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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五日,晴。中午烈日灼人,到了傍晚,凉风起,西天彩霞像搭积木,一块块明暗、颜色、形状各不同。抬头看时一念滑过:这瞬间很多人和我一样在仰望天空吧。

花园一样的辅仁书苑美术馆院里,花草菜蔬在深呼吸,我在闲庭信步,一动一静之间,我在等一个人。说好四五点钟来看《纸边儿》展览的,堵在路上。我说不急,你是这展览来宾的大轴,一定等。

五月十五日《纸边儿》展开幕,二三百人在展厅寒暄、合影、互道过年话儿。我很快晕了,不是形容,真是生理的晕。过后友人说,“老葵大脸刷白。”

当时的展厅,说话要抬高嗓门儿,房阔梁高只是原因之一,还因相互之间久不谋面。满场欢声笑语,两块巨大的签到板挂在入口处,没留下几个名字。过后另一友人说,光顾着唠嗑儿了,忘了签到,更有甚者,回家路上才想起,满墙作品没顾上看。

不少朋友后来再访,更多开幕式没来的也来了,每天十几拨儿客人。展期原定二十天,只因来宾不断,又延长了十天。我当然兴奋,除了其中一周赴外地讲课,几乎天天蹲守美术馆。有天早晨,七点多就到了,大门紧闭,人家还没上班。我去高碑店街上寻早点铺,四处静到瘆人,才醒悟过来正值端午假期,家家户户难得睡个自然醒。羞臊地折回美术馆,坐门口生等。

说回六月十五日,大轴友人终于到了,我俩在展厅踏踏实实寻视一遍,出门时,我将展厅所有射灯一一关闭,到了大门口,回顾光线已昏的整个展厅,合掩大门。半小时后,我已坐在一场和展览没丝毫关系的聚会上,自斟一口酒,一饮而尽,自我庆贺展览成功。

确实都赞展览成功来着,我也觉得成功,不过,我和他人说的成功点可能不同。大部分人说的成功,是基于鼓励的赞赏,装裱精,布展美,动静大,观众多,展品基本售罄,当然算成功,我则另有它想——

来宾中固然不少书法专业人士,可能和笔墨纸砚一直保持亲近的关系;但更多的人,和纸笔生疏已久。他们在展厅逡巡,好多人说了同样一个意思:很受启发,原来写字并非书法家专利,普通人也能自由书写,要重拾笔墨,还是笔墨写字更有意思啊。

来宾中不少佛教徒,他们在佛经长卷前驻足良久,饶有兴致地打听抄经的细节方法,我和盘托出个人的点滴体会,好多人说了同样一个意思:也要开始抄经,抄经在当下真是一件大好事啊。

还有不少来宾,既没激起写字愿望,也未作抄经之想,他们在展厅转转,看看,再转转,再看看,看完出来,在园子里三三两两,抑或独自一人坐着,美术馆奉上一壶宜兴红茶,或者今春的碧螺春,他们就这么懒懒地一呆一下午。好多人感慨了同一句话:这个下午真美好啊。

这些,接近我所感受到的“成功”了。这样一个展览,如同引玉之砖,让一些人受到启发,写字不仅与肌肉记忆有关,也不仅与艺术有关,还和日常用心密切相联,他们可能从此亲近笔墨,亲近经典,或许就能从忙碌和烦躁的闷罐子里突围,每天一小时,哪怕就是十分钟,甚或一念之及,清凉善因可能都是不可思议的。

这么说,当然不能误会成只有给予,或者只有得到,显然不是这样的。这个展览令我再一次深切体会到予与得的不可分割。且不说因为这展览,我和辅仁书苑主人李大钧、旅法画家王衍成两个人几近朝夕相处,从他俩身上学到太多东西,他们种种厚积薄发的言传身教,令我直生斯世同怀之感;更值得说的是,每一个观众的前来,他们每一个反应,可能是一句话,可能是一个眼神,都引我更生信心,坚定前行。予与得就是这样螺旋上升,直至交融的。

展览中间有一天,也是傍晚,也是我最后关灯锁门,就在斜穿展厅的行进中,突然觉得原本昏暗的偌大空间光茫万丈。千万别往神神叨叨那儿想,哪有什么光啊还万丈,非要牵强附会地说,那万丈的光茫,只是我内心涌出的信心之光、前行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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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06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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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讨论,少结论

国人关心政治的多,每天都能听到、看到涉及社会公平问题的种种争论。原来还写文章、写博客,长篇大论,立论,论证,结论;自从有了微博,这种争论愈加短兵相接,立论、论证基本被抛弃,一条条结论横着甩出来,稍有不合即大骂出口。

不该怪罪网友的轻浮急躁,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有调查显示,对绝大多数现代人而言,一天之中接触到的信息量,相当于一百年前一个人七八十年的。因此,百年前的人们有时间有精力如虫御木似地思考,换作现代人,都练就一身蜻蜓点水的好功夫。

连思考都来不及了?那就少发点大而无当的议论,把那时间省下来读读书,看看仍在坚持如虫御木的思考者都思考到哪一步了,再发议论不迟。也许你就发现,你的那些小发现、小结论,早有人掰开揉碎了都嚼成馍渣渣了,你还当白嫩新鲜的美味惊喜不已、喋喋不休。比如就来读读《公正 》。

《 公正 》作者迈克尔·桑德尔执教哈佛大学三十年,其中很长时间都在讲一门课就叫“公正”,据说它是哈佛历史上累计听课学生人数最多的课程之一。很多国人对他并不陌生,网上流传着很多他讲课的视频,课堂内容也早有粉丝译为中文。


桑德尔是个哲学家,但他不作那种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考,他总是从特别具体的社会事件出发,先把读者引入一个两难或多难境地,让你难选择。再由此出发,带你一层一层抽丝剥茧,深入古往今来的历史、哲学、法律长河,引发你自己开动大脑去思考,让你自己去作判断。

书一开篇,作者就把我们带入一个两难境地。佛罗里达飓风之后,商贩肆意提高冰袋价格至原来的五倍,汽车旅馆房间上涨四倍,房主需要支付两万多美元,才能将两棵被风刮倒的树从屋顶清除……佛罗里达的居民被激怒了,连州检察长都说:有些人在灵魂深处是如此贪婪,竟然想利用别人飓中所受的灾难而发财。然而经济学家却表示:公众的愤怒是错误的,民众要求的是一个“正当的价格”,但这是中世纪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们信奉的准则,社会发展至今,早已抛弃了这一信条,市场经济中,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对此,经济学家们也引经据典,宏篇大论,句句让人信服。

针对这样的两难困境,桑德尔并不给出任何结论,他只给你摆出各种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背后包含的深厚理论支持。但是,如果你把他理解成一个贩卖学问的掉书袋者就错了,他的贡献在于,划定一个相对全面、又不易流于空泛的范围,与你一起探讨“公正”。他说:“要看一个社会是否公正,就要看它如何分配我们所看重的物品——收入与财富、义务与权利、权力与社会、公共职务与荣誉,等等。而分配方式大致会围绕着三种方式进行:福利、自由和德行。”

福利、自由、德行这三个词汇贯穿全书,它们就像三个起点,从不同的起点出发,就会走向不同的道路,“每一种理念都意味着一种不同的考量公正的方式”。

随着思考的深入你会发现,沿着单一道路行进,公正与否很好判断,但这判断完全经不住诘难。而如果想“公正”地兼顾三条道路,几乎每一个两难境地,都让人无法轻易得出任何结论。至此再回到前文说到的“让你自己作出判断”,其实,这个判断也许就是“没有判断”。当然,简单粗暴肤浅的那些大而无当的判断,你尽可以继续一条一条地抒发,就像我们每天在微博上看到的那些,只要你愿意继续愚蠢。

桑德尔在本书后记里说,他的两个儿子“从能拿起汤匙的那时起,就已经开始在餐桌上讨论各种与公正有关的争论了”,想象一下,这真是一幅可爱的画面。我们这些成年人,面对“公正”问题,该向这两个孩子学习,多讨论,少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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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01 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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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五十诞辰后,要去温州江心寺闭关,之前通告各处:一切僧俗诸师友,皆不晤谈。若有来信,也不会答复。写字、作文等事,也一概不能应命。信可以写,都寄至某豆腐店,等寺庙里的工人去买豆腐时顺便领取。

弘一法师还专门补充道:有人来信时为凸显重要,会选择双挂号,但豆腐店里人和寺里工人都没什么文化,少分别心,并不会留意,所以也不免会遗失。“邮局之责任,仅送至豆腐店为止,以后即不管也……”(事见弘一法师致李圆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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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01 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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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曾在温州庆福寺住过一段时间,当时凡有他的家书寄来,他就会托人在信封背后批注:“该本人业已他往”,然后原封退回。人就问了,为什么不拆开瞧瞧啊,即便不回信也无妨,何苦全都退回去呢?法师答道:既然已经出家,就该作已死想,如果我一一拆阅,见家中有吉庆事,恐怕会生爱心;见家中有不祥事,又容易挂怀。还是退回更好。(事见丁鸿图《庆福戒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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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01 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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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曾在温州庆福寺住过一段时间,当时凡有他的家书寄来,他就会托人在信封背后批注:“该本人业已他往”,然后原封退回。人就问了,为什么不拆开瞧瞧啊,即便不回信也无妨,何苦全都退回去呢?法师答道:既然已经出家,就该作已死想,如果我一一拆阅,见家中有吉庆事,恐怕会生爱心;见家中有不祥事,又容易挂怀。还是退回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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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01 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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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一向律己至严,夏丏尊邀他去上虞白马湖暂住,法师来了打开行李,只见一床破草席,草已稀疏零落,要帮换个新的,不答应。一条破毛巾,本该白色,已呈灰色,要帮换条新的,也不答应,还说:虽然已看不出是白色了,但不妨碍清洁,还能用几年。说完就拿着去湖边洗冷水脸。夏丏尊心里很不落忍,但也拿他没办法。该吃饭了,当然是素食,有香菇,法师谢绝食之;有豆腐,也谢绝。依法师之意,只用白水煮点青菜,用盐不用油即可。夏丏尊老想招待这位挚友,但也拿他没办法。作客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平日之茹苦。(事见姜丹书《弘一律师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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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14 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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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14 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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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读书

聊天时间:2011年4月10日 

聊天地点:钱粮美树馆 

 

张立宪:杨葵经常出现在我的博客里,是我们老男人群体中经常谈论的对象,也是这群人中做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位,当他已经从出版业退出的时候,我才刚刚加入。关于他职业生涯中编的书,很多人已经分享过,至少如今很多考上大学的人据说曾受到《哈佛女孩刘亦婷》的启发。他编的其他文学、文艺方面的书更多了,陪伴了很多人的读书生涯。但是他写的书很少,最近的两本,一个是去年的《过得去》,一个是今年的《百家姓》。我拿到《百家姓》之后,把它放在我们《读库》的淘宝店销售,卖得很快。我觉得太没天理了,这么薄一本书,卖二十块钱,找谁讲理呢?

    按照中国传统说法,书分为经史子集,最近几十年,对于“集”的出版是非常不在乎的事,我可能就想出一本小书,比如记述在钱粮胡同的一个下午,这在民国都是很常有的事,但是现在这样小巧的书越来越少。《百家姓》这本小书,有的人拿到的可能已经是加印的了。这本书的销售貌似没有天理,但还是有一定的道理。《过得去》和《百家姓》都是杨静武担任的责编,我建议先请他来介绍编辑出版的过程。

 

杨静武: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做成这样的一本小书,我还是常规的想法,希望杨葵在我们出版社的两本书,开本一样大,这样往书架上好摆,看着比较规整。但是,这本书的内容跟感觉和《过得去》并不完全一样,做成像目前这样一个小书的话,跟文字的内容会更贴切一些,另外,《百家姓》是老的三十二开,是最基本的开本,但是现在这种开本的书反而少了,所以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把它做得规规矩矩,做小了之后,在书店或读者那里反而容易凸显出来。这是一个基本的考虑。

    这本书的内容分为四辑,有的读者可能不知道分辑的道理在哪儿;另外,每篇文章的名字也有一些考虑,现在都是很简单的,比如小张、小王、老罗这样,当时也想过要不要加形容词,因为看目录都是小张、小王的话,感觉可能有点别扭,但是后来把这个想法也去掉了,还是保持最简单的样貌。分成四辑的基本考虑,是希望调节一下阅读的节奏,另外还是有一些标准在里面,但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因为整个文章风格比较统一,没有那么硬性一定要怎么划分,只不过大概地调了一下。

    在编辑过程中杨葵会提一些意见,因为他也做了很多年编辑,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不过跟有些作者不同的是,杨葵的意见比较专业。有一些作者比较麻烦的是,他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模样,所以我们不断给他方案,作者就否定,你问他要什么样的,他又说不上来。所以我们并不怕作者提很多意见,但是如果他给不出明确意见的话,就会有些麻烦。

 

杨  葵:在出版过程中,我一直提醒自己别意见太多,因为作者过多干涉出版过程挺招人讨厌的。可还是没忍住说了一些建议,比如标题到底是前面加一个定语,还是按照最简单的小张、小王这样,哪样更好。我和静武商量问题很融洽,最后意见很一致。

 

张立宪: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你给念叨念叨,因为也写了好多年了。

 

杨  葵:我在“自序”里说了一些。最早的一个缘起是理发店的小张。特别巧的是,这本书上市之后,大概在3月中下旬,我有一天下楼遛弯,看到一个人抱着个小孩冲我打招呼。我看了一眼没认出是谁。又往前走了两步,他又叫,我再看,认出来了,是小张。小张在我家楼下租房子,开了一间自己的造型设计室。我现在这个脑袋,就是前天去小张那儿剪的。小张说,已经忘了当年给我剪的什么发型,我说我也忘了。他一边给我剪头发一边说,儿子现在三年级,现在租的房子很贵,十万块钱一年,在北京生活很不容易……他说的这些,我听着挺入耳,听完之后高高兴兴地再见回家。生活就是这样——下楼遛弯碰到一个故人,俩人聊聊家常,我也跟他说说我在这住了五年没有搬家……挺好的。这本书的写作最早是从小张开始,书出了,来做这活动,之前又碰到小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小圆圈”。

    我对生活当中这些琐事、这些普通人感兴趣,大多数人不屑于写这些。

    这一两年,所谓“民国范儿”流行,假如我们想了解了解“民国范儿”,看看民国的书,看什么呢?林语堂《大荒集》这一类么?里边的文章跟当下很多精英知识分子写的文章是一样的,关注的点也一样——社会为什么不公平,政治为什么腐败,人际关系为什么丑恶……我对这些书不太感兴趣。我想了解那时候的人怎么生活,想看看写这些内容的书。我最近在读《北平生活费之分析》,陶孟和三十年代写的,从中读到那个时候的人都在干吗,买了多少煤,一天用了多少油……我关心这些普通人的琐事,这些东西吸引我。

有人批评我写这些太琐碎,可我喜欢,我也是个中年人了,就想干点想干的事,写点想写的东西,我觉得可以。

 

张立宪:去年《过得去》出版时,还有罗永浩的《我的奋斗》。我跟杨大婶议论说,老罗的书说的是“娜拉出走”,你的书说的是“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出走之后,生活在继续,杨葵的书,记录的就是打发掉时间、打发掉日子的状态。

 

杨  葵:刚才说到林语堂的《大荒集》,表达了很多对人生的不平、对社会的不平,我相信林语堂到晚年会认为《大荒集》写得不好。人人都在观察,在表达,随着年龄不断增长,会越来越希望观察和表达更深入一些,不要流于表面。

    我写这些很琐碎的事,貌似很温和,大家都说我脾气很好,可我自己知道,其实这里边也有一些不平。确实也有人看出来了,说隐藏着很深的不平。这些不平我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

 

张立宪:在座应该都看过这本书了吧?大家最短是用多长时间读完?我看有人说三个半小时读完的。针对这么一本小书,写一千字的书评可能都很困难,有一千字的书评吗?

 

读  者:网上有一些读者说,杨葵这本书有一种不易察觉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我倒没有这种感觉。后来我琢磨了一下,能读出所谓优越感的读书人,我认为他们心态是不一样的。这本书里本身写的就是普通人,如果写一个大人物,也是以很平常的角度,甚至是拉开一段距离的旁观者的眼光去写这个人。我感到杨葵是这样一个写法。另外,杨葵的这种不平之气用文字宣泄,我觉得他是借着文字对自己进行鞭策修为。

 

张立宪:我和杨大婶在写作观念、编辑观念上有很多一样。你不能用不平来表达不平。昨天晚上我们吃饭,一个女孩说到和她男朋友的矛盾,女孩母亲问你们家是哪儿的,男孩说紫竹院。她妈说,哦,是二环外的?男孩一下很冲动,说你们家不就是通县的吗?我们家不住二环里,就丢人吗?这么敏感的人,确实没办法。

 

杨  葵:我也有一个段子。石康最近去美国了,这是他人生四十多年头一次迈出国门,所以特别兴奋,每天写微博说美国怎么好。另外一个朋友在微博上回复说,你个土鳖,乡下人进城,太兴奋了吧。石康反过来开玩笑说,我再土炮也是宣武区的,你一个石景山的还说三道四。当然这些都是朋友之间开玩笑,没有恶意的。

 

张立宪:我前阵子见到一个老画家,他感慨说好多年不画画,因为他一画画就想我画这幅画值三万,画那幅画能值五万,别人求他的画也是这么计算好的,成本核算的这种习惯深入骨髓,看任何一个事都想多少钱,值不值。

 

杨  葵:我做编辑做惯了,会自己不断想选题。我自己写东西的时候一直摆不正位置,经常会篡位到一个编辑角度考虑问题。我经常在网上搜索《百家姓》的各种反馈,其实这是又把它当成自己编辑的一本书了,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作者啊,就有种丢人的感觉。

    可我确实很关心各种意见反馈,从中能得出不少结论。

    写完这本书,我又会篡位到编辑角度想,下一本写什么呢?很多人劝,多写几篇“百家姓”,再出增订本。可是我又想出了新的选题,此时此刻正在写,跟前面几本完全不一样的一本书。我不缺选题,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了。

 

张立宪:如果以后只剩下中国出版物,拿一本《百家姓》一看,中国人都特好。这里面对一些人的毛病,或者对人性稍微阴暗的东西写得很少,写的多是温情、有趣的一面。

 

杨  葵:不少人批评了我这一点,说我写得过分温情,显得有点假。我呢,写的时候并没有在意一定要写温暖的一面,或者一定要躲避阴暗面。我只是偶尔想起一个人,让自己的思绪散漫开去,在散漫中多待一会儿,那一会儿中,我想到的就都是那些美好的事,所以写出来就这样了。所以,是隐性的自动选择吧。

 

张立宪:其中“张小花”这一篇,不知道在座的看了之后,假如你是小花,你会接受一个人这么写自己吗?我读了以后觉得写得挺好,很生动,很有趣,也抓住了这个人的点。但是听说小花姑娘看了之后非常生气,恨不得跟你绝交。你怎么理解这种?

 

杨  葵:我也不知道,据说她认为我是在损她,靠写别人的缺点哗众取宠。我觉得没有啊,我想到她,就想到了这些,我不觉得这些内容是损她。不过我在写的时候,常会提醒自己一点——不要写太多八卦,尤其是一些女孩的八卦。这是自觉的。但并没有说,一定不要写阴暗面。思绪散漫时,可能也会有缺点啊什么的跑出来,但比起那些温暖、美好的记忆,它们太微弱了。

 

张立宪:有的时候写之前心态已经变过来,没有那么多怨气。

 

杨  葵:对,没想起那么多怨的事,我又不是天蝎座,哈哈,老六他们天蝎座爱记仇。

 

张立宪:你写的很多不是只一面之缘的人,有很多是几十年的朋友,相识几十年的人,你往往会写岁月的开始,然后突然切换到这个人若干年什么样,中间的过程就没有了,时间的大蒙太奇。你给解释解释为什么?

 

杨  葵:最早是专栏嘛,篇幅限制,每个人就写一千五百字以内,不能写得太长,选取一头一尾,是比较容易的一个选择。有的也不是一头一尾,可能是中间的某一段。总之是我先瞎想着,想到差不多,再用一千五百字这个框给框起来。

 

张立宪:这种大的蒙太奇出来之后,把一个人岁月的开端写得很细,收尾也很细,但是中间忽略了,有点像电影中小孩的脸忽然变成老太太一样。我看到的评价截然相反,有人说淡的好。

 

杨  葵:嗯,评价截然相反,有人觉得特别淡,舒服。有的人说特别淡,没劲。《过得去》也是,有人说前三篇好,后两篇特烂。有人说后两篇特棒,前三篇一般。有人说《过得去》比《百家姓》好,有人说《百家姓》比《过得去》好。我自己觉得都一样,因为都是自己写的。这两本书非常像,因为写作的时间、心态都差不多。可能下一本书会跟这个差别大一些。《过得去》十年以前,我出过一本随笔集《在黑夜抽筋成长》,现在看,跟这两本差别巨大,那个书就是一股戾气。

 

读  者:这个书我还没有看。我觉得读书这个事儿,有一点挺有意思:这个书经不经看,这本看完扔到家里,十年以后再拿出来还可以看,比如王朔的《看上去很美》,我初中的时候看过一遍,大学的时候又看,觉得还能看。你觉得你这本书经看吗?假如我现在买一本,扔到宿舍某个角落,大学毕业以后还可以拿出来看吗?你十年后会看自己的书么?我觉得现在出版物太多,容易出现泛滥的现象。

 

杨  葵:你问我,我当然说这书十年后可以再看啦。至于我自己看不看,大概二十年前,我对自己写的东西都如数家珍,我能想到每一篇怎么写的,每一篇即使不能说从头到尾背下来,但是记得很清楚中间怎么写下来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经常拿出来看看。现在写过的东西我真的记不住,也证明我不看了。写完的东西,我现在不怎么看,我关注点在下面写什么,而不是写过什么。

 

张立宪:现在很多人写文章没有那种讲究劲儿,写得很不干净,从写作的角度,我认为杨大婶这本书值得看。原来我们经常说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文笔洗练”,现在很少有这种词了。现在写博客,你想写多少就写多少,没有任何篇幅和其他方面的限制,所以反而导致更加没有节制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说它是范本,但至少是一个标本,让你知道文字的组合还能做得更简化一点,更优化一点。

 

读  者:我觉得这本书很值得看,我是4月8日买的,这本书一出来就知道,但是我一直没买,因为我觉得这不是畅销书,应该是常销书,我早晚会买,买完当天就看了,觉得特值得看。再谈一下对这本书的想法,我看这本书写的这些人,小张、小王、小李,写到卖纸的小罗,说小罗是“年轻老派讲究人”,这句话形容特别到位,这本书里好多人都是年轻老派讲究人。

 

读  者:我个人对杨老师的文字一直挺喜欢的,现在写作这个事变得很容易了,但是从杨葵的文字里面至少感到一点,他对文字这个事很在乎很敬畏,现在很多人写东西没有敬畏之心,不再去讲究遣词造句这方面的东西。

 

读  者:刚才说到小花,我不知道你跟小花后来的交往怎么样?

 

杨  葵:现在交往不多,我现在老跟这几个男的在一起,女性朋友都不见了。

 

读  者:我不太敢评价自己身边的人物,您写作时候的心境是什么样?

 

杨  葵:不敢评价是因为怕别人指责你、怪罪你吧?我一般对指责、怪罪选择忽视,你爱指责就指责,不跟我来往也没关系,还清净了呢,是好事儿。当然喽,我敢这么说是因为从小就不缺朋友,有资格挥霍,绝交就绝交。哈。

 

张立宪:如果我见到小花姑娘,我会让她想一下,写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出于善意还是出于恶意,就像我们经常判断这个人是属于有毛病的好人还是有优点的坏人,如果是有优点的坏人,就离他远点,如果是有毛病的好人,就可以接受他的毛病。但是我见到的是杨大婶,对这种误解也不会感到委屈,不会解释,因为所有的解释在文章里已经有了,为此失去一个朋友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可能年轻的时候会对这种失去很在乎或者很痛心。

 

杨  葵:知就知,不知就不知吧,没必要更多地去解释。人与人的交流,经常是特别热烈地聊半天,其实聊的实质内容风马牛不相及。我对这个事挺绝望的,所谓的一生朋友不太好找的。绝大部分是凑合。

那就少聊,跟一般的朋友少聊。从前有大德说过要三少:心里少事,嘴上少话,第三条我做得最差——少吃。

 

张立宪:我们穿插着都来聊聊“我的百家姓”吧,讲讲自己身边的人,我先说说。

    那天我们确定这个题目之后,我也在想我生命中的陌生人。十几年前,我在石家庄一家报社工作,我和老婆周末坐公交车回她娘家,我们路过省政府,门口有一些人在静坐请愿,其中有一个人长得特别像我母亲。我知道那不是我母亲,我母亲是一个农民,但是那个人特别像我母亲,我在车上难受无比。我主要是难受我的职业,这个事情发生在省政府门口,按理说我是个记者,应该来报道这件事,但我却完全无能为力,这让我非常幻灭。后来我离开报社,自己到北京流浪。至少我内心不会有亏欠感了,就是说你看到她,你的职业要求你帮助她,但是你做不到。过了这么多年,我现在跟我母亲见面也很少,有时候见面看到她,还经常能想到当年在省政府门口的那个人,那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生活中轨迹。

 

读  者:我说一个“我的百家姓”。他是我的一个高中同学,高一理科班同学。他当时属于足球、喇叭裤、吉他、长头发,那种范儿的。我对他一直有看法。后来有一次我们的一个班会,大家上去发言,这个姓段的同学上去了,他说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这诗叫《我爱这土地》,然后他开始朗诵,“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后面两句非常有名,“后来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是艾青的非常有名的诗。那一刻这个人在我脑子中的形象变了,而且那个事对我来说影响到我后来的趣味,我对所谓文学、对诗的兴趣,是那个时候开始产生的。我虽然没有因此而成为诗人,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大量的诗歌,受到诗的熏陶。最后一次见那个同学是我大学刚刚毕业,他开一辆小面到我家跟我聊天,那时候他开始做生意,后来就不知道了。

 

杨  葵:生活中太多决定性的转变,起源都是一些特别细微的事情。我听我父母说他们年轻时候的事,他们并没有去总结,但我在旁边听着,原来那么小的一个转点,就影响后面那么多事情。

 

柴  静:我还是没有想明白小花的事,你们两个态度挺一致,觉得她不高兴随她去吧。但是前天咱们讨论的时候,老六喝大的时候跟我说,写作一定要有很根本的原则,不要伤害任何人。我还是挺想听听你的感觉,因为老颓下笔的时候,他对那个姑娘是柔情四溢的,但是小花就带点小男生的感觉。我想知道你怎么想的?

 

张立宪:比如我说“你这个挨千刀的”,如果对方马上报警说他要杀我,那我没办法,我只能闭嘴或者离开他。杨大婶写这个女孩是不是过度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认为我能接受。对那个女孩有伤害吗?

 

杨  葵:就这篇文章而言,我们在场的有好几个人认识小花,我想写得还是比较形象的。我对这朋友挺有感情的,我们两个人曾经兄妹相称很多年,后来有点疏远。小花也是人缘很好的人,朋友们都把她当作非常可爱的人看待,可爱是她的特点,一说起她的第一印象。很少有人说小花是很智慧的人,也不会说她是很勇敢或者很忧郁的人。而她的可爱就是在一些细节上表现,我就想写这些细节,那股可爱的劲儿。

 

柴  静:我不了解她,但是作为读者的感受,我觉得你写杨大姐那篇很舒服,虽然她也是老姑娘,但是你呈现得很公正,而且让人有亲切感觉。但是我看小花的时候,看到最后一句话有点咯噔一下,因为在可爱和可笑之间的界限很薄的,有时候一句话让她觉得自己是可笑的人而不是可爱的人。

 

张立宪:我们当时在网上论坛里也是老吵架,最后发现一点,有一个很狠的词,比如傻×,这种词用在朋友身上显得很高贵,但是用在陌生人身上,说出这个词的人就是大傻×。

 

杨  葵:我最早跟老六认识的时候,他们当时流行一句话,说一个人很“贱”。我开始对这个词特别不接受,因为“贱”在我的词典里面,是很恶心的意思,后来发现他们每个人都笑眯眯地接受,尤其老六,经常自称贱人。慢慢耳熏目染,我也不觉得这词一点不恶心。

 

读  者:刚才您提到有些人对您的文字风格有不同的看法,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首先特别喜欢您比较洗练、矜持的风格。我看《过得去》比较多,《百家姓》还没看完。我觉得有时候您显得过于矜持或者凸显清淡,您觉得写专栏对这个有没有影响?我跟东东枪比较熟,他个人写博客时候那种轻松幽默比较自然,但是写了专栏之后很明显能看出来是给专栏写的。会不会因为大家欣赏你的风格,你为了延续这风格而去凸显,所以有时候有点太强化清淡了。有一些人和事,您写的时候刻意淡化。

 

杨  葵:“淡”的问题,我只能说我的写作也是一段一段的,远不到谈什么风格不风格的,我还在一个前行过程中。我没觉得以后我就肯定只写“淡”的,我只是这两年写东西有点“淡”。

 

张立宪:上海的严锋老师出过几本书,反响不是很理想。我是他的超级粉丝,后来跟他探讨为什么,因为他的书也是文集性质,都是此前若干年写的东西。他自己检讨,所谓短板效应。比如这本书收了他十篇文章,其中有两篇文章比较弱,编辑或者作者舍不得把那两篇弱的文章拿走。《百家姓》会不会也有这种短板的问题。

 

杨  葵:我自己的希望是,如果未来一两年之内还有人愿意读的话,我能出一个修订版,并不是要把再写的添上去,而是把不太好的剔下来。

 

读  者:有人说你写的东西像张爱玲,其实他们都是太过自我的一种展示姿态。您说生活当中都想思考深一些,他们都只感兴趣自己怎么生活,特别害怕正视自己真正的生活状态。包括评论,在微博上看出大家转您东西的时候,有些真的很喜欢,读了之后觉得很感动或者心疼。

 

杨  葵:很多人写书评就是为了表示我怎么样,而不是说这本书怎么样,这个我能理解。

    您刚才说喜欢宏观理论的人假,我不同意。有的人确实爱好这个,只有这个能打动他。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千差万别最后分成两大团,可以说一正一负或者一阴一阳,那两大团东西有一部分偏向此,有一部分偏向彼,彼此之间不太愿意更多交流,互相看不起。好比说写文章,有的人喜欢《三联生活周刊》里那类文章,有的人就喜欢杨绛那类文章。这两类我觉得都很好,只看你对哪一类更感兴趣,或者哪一类跟自己的性格更投合一些。

 

读  者:真是喜欢或者感兴趣才可能传达给别人真实的感受,但是现在大多数出版物没有因为喜欢这个、感兴趣有价值才去做的。写小人物小事的人很多,但是有的人可能只是卖稿费而已。

 

张立宪:曾经有一个摄影师让我看他拍的照片,他拍的是底层的人,包括妓女、流浪者、被环保伤害的人、艾滋病患者等等。他那么快速地放我就看,忽然我说这个很好。他感觉很难过,因为那个不是他拍的,只是在他电脑里存放的。主题都差不多,都是负面的东西。过后我想,为什么那张照片很快地让我觉得拍得好,而其他照片我看着不是很理想。他拍的那些人也很震撼,但是你总觉得那些人活得猪狗不如,但是那张照片让人看后感觉是活生生的生动的人,哪怕断一条腿也是美的。这个特别奇怪。假如几个摄影师同时拍,出来的也不一样。为什么一个人内心的角度会体现得那么明显。包括何伟老师的《寻路中国》,他开车沿着中国大地走,这只是外在的东西,换一个年轻人也可以开车走一遍,但是走一遍之后记录下来的是什么。我觉得这里面最根本是人的尊严。比如写一个内蒙村子所有青壮年去沿海城市打工,一个女孩子自己拎着猪肉回去看妈妈,他能把这个人写得很有意思。我们假设自己去一个地方,甚至去你的老家,假如你是农村出来的孩子,过年回老家,你回头写一篇故乡,你会怎么写你老家的人?写你的亲戚、你的乡亲?说起来很复杂的。

 

柴  静:你在写《百家姓》,写人物的时候,可能都是没有意识地靠本能记下来,但是如果写作之前有这个自觉,会不会呈现出来的东西不一样,这算不算更好?

 

杨  葵:我自己认为没有哪个更好、哪个更不好。之前哪怕我有“自觉”,我写的时候可能也要放弃。我关心的是另外一些事,我关心的是怎么不做这些事,而不是你怎么做的这些事。

 

柴  静:何伟也写观察,也是共同在生活,但如果没有非常严密的不断发展的细节呈现,人物就不会那么丰富。

 

杨  葵:针对《百家姓》这样一本书,我希望有一到两点细节足够了,不需要那么多细节。如果把里面某一个人写成两万字、五万字的时候,可能会需要。

 

柴  静:这个篇幅是你自己要求的吗?为什么要有这个限制?

 

杨  葵:因为是一千五百字的专栏。限于这个篇幅,我选择了这种基调。如果是更长的篇幅,可能这种基调就不合适,就需要有更多更细的内容。比如,野夫那样。

我很喜欢野夫的东西,我光看了他《江上的母亲》一篇文章,就明白这个人是我要学习的榜样。但他和我的风格显然不同,他是各种“刚”的细节,我是“柔”了以后再呈现。他那个可能更有劲。

 

张立宪:是不是说我们都是人生慢慢苦狱中同牢的人?

 

杨  葵:问题的根本可能还是跟人的性格有关系,有的人性格天生是希望把事情做到极致,执著于细节;有的人性格天生希望在细节问题上得过且过。

 

柴  静:会不会太脚不沾地?走到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一步一步走过去的痕迹?

 

杨  葵:不执著于细节不等于没有经历,那些东西在过程当中你是一步一步走下来的,但是每个人一步一步的差别又太大了。

 

柴  静:你刚才说得很对,人只能是当时当刻,我看阿城写得比较杂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浮,因为太聪明了,以为什么事情都有感触,也可以写得漂亮。但一方面我又承认聪明和文字的功力是特别可贵的,有的时候我会想,如果他沉静下来用比较笨的方式写,又把功力用上,会不会更好?

 

张立宪:像《百家姓》中囚犯那篇,这本书还是写实的一本书,但是那一篇我纳闷这个来源。

 

杨  葵:这篇是我做的一个小游戏,我听到一个特别好的故事,是我一个好朋友讲的。我是把这篇当微型小说写的,但是,事儿是真事儿,那个小军是我这个朋友的同学。

我曾经有一个想法——现在我在郊区修一个古建,那地方拜佛的人很多,我打算在那儿煮粥施粥,请他们吃完粥后每个人讲一个故事。我负责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就是蒲松龄做过的事儿。

 

张立宪:这里面大多数篇章都有“我”的存在,但是有几篇没有,并且是很彻底的没有,包括监狱的前后几篇都没有。

 

柴  静:前天吃饭的时候我们在讲,何伟的《寻路中国》给我很大的震动,我自己回头写过去的十年记者生活,发现十年后靠印象中记忆深刻的片断来写一本书,好处是真切,不好的地方在于这根本不是一个记者应该有的视角。后来我发现何伟并不是全知全能,比如他不是一开始能明确自己写什么,如果那么紧的话也太拘束了,他的生活是慢慢溢出来,形成河流一样的东西,他可以做一些事后的工作。

    何伟写游长城自驾游的时候,做文史的资料搜集,不管是历史的还是技术的都有,然后砌成文章的结构跟格局。我不知道老颓你做不做这样的工作,你这本书里写的人物不少,除了靠印象中记忆的细节之外,你在写的状态中会再跟对方交流或者找一些跟他有关的东西吗?

 

杨  葵:没有。写这些文章时候没有,但是写其他文章时,做过这样的工作。比如我前年冬天看了几本书,《北京岁时纪》《帝京景物略》什么,写明清时代北京城人们的各种生活习俗,重阳节登高有什么讲究,当时人们从哪条路线走,冬至节一般家庭吃什么,等等。我就想,我也来写写当今的“北京岁时纪”吧。这就需要要做大量准备工作,看材料,考证,有次写到地安门路口的“秋栗香”,我还专门跑到那个店实地考查了一番。但是写《百家姓》,不需要这样的准备,它不是这样一本书。

 

读  者:我看《寻路中国》,这本书第一部分写长城,我没有看下去,读到大概三十多页的时候放下了,过了很久又拿起来坚持把第一部分读完,再看到第二部分讲乡村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舒展的感觉就出来了。第一部分,可能刚到中国,观察者居高临下的姿态。他在第一部分讲长城的时候,描写到的都是陌生人,另外刚刚来到这个国度的外国人角度写的话就会有观察者居高临下的姿态。这种东西读出来有紧张的感觉。第二部分在山岔村住了三年时间,整个村子的生活他都已经参与进去了,读起来会有一些温情的东西在。结合杨葵写的《百家姓》,看起来没有太凌厉的东西在,我觉得他写的这些人物都是他生活中的人,可能写作的自觉会少一点,也许跟他描写的对象有关系。

 

读  者:我来讲个“我的百家姓”。我是一个大学生,我们学校以“和谐校园”为题策划了一个活动,我们小组负责找为学校服务的那些人,比如食堂的师傅,还有保安什么的。到食堂的时候,我们要找接饮料的女服务员,有两个,第一个人死活不愿意拍,害羞。好不容易找到第二个人,拍的时候就一个动作:接水。我们拍完说一声谢谢,正准备走的时候,她跑出来跟我们说,看看照得怎么样。每天我们都看到她,那么熟悉,但是生活的状态根本完全陌生。她的年纪也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此时此刻,她对于美,对于自己的那种活力是让我记忆深刻。

 

读  者:我也来讲一个“我的百家姓”。我是在长春一家报社做记者,接触过的人特别多,好多人都在印象中留不下太深印象。大概八九年前,好像2002年,我接触一个父亲,因为我们是一个都市报,他是河北人,有一天他到报社来求助,大致就是他女儿在吉林市一所学校,在实习过程中私自外出打工,没有跟家里打招呼,之后失踪两个月时间,她父亲从河北到吉林去找她,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哪去了,完全没有消息。

    他到报社的时候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接待过这样的人,但是他给人的感觉,自始至终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说你一定要怎么样帮我,反而是很自尊很隐忍的态度讲他所遭遇的。他说家里太穷了,有三个孩子,这个女儿学习很好,可以顺利进入大学,但是因为家境原因,这个女孩是老大,家里没有那么多钱供养她,让这个女孩报了中专,考到吉林市。因为她还有一笔学费没有交齐,家里暂时拿不出这笔钱,所以他猜想女儿在吉林省某个地方打工赚钱。他说我来长春大概三四天时间,对这个城市非常陌生,也没买地图,每天在街上靠双脚走,挨家饭店打听。我说你在长春有没有亲属?他说一个亲属都没有。我说你吃住怎么解决?他说住在火车站票房里,吃的东西就是每天买几个馒头吃。当时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很震动。

    他给人感觉很有自尊,很隐忍的样子,好像求我们做这个报道亏欠我们一个很大人情一样。后来我们的报道发了以后有比较好的效果,确实找到了他的女儿,在第三天的时候一个饭店的老板给我打电话,说你要找的小姑娘在我们饭店。当时我听到特别开心,就给她父亲打电话。后来我们安排他住在很小的旅馆里,我说你先来到我们报社,之后我们跟你一起去见你女儿。那天我在办公室里面,他一来之后咕咚一声跪在我面前,因为他也是相当我父亲年龄的人,我觉得很惭愧,马上把他扶起来。他虽然是很普通的人,甚至是很穷的农民,但是我觉得他是很有尊严的一个人,至少懂得去感恩或者知恩图报,他说我什么都不能给你,但是我特别感激你。后来这个事情结局比较完美,因为我们报道之后很多人同情这个女孩,那个女孩自己也回到学校,参加那一年的高考,考上了一个大学。后来我们也找了一家企业赞助她读完大学,现在她已经去南方工作了。那年之后两三年时间,每到过年除夕那一天,她父亲都非常准时给我打电话。他给我的感觉非常印象。

 

张立宪:那女孩为什么两个月不跟家里联系?

 

读  者:她也是很有自尊的女孩,她欠学校学费,正常交了学费的同学都在南方实习,学校安排的。因为她没交学费,学校没有让她去。那时候她还挺小,中专毕业也就大概十九岁,她也是跟家里怄气,虽然知道家里状况,但是有那个年龄孩子的自尊,所以一堵气走了,也没有跟家里说。

 

柴  静:也说一个“我的百家姓”。

    主持人这个职业有一个比较倒霉的事,出去的时候会被人认出来。大部分时间我还算是比较耐心,但是有的时候挺烦的。

    有一天我去机场,好不容易看一本好书,正想看下去,这时候过来一个大哥,这个大哥长的红脸蛋,穿着貂皮大衣,四十岁左右,过来趴在椅子背上看着我,他就说你去哪儿啊。我一开始还回答,后来我狠狠心肠说,对不起我要看书了。他的脸上有点孩子受委屈的神色,然后说好吧,就走了。我后来觉得心里面有些过意不去。排队的时候看到他也在,我说你也坐这个飞机啊,他立刻神采飞扬。上飞机我又打开书准备看,大哥又跑过来,跟我前面的人换了位子,又把脑袋放在椅子背上看,又问去哪啊,下了飞机开车送你。我又有点不耐烦,把他打发了。

    下飞机的时候他拎着包站在离我很远的地方,我当时就想,是狠心装作没看见走过去呢,还是跟他打招呼。他就那么眼巴巴地看着我。我们台里有个同事曾经跟我说,他说我劝你,以后不管谁让你签名都签。我说为什么。他说好多年前我们在天安门城楼拍直播,摄像师正在忙着,过来一个外地人带小孩来北京旅游,说叔叔您是中央电视台的吧,帮我签个名。他说你找海霞签名去,她就在那边。那个小孩就走了,没有签名。所以说不管谁找你都要签名。但是这个人已经四十多岁了,还穿着貂皮大衣……

    后来我狠狠心走了,但是我还是忘不了站在我背后的那个红扑扑的脸蛋。

 

张立宪:微博现场互动上有人说,说说每个人喜欢的文字风格和喜欢的作家。

 

杨  葵:我喜欢的作家有孙犁,还有扬之水,她最近写了很多新的书,最新一本叫《明式家具之前》,就是在明朝家具以前中国的家具什么样。很多我喜欢的书都是小册子,所以自己也想出小册子。

 

柴  静:何伟还不错。李娟(《我的阿泰勒》作者)也挺好的,李娟更有意思。何伟是作家感非常强的人,他开始就定死心要当作家,他的整个生命是为这个准备的。但是李娟不是,我不知道她的文字怎么锻造来的,她一定有一个锻造的过程。但是李娟那种不为写作拘束的生命的感觉特别漫溢,这个东西很少见。前天六哥说一本好的书一定要有神性,李娟的书里面就有这样的东西,到最后一本书就是一个人心灵的呈现,隐藏不了,也夸张不了,它有多么深多么广,读者是最有这种感受的。

 

张立宪:我两年前看到一个少数民族的大哥,他说汉语都有点磕磕绊绊,但是他讲的故事我特别爱听,让你特别着迷。他们那个地方随手拿来就是一个好故事。是不是我们离那个地方太远了,还是他们有天生对故事的感知能力?

 

柴  静:举个例子,李娟长途跋涉中遇到了哈萨克族聚集的地方,也没有房子,三个女人找了一些杆子把帐篷搭起来,但是又漏雨,又找好多塑料袋系在漏雨的地方,但是她写的笔墨没有一点自怨自艾,她写的生命力强大到,这个东西要带着幽默感,比如第二天早上卖东西跟顾客讨价还价,那个塑料袋突然破了,她就在站那个塑料袋底下。就是这样一个生命。

 

杨  葵:马尔克斯说过,所谓魔幻现实主义,是外人那么总结出来的,对他自己而言,就是在日常身边出现的琐事。隔了几年以后中国有一个作家叫莫言,他说确实如此。又隔了几年,又有一个作家在书中记录,说莫言这样的人,肯定能写出漂亮的魔幻小说,因为他的高密就是个魔幻的地方。说莫言有年回高密,从县城走回村子,要过一条河,到河边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他脚刚一踏进河里,就出现很多小红鱼对他嚷嚷: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吓坏了,赶紧收回脚。隔了一会儿又踏进去,又说吵死了。如此这般,没过成河,第二天天亮再过河,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事本身就很魔幻,好好关注生活本身吧。

 

张立宪:杨大婶认为莫言可能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读  者:杨大婶能不能说一下正在写的作品的内容。

 

杨  葵:我在写的一个,暂时名叫《生活费》,写一个当代百姓的生活成本,我记了一年多详细的流水账,小到交停车费两块这种的,都记下来。这本新书可能半社会学,半笔记体,四不像。

 

柴  静:《百家姓》,有的人觉得是记录很多小人物状态,很有意思。有的人觉得非常片断,不足以呈现全面,你怎么看?

 

杨  葵:我不关心别人读出什么,我是要满足自己的愿望,并不是为了让读者读出什么而写作。我是这样看:有人喜欢记,有人喜欢总结,有人喜欢分门别类,各有各的乐趣,也各有各的价值。

 

读  者:这本书最开始写完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是完成自己的一个回忆有点轻松?还是引发其他的各种感慨?

 

杨  葵:没有,并不是从第一个字写起写到最后一个字,第一篇好几年以前写的。

 

读  者:写完以后再翻自己写的这些东西,对有交往的人的评价,跟您当时跟他们交往时候的感觉一样吗?我觉得事后的评价就好像出去玩儿到一个景点照了照片,现在就是把那个照片做后期处理。

 

杨  葵:想起一个人来,我会很明确地知道这是我此时此刻想要的这个人,我可能明天想的他就完全不一样。这方面我没去琢磨。今天觉得这个人完全可恶,明天觉得这个人非常可爱,我一点不惊奇,也一点不奇怪,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柴  静:一切的点都是有价值的,你当初对它的怨恨和此刻对它的更新,在拉开这个时间感里面都有它的价值,周云蓬原来也说过一句话,南方都市报采访他,说你十年之后会想到今天的自己说什么。周云蓬说别小瞧过去的自己,也别贬低否认自己,别因为用不着了就随意地否定。查建英写王蒙的文章很有意思,这个文章最优美之处就是把这种变化的线索写出来了,所以写得特别好。

 

杨  葵:我小时候写论文,写京派文人圈中的诗歌创作,我挑了胡适早期的白话诗,和卞之琳成熟期的诗对比。我老师说你不能拿一个人最好的和另一个人最差的来比,这是不公平的。这是我十七岁的时候得到的教育,对我的影响很大。查建英写王蒙,把整个过程写得非常细,但是我觉得最后对王蒙的结论,有点否定得太快。依我看,王蒙聪明得不得了,现在还远没到总体评价他的时候。

    再有,最好不要以自己的喜好去判断另外一个人。退一步说,非要这么去判断也成,但要心里明白自己正在以自己的喜好在作判断,始终有一个声音在旁边告诉自己,这只是我根据自己的喜好判断,跟他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没太大关系。

    查建英的文章这两点都做得不够好。我个人认为,查建英现在的作品跟她二十年前写的相比没有太大进步,就是因为这两条做得不够好。我读这文章没有读到一个声音告诉她,这是她此时此刻、依自己的喜好看到的王蒙。

 

读  者:怎么看待作家跟时代的关系,或者他的经历跟社会之间的那种关系?

 

杨  葵:你说的是作家参与社会事件吧?这也是在变化的,我个人选择的是不参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这可能跟受的教育,跟自己的经历都有关系。我父亲到晚年跟我说,他当年爬墙头往下扔石块跟腐败作斗争的时候,另一些人选择了去图书馆。后来,去图书馆那些人默默在大漠一辈子,是两弹一星的功勋人员。我父亲说,那些人为社会做的贡献比他们这些爬墙头的人大得多。

    知识分子首先要有独立思考的习惯。我很奇怪经常有些人指责另外一些人,说你是知识分子你就必须应该要怎么样。

 

张立宪:今天就到这儿了。欢迎大家多来钱粮美树馆,在微博上多说《百家姓》有多么好,或者多么不好。各位再见。

 

杨  葵:我最后要谢谢艾莉,谢谢钱粮美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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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09 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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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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