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湖南湘乡市一中学发生学生晚自习下课踩踏事件，造成8死26伤的惨剧。近年来各地将校园安全视为重中之重，采取一票否决制，校长经常有安全压倒教学、不敢组织任何活动的抱怨。但此类事件的出现，说明对校园安全的重视，怎么强调都是不过分的，毕竟，人的生命高于一切。

     区别于这类群体伤亡的校园安全事件，另一类教育灾难更不容易引起人们关注。几天前的一个凌晨，海淀区一名高三男生在自己家中跳楼自杀。尽管此类事件也屡见不鲜；但这一次对我震动特别大，因为发生在身边，是我同事的孩子。他不是重点学校的学生，但学业成绩良好，同学和家庭关系等一切正常，事发前无任何征兆。在青少年自杀事件中，这种原因不明的自杀十分常见，也是最可怕的，令教师和家长束手无策。

     如果排除精神疾病及意外原因的少数案例，放开眼界，在一个大的生存环境中透视，这类事件的原因还是大致分明的。今年春天，在文教昌盛的苏南地区连续发生4起中学生自杀事件。一名勇敢的高二学生征集了众多同学的签名，将要求改善教育，防止学生自杀的信件送进了中南海。其后，江苏省开始大张旗鼓地

杨东平按：由我主编的《新中国教育人物》已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文系此书的序言。

     中国是个盛产教育家的国度，自孔子开创有教无类、人皆可以为圣贤的先河，教育之光照亮了文明古国的历程。20世纪以来，以蔡元培、陶行知、晏阳初、黄元培、陈鹤琴、梅贻琦、张伯苓等为杰出代表，教育界名家荟萃，大师云集。今天中国现代教育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是由五四一代教育家所开创的。

     新中国的教育历史，同样由众多的教育家所标识，他们的身形如座座丰碑，成为60年教育发展闪亮的坐标。然而，今天说起“教育家”，却是个多少令人有些困惑的话题。在近些年的大发展中，教育界气象非凡，新潮理论迭起，名师、名校长辈出；但是，当我们说起“教育家”时，仍然不由自主地将目光转向过去。教育界也在不断地“更新观念”、自我鼓励：既然唱一首歌可以叫歌唱家、办一个企业可以叫企业家，我们为何不能理直气壮地自称“教育家”！我也认为不应将教育家神圣化，成为高不可攀、仅存于历史中的逝者；事实上，这些年来教育家的盛会、鲜花掌声一点也不少。然而，他们的面目也的确

    随着北大“实名制”推荐学生的名单公示，围绕这一事件的媒体关注渐至尾声。对这一改革，我认为是一个无关宏旨的细节，并不值得这样大张旗鼓地关注，因而一直没有发言。我并不简单地反对这一举措，相反，认为高校扩大自主权的各种改革，例如五校联考、三校联考等对于打破铁板一块的格局都是有益的，应当以宽容的态度允许探索。改比不改好，没有校长实名制，这些名牌高中不是也在以保送生的方式推荐吗？而且，也不能要求这一具体举措能够解决教育公平，选拔偏才怪才等各种问题；这显然属于过度解读或误读；当然，可以引发我们对深入招生制度改革的思考。

    北大面向少数高中名校的校长实名推荐，只能够产生学业最优秀的“尖子”，这正是人家的目标，这一举措的目的本来很明确，是直接针对清华大学的提前“掐尖”的招数，并不是选拔特殊人才的措施。目前选拔偏才怪才的制度设计，主要体现在特长生、特殊才能加分（如奥数金牌、科技奖项）的政策上。当然，对于少数特异人才，例如数学考零分的天才，现在的加分政策也难以保全。对这样的极少数人，应当开辟的是另一种特殊通道：经一个专门委员会甄别通过后予以录取。这一制度同样适

    11月27、28日，由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21世纪教育研究院、好人好事NPO共同主办了一场别具意义的会议——“应对变化：教育公益组织的行动与思考”分享交流会。这是中国教育公益组织的首次聚会，90多家教育公益组织聚集一堂，气氛十分热烈。

     我发言称其意义远远超越了“抱团取暖”，而成为新中国60年社会发展、教育NGO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的一个见证，因而，它成为一次小小的检阅，也可成为对60年的一个献礼。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致词称：一个社会最大的悲哀是它没有未来，一个社会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创造未来。这就是教育类NGO的价值和重大责任——我们的意义在于我们在创造未来，我们在塑造未来的公民。说的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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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公开信，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人的最后遗言，大多是无所顾忌的。因而，赵丹讲真话，说管得太多了，文艺没希望。巴金讲真话，希望反思文革，建立文革博物馆。钱学森的教育“天问”，则说出了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困惑。

    老一辈大师的相继离去，我们真的进入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尽管我们对大师、对杰出人才的渴求从没有如此强烈，建设了诸多“工程”，采取各种刺激政策；然而，我们离世界一流的目标究竟是日益接近，还是渐行渐远，一直是个难以回答的疑问。“钱学森之问”的价值，就在于他以一个大科学家的

    11月19日下午，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录制节目，谈教育问题，标题是《中国教育的文化更新》，将在21日（周六）下午2点凤凰卫视中文台首播，22日（周日）上午8：25和23：30重播。

    也是回家的感觉——2003年前后我曾在《世纪大讲堂》工作过几年，其间换了几茬主持人，从阿忆、许戈辉、曾子墨到王鲁湘。网络上经常介绍我为《百家讲坛》的总策划，系此之误。这两个电视讲座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内地至今尚无《世纪大讲堂》这样能以思想和学术直面社会、认真探讨问题的电视栏目，而且不以收视率为唯一评价。这是凤凰卫视令人佩服的勇气和大气，也可以算是“企业社会责任”。我一直想写一篇悼念《实话实说》的文字，由于国庆、出访等而耽误了，想说的也是这个：一个只允许娱乐、只允许向下发展的媒体，自然容不下什么思想和实话。

    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遍布漂亮的西班牙式建筑，而且是同性恋者的乐园，彩虹旗四处飘扬。在这里自然找不到闻名中国的“加州牛肉面”，却可以真实地体会何以“加州阳光”遍布中国各地的楼盘。这里一年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夏秋时节的半年旱季，每天都是阳光灿烂，晴空万里，没有一丝云彩，蓝天之澄澈、纯粹，真的令人称奇。

     纽约以曼哈顿岛的高楼广厦为城市名片，成为中国大城市包括北京争相仿效的对象。911事件之后，在世贸大厦遗址正在兴建的新的单体大厦（高度将超过双子星座），成为新的观光点。

  纽约世贸大厦遗址工地

    此番由于在纽约走访较多，因而对城市的感觉更为丰富。纽约被称为是一个“大苹果”，不仅由于华尔街、百老汇、自由女神、纳斯达克等的五光十色，富丽繁华，尤在于它强劲的活力和创造力。这种内在的力量和品质，源自美国核心价值之一的多元化、多样性。我惊讶地看到那么多墙外带救生梯的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建筑的老房子，它与恢弘壮丽的大厦浑然一体，构建了清晰可感的城市文脉和历史体温，提供了中国城市取消历史的商业开发

    位于纽约42街旁的福特基金会大楼，一如美国大多数的楼宇那样典雅高大、气派不凡。其独特之处，底层为花园庭院，整个建筑为中空结构，内外所有墙壁全部使用玻璃墙，使得每一间办公室都通体透明，对应了公益机构公开性、透明度的理念。我们戏言，万通也应在北京建一所“透明度”大楼，供各个基金会所用。

纽约一瞥

    纽

     10月25-11月5日，我作为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代表，随徐永光带队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代表团到美国参观学习，在波士顿、纽约、旧金山三地走访了约20余家不同的基金会组织和研究机构，饱览了美国慈善公益事业的绚丽秋色。

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合影。左起：友成企业家基金会丘晴晴，NPI研究中心吕朝，万通公益基金会徐晓东，心平公益基金会伍松，友成企业家基金会甘东宇，仁爱慈善基金会林起泰、李莲，国际美慈组织陈一梅，南都公益基金会徐永光，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杨平，北京华夏经济社会研究中心饶锦兴，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杨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