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奥数教育的是非和利弊，近来媒体报道已很多。最新披露的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对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广州、哈尔滨、郑州、重庆等15个城市的公众调查，结果与我们的经验是吻合的：被访者中有78%的小学生参加过奥数培训，84%的孩子表示不喜欢，选择喜欢的占16%。57%的家长的动机是为了让孩子获得进名校的机会，48%的家长是为了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迫于身边人都参加奥数培训压力的占35%，孩子出于自身兴趣参加的仅占11%。对于奥数培训的评价，58%的家长认为弊大于利，64%的家长认为劳民伤财，效果甚少。

    奥数教育的悖论就在于虽然大多数学生和家长认为弊大于利；却又不得不投入其中，为之推波助澜。在这场劳民伤财的游戏中，培训机构的获利显而易见，但他们并不是源头，而是被强大的需求催生出来的食利者。这个源头是择校制度，是少数名校的特殊利益。因而，奥数热并非“没治”，关键是看政府是否依法行政、依法治教。

     日前，成都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市政府、市教育局痛下决心，将用一年的时间，分批分类，对奥数采取“彻底封杀”，彻底整治“奥数难题”。具体措施，

    日前，重庆市取消31名民族身份造假考生的录取资格，对他们的父母分别进行党纪和政纪处分，同时，宣布为体现对未成年人的关爱，不公布造假考生的名单。此举引发社会热议。

    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人同此心，是一个非常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的理由。但是，对于高考这样一个影响巨大、利害巨大的国家行为，还需要考虑和平衡相关的价值，譬如，高考录取制度的公正性是否需要保护？政府行为的公正性是否需要保护？无论是教育部关于“阳光高考”的规定，还是目前正在探讨中的扩大高校自主权的高考制度改革，都把更大程度的信息公开作为基本要求、基本手段，这也是众所公认的最有效的社会监督。如果重庆之例成为示范，天知道“保护未成年人”的盾牌将堂而皇之地遮挡多少“猫腻”，信息公开这个几乎是唯一能保障高考公平的法宝，是否会完全失效？联系浙江对“三模三电”作弊学生的“模糊公示”，就不难理解这一担心，那时他们还没有想到这一义正词严的借口。推而广之，这个问题就更突出，初中毕业生是真正的未成年人了，同样需要阳光的中考，能不能通过学生信息公开予以监督？

    显然，只强调对犯错未成年考

    7月4日。在杭州师大讲座后，得暇重游西湖。

    杭州是我非常熟悉的城市，由于有两家亲戚和众多的表兄弟姐妹，从小就经常游杭，在南山路和宝石山一带活动。及至后来，栖霞岭成神往之处，都是些“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近年来因会议也常来杭州，令人摇头“碧波千顷，高楼万丈”的新气象。

    掉转目光，杭州的青山绿水、湖光山色是看不厌的。从北地而来，总是为那葳蕤多姿的草木植被、山野树林所感动，一石一树皆风景，延续着由宋及今妩媚而生动的江南魅力。西湖六月正是碧叶连天、红莲映日的季节，十里长堤、岸芷汀兰依然愉悦着天下有情人。断桥上人流如织，“载不动，许多情”。孤山一带的景色也常看常新。湖面的立桩吸引了野鸭的停驻，成

    7月3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在远望楼饭店举行。

    非公募基金会的首次盛大集会，系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

与研究院的同事在会场，左一刁文，右一邓宇虹。

    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的时刻。2004年，国家颁布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确定了公募型和非公募型基金会的分类，打破了此前慈善公益事业为少数几家国字头公募基金会所垄断的局面。非公募型基金会从无到有，开始了合法化和制度化的生长，其发展之速超过预料。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引致的“公益井喷”，成为重要的推力。截止2008年底，全国已有643家非公募型基金

     6月27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机构联合举办“如何转变政府教育职能”专题研讨会。

     会议的亮点之一，是地方政府教育行政创新的案例。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尹后庆介绍了浦东新区教育治理模式的创新，通过委托管理、购买服务等方式改变政府职能。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长张国华介绍了他们建设“教育惠民服务中心”，提供信息服务，以及实行购买服务等实践，显示转变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现实可行的。

     另一个亮点是医改与教改之争。重量级的医改专家诊断教改，两相比较，打开了新视野。李玲说得很好：医改是治人身体，教改是治人灵魂。教改和医改孰轻孰重，显而易见。没有想到的是，医改和教改还在互相羡慕，因为近些年来医疗卫生的市场化程度远比教育更高，欠帐更多，政府公共财政仅占百分之十几，年医疗卫生经费才2000多亿；而公共教育经费每年约8000多亿。尽管医改方案并非理想，但大家公认，医改的好处是目标十分明确：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医疗保障体系。教改的最大问题，却是没有清晰的目标和理想，不知“彼岸”在哪里，只关注“修路”和“筑桥”。这一评价是很准确和深刻的。

    研究院的民间版高考方案发布后，引起强烈社会反响，有些是意料之中，也有些是出乎意料的。

    一些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关注，集中到了一项更为细节的建议——降低英语成绩的权重上，一些网友留下了“打倒全民英语”的呐喊。由于有奥数的前车之鉴，我不会再使用这样的“雷人”语言了，但我反对“全民英语”的立场是十分明确而且毫不隐瞒的。事实上，在奥数之争时，就不断有人质问为什么对同样为害甚烈的“全民英语”不予关注。其实，我们早就关注这一现象，在2007年就举行过专题研讨，讨论关于母语教育与外语教育的恰当定位。

    在全球化时代，英语的重要性自不必说；但作为国家的语言文化政策，我国规定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进行英语教育（实际上很多地方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了），在世界各国仍是不多见的。法国对母语教育的重视和备加保护是有名的，俄罗斯等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从小学五年级才开始外语教育，原因不言而喻——在儿童基本奠定母语的基础之后才进行外语教育。

    6月13日。下午，在远望楼饭店举行研讨会，21世纪教育研究院公布了一个民间版的高考制度改革方案（见附件），熊丙奇教授介绍方案，专家和媒体记者进行了热烈的评析和讨论。

     面对教育改革，我们需要回答：一场理性的、建设性的、实质性的教育改革是否可能？我的回答是确定的。当然，这不仅需要理想和热情，尤其需要对教育国情的充分了解和把握，需要缜密的、具有操作性的具体设计，需要配套的措施和政策，需要实验和试点等等。这个供讨论的方案是一块引玉之砖，以期引发更多的意见和建议，促使公众共同参与这一设计，推动高考制度的改革。改革，需要行动，需要真正的启动。

    在思路和策略上，这个方案有两处值得一说。一是“放开两头”的思路。对于那些办学水平较高的研究型大学，可以逐步赋予它们更多的自主招生权；对处于高等教育另外一端的高职院校，由于供求关系已经比较宽松，完全可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调配作用，实行不同形式的自主招生。

    另一个思路，是“以改革的实践促进改革”。公众对扩大高校自主权的最大担忧，就是高考腐败。最近刚发生的吉林

    6月10日。

    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礼堂举行《200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发行讨论会。由麦可思公司进行的大学生就业调查，已经是第三年，由于此次调查的对象是2008年7月毕业的大学生，调查的是时间节点为他们离校半年之后的2009年初，正好赶上金融危机的影响，其结果格外令人关注。

    麦可思的大学生就业调查区别于由高校自主申报的就业统计，是非政府的、独立的第三方调查，因而更有可能体现客观公正的价值；也区别于一些零散的、不连续的、局部的调查，首开利用网络平台、覆盖各类高等学校、直接面向毕业生的大样本调查（有效问卷22万份）。此外，麦可思调查是需求导向的，重在反映劳动力市场、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从而为改革教育提供了真实的依据。可以说，这正是它的最大意义：为教育决策提供必需的信息基础，这是科学决策的基本前提。非常遗憾的是，目前我们的许多教育决策却几乎完全缺乏这一基础，许多数据或者不公开，或者由于没有进行调查或数据分析、得不到有效的解释，例如日前关于全国有80多万考生弃考的信息。事实上，发达国家教育行政管理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建立国家教育数据库

    作为今年“六一”的礼物，北京市教委公布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中小学市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先进班集体评选办法》。评选标准降低了对市级三好学生学科成绩的要求，将原先语、数、外三门主科学年总评成绩为优，改为主科不必全优，只要求“学科学年总评成绩优良”。同时，加强了对身体健康的要求，体质健康标准必须达到优秀等级。其他的改革包括延长公示时间（由两天改为三天），外地借读生也可以参评市三好。这些改变对于完善“三好生”评选制度，建立正确的导向，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这一制度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去年夏天，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炮轰”三好生制度并建议取消，引起轩然大波。顾先生反对这一评选，是从教育规律出发，因为从小就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不仅对大多数没有评上“三好”的学生是一种伤害，挫伤了他们的自尊和自信心；也不利于“三好生”的成长，使他们背上包袱，不能正确看待自己，或者畏首畏尾，谨小慎微。

    “三好生”制度为人诟病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强烈的功利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直接与升学挂钩，争当三好、学生干部，就是为了

     5月24日。下午参加《南方人物周刊》主办的“2009中国娇子-青年领袖”颁奖典礼.

     我作为嘉宾，给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著名生物科学家施一公颁奖。他没有到场，替他到现场领奖的是另一位著名的生物科学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也是我心仪已久、十分尊敬的科学家。他们两人的共同特点是不仅活跃在该学科的最前沿，而且极富社会关怀和良知，的确堪为“青年领袖”。

     施一公发表的视屏讲话，特别强调青年人要立大志，有理想，有想法，有点脾气，而不仅仅是抱怨，不仅仅是谋取一份职业，追求舒适的生活。他是有资格说这话的，因为他身体力行，放弃了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的职位而回国，在海外引起震动。他被视为是极具获得诺贝尔奖潜力的顶尖华人科学家，但他对诺奖这件事和科学圈的生态又很清醒和“明戏”,他说科学是崇高的，但科学家则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