，就到王府井大街。如果往南穿越小胡同，就是禄米仓、赵家楼、东总布胡同、贡院街。有时候要去看病，就乘24路车往北，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几站地就到了北京军区总医院。医院的大门朝南，正对着南门仓胡同，下来就是仓南胡同、吉兆胡同和烧酒胡同。这些都是王朔小说中的地名。

    王朔在《动物凶猛》中说自己小时候就在这个区域活动，小说中的场景主要安排在南小街、北小街、东单、王府井一带。现实中的街

张柠：情感造假的恶果

    情感造假，就是利用人性中最宝贵的品质（比如同情、怜悯等）获取私利。它产生的文化基础是，在一个功利主义无孔不入的时代，人们对“想象”和“虚构”完全丧失了审美感知力。人们只对所谓的“事实”感兴趣。于是，文化生产商就试图给所有的产品套上一个“事实”的包装；其实拆开一看，里面全是假货。这种假货当然不是假药，不会出人命，但它比假药的危害性更长远。在情感遭到欺骗之后，人们再也不愿意轻易表现出同情和怜悯这种基本而又珍贵的情感，他们渐渐变得谨慎起来，最终变得冷漠。

    这种劣拙的“情感造假”的花招，不只是在最近这些年的电视剧中才有，在现实生活和大众传播媒介中都有，而且是由来已久。比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畅销杂志上的所谓“情感故事”，写得惊天动地、有鼻子有眼，还登了照片，真的一样。它博取了那些对造假、对“符号”的欺骗性不敏感的人的眼泪。特别是一些偏远地区的中年女性读者，她们不了解内情，至今还在迷恋那种情感造假类畅销杂志。长期阅读这种情感造假故事，就像

◎张柠

批评与创作：从兄弟到主仆

　  谢谢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这样一个外行参加会议，使我听到了许多新奇的观点。下面我要通过我个人的批评实践来讨论当代批评的处境。我所给出的判断和评价，仅仅是从文学批评和大众文化批评里面得来的，而不针对美术批评界。如果我的判断有使美术批评界的人有不愉快的地方，那纯属巧合。

    今天的批评边缘化是一个事实，不管你承认与否。这种边缘化导致了八、九十年代文艺批评家和文学艺术家之间的亲密关系的终结。这种亲密关系仿佛“情人关系”，他们在文学艺术的“蜜月”里窃窃私语，说着属于文学艺术自身的“私房话”，并且被大批窥视者包围着。或者还可以将文学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比作“兄弟关系”，他们因文学艺术趣味的共同性而“结义”。他们讨论的是文学艺术本身的问题，这是八、九十年代的状况。

    我想起了八、九十年代和作家之间非常细腻的经验交流。那时候，大

张柠：索尔仁尼琴和他的“四不”口诀

    索尔仁尼琴的去世不仅是俄罗斯文化的损失，也是世界文化的损失。索尔仁尼琴是一位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他继承了拉吉舍夫、“别车杜”、赫尔岑、巴枯宁、十二月党人、忏悔贵族、革命家传统。俄罗斯知识分子吟诵着“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的诗句，写下内心的忧伤，并随时准备为理想去坐牢、服役。他们渴望个体灵魂的自由，骨子里却充满民粹主义观念。他们思想在天上飞翔，脚却一直踩在“村社”黑色的泥土上。

    1994年5月，这位在监狱和流放地呆了11年、随后被驱逐出境流亡了20年的老人，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中心广场、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一片“乌拉”声。他被称之为“俄罗斯文学的主教”，“俄罗斯的良心”、“伟大的预言家”。六十多年前，当他还只有27岁的时候，就预言了斯大林时代的终结；如今他又在预言“东斯拉夫大家庭的瓦解”，并为这一“瓦解”的征兆而痛心疾首。此时，他很像普罗旺斯的诺查丹玛斯，当然更像圣索非亚大教堂的“圣愚”或“癫僧

张柠：80年代“萨特热”回望

    1985年5月的某一天，我正在上海旅游。逛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时候，发现很多人正在排队，我也加入了队列，当然不是买减价咸鸭蛋，而是买一本畅销书，叫做《萨特研究》，柳鸣九编选，两块多一本。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本书1981年就出版过，也不知道在北京有人曾经将它列为“精神污染”的范畴，几经周折直到1985年再版。此前，萨特的名字是知道的，但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好不容易抢到了一本，满身大汗地从人群中挤出来，打开书一看却傻眼了，大部分都看不懂。所以非常遗憾，我没有被“污染”上，最多也只能算一个“轻度污染”，因为吸引我的主要是书中那些充满狠劲儿的词汇：“噁心”、“苍蝇”、“死无葬身之地”、“毕恭毕敬的妓女”等等。倒是书前面几张萨特的照片对我的“污染”比较大：穿条纹西装抽着烟斗一副资产阶级老爷派头，抽着雪茄和情人波伏瓦的合影，在巴黎街头一边买报一边鼓动学生造反的场面，1955年与波伏瓦在天安门的合影。后来我还模仿他的姿势拍过一张抽烟的照片。这种轻度“污染”让

张柠：世俗化运动中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人文精神大讨论起因于15年前一篇叫《旷野上的废墟》的对话。本人忝为始作俑者之一，如今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我想，无论怎样老练的言辞或深刻的思想，也无法替代当年那种敏锐的目光和批判的激情。

    20世纪可以说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世纪。但理想主义内部的不同形态之间的矛盾却十分尖锐，比如，启蒙理想及其个人解放和自由的诉求，与革命理想及其“只有先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我们自己”的判断之间的冲突。它们尽管有矛盾，但却有着共同的逻辑前提，就把目光指向一个带有希望（虚拟）色彩的世界。所有的社会实践都围绕着某个词汇或者概念展开。因此，为虚拟的希望或“意义”而活着，还是为现世的利益或享乐而活着，成了是否是“理想主义”的重要标尺。毫无疑问，个人或群体存在的“意义”，是与虚拟的理想或乌托邦连在一起的。

    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尽管社会实践层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文化矛盾本质上还是“理想主义

第一章：文学与文化

    第一节：文化与文化研究

    第二节：文学与文学研究

    第三节：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批评

第二章：三个理论范畴及其变异

    第一节：想象力

    第二节：抒情性

    第三节：叙事性

第三章：文学和文化中的经验

    第一节：经验和意义的困顿

    第二节：总体性与经验的秘密

    第三节：经验的碎片和救赎

第四章：文学与乡土经验（上）

    第一节：乡土文化和土地情结

    第二节：乡土经验及其遭遇

    第三节：文学与重农主义

第五章：文学与乡土经验（下）

    第一节：20世纪文学中的乡村经验

  &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