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与薛兆丰谈工会与罢工

薛兆丰 
2010年6月6日

最近陈志武教授我与我展开一场关于工会与罢工的网上公开讨论。尽管两人分歧不小，却在一个最切中要害的地方，抱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我先谈这个共同点，然后解释为什么在这个共同点以外，我们的观点分道扬镳并越走越远。

我们两人的共同点是在我的追问下由志武教授表述的。我问：

我现在更想得到你的回答：1. 工人罢工时，你是否赞成雇主有权辞退罢工者并另请他人？2. 你是否赞成工会有权组织工人纠察队（picketing）阻止自愿的人上班？

志武教授回答：

 1. 雇主有权请他人；2. 他们可以游行，但不能阻止其他人上班。如果后者是工会成员，这又取决于他们工会的章程和其他约定。如果是非工会成员，当然不受这种限制。

我完全赞成志武教授的这两个观点（下称“共同点”）。只有做到这两点，才是对自由立约权的维护。然而，以我的概括，由于志武教授在三个方面出现了一连串的问题，以致我们除

高人权才有高增长

薛兆丰 
2010年4月23日

以下是我在某论坛的首次发言。

诸位，

感谢秋风在2004年邀请我参与，我当时婉拒了，是我的损失。没有想到今天它已经有这么大的规模。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不少老朋友，很荣幸能加入讨论，请大家多指教­。

下面我就秋风的文章《反思比较优势战略，打开弱者上升之门》（见这里）作简要评论。

相对优势，本身是一个原理，一条经济规律，遵守这条规律办事，就能提高效率，达到双赢和多赢。

所谓“相对优势策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样的策略，尽管有学者有用这个词儿的——充其量就是指“应该按规律办事”。

如果政府想“按规律办事”，那么我们顶多可以批评说，政府由于自身的无能，达不到它想达到的目标。但我们不能批评“相

目前的县竞争不是人类最佳制度

薛兆丰 
2010年4月6日

张五常教授七十诞辰晚宴切蛋糕前发言说（文字见这里，视频见这里）：

我自己是一个制度的专家，这几年我看得很准。中国现在浮现的制度，开始稳定下来的制度，开始明确起来的制度，你拨开那些沙石，拨开那些不清楚的东西，我看到的是一个我相当欣赏的制度。我认为现在中国正在浮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我知道的最好的制度。这并非易事，因为我知道很多很多，我知道的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人都多。

张教授三年后的今天作“补充”。他把全称“中国正在浮现的制度”大幅收窄为特称“中国的县竞争制度”，并加入“考虑到人口与资源的局限”作状语限定（见

择优录取和按贫资助应该分开执行

薛兆丰
2010年3月15日《经济观察报》

两会期间，凤凰卫视的主持人闾丘露薇请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和复旦大学的葛建雄谈高考，他们都反对加分和面试。三人不约而同地认为，在中国现阶段，高考绝对是最公平的选拔方法，因为让穷困子弟还有点希望。

我反对这种观点，因为它混淆了高等教育“择优录取”和“按贫资助”的两个独立的原则，结果将是对优质考生的歧视和教育质量的下降。

不难设想，每个考生都有两方面的属性，一是其素质，二是其家庭的财务缺口。如何准确地判定这两个数值，固然是不容易的事情。这里先假定这两个数值，都已经求出来了。也就是说，每个考生都贴了两个标签，姑且称之为“素质指数”和“财务缺口”。

合理的招生模式，是尽量客观地估算每个学生的“素质指数”和“财务缺口”，然后先按其“素质指数”排序，然后再按每个学生的“财务缺口”，从已经筹集到的助学基金中取出钱来补贴，缺口大的多补，缺口小的少补，直到助学基金分完一刻，算是录取了最后一名考生。显然，这种招

火车票低价造成了举国浪费

薛兆丰
2010年2月8日《经济观察报》

[讨论意义大] 十年前我开始不断撰文解释，要治理春运综合症，即乘客长时间排队、黄牛党猖獗和火车站大混乱等关联现象，有一个办法，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火车票充分提价。十年来，这个建议只在小范围内得到重视和讨论。今天，我的观点没有改变。春运现象是学习价格理论和研究公共政策的优良范本，值得每一位对经济、舆论、政策等领域感兴趣的朋友深思。

[价值规律] 春运综合症的核心，是其内在的经济机制。说来简单，不难理解，只是很容易忘记。任何商品，因为人们的需求没有止境，所以只要价格过低，就会出现短缺。消除短缺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价格提到足够高。

[回家过年是商品] 要强调的是，任何商品均如此。人们常有鸵鸟心态，在讨论价格的时候，会说那些正在触动他们神经的商品非常特殊，不是商品，所以价格规律不起作用。谈水费的时候，他们说水不是商品；谈学费的时候，教育不是商品；谈药费的时候，健康不是商品；谈旅费的时候，回家过年不是商品。然而，抱着

政府卖地消除楼市泡沫

薛兆丰
2010年1月26日 

坊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房地产市场，由于政府大量卖地赚钱，所以推高了房价，并制造了楼市泡沫。这种观点是错的。恰恰相反，假如政府不卖地，不从卖地中挣钱，房价反而会进一步剧增；政府卖地本身，其实直接推低而不是抬高了房价。

政府在房地产市场取得的巨额财政收入，常常被误解为居民住房成本增高的根源。其实不然。道理很简单。你意外捡了颗钻石，假如市场上最高出价是100万，那么它就能卖100万。即使你把钻石赠送给中介商，它最终也还是卖100万。也就是说，即使政府把土地送出去，按身份证号码摇奖，随机送给国民，最终购房者支付的房价也不会因此下跌。这是经济学的供求规律。让我分八点逐层简述。

第一，供地越多，房价越低。不管这供地是通过行政分配、公开拍卖、私相授受、免费赠送来实现，此理不变。所以，认为政府因为卖地多而增加了楼市平均价格，是方向性的错误。

爱市场就不能放了吴英

薛兆丰
2010年1月7日

首先我主张放吴英一条生路（案情细节参见这里）。手上没有人命，只是涉及财务，区区数亿，不及某些毋需丧命的贪官涉案金额的零头，何况连麦道夫都不至于死。年纪轻轻，让她活下来吧！是的，我动的是人道理由。我没有说美国的法律可以适用于中国。有些人坚决认为吴英就是该死，我说这些人内心凶悍未开化。

然而，我认为吴英有罪。有些人本着支持民间融资的立场，要为吴英洗雪清白。例如秋风就大谈什么“贫富分化、企业家精神、虚假繁荣、深厚的中国传统根底（见这里）”，这毫不靠谱，是无限上纲，大而无当。

在讨论案情时，不应该忙着站队，而应该搞清楚事实，看事实是否违法；如果违法，那再看量刑是否适当；如果适当，那再看是否可赦，以及再看往后是否应该修改法律。

市场经济不是无法无

请转发所有房市经济学家

薛兆丰
2009年12月28日

据报道，经济学家华生建议，对第二套房持有者征收特别消费税，而对于开发商们则征收暴利税（见这里）。

“短期内解决高房价问题，可以从税收改革上实行下刀。”华生建议说，中国改革的特点都是在增量上下工夫，可以首先对第二套房持有者征收特别消费税。对于持有两套房，但出于改善型目的的消费者，可以先征税，待其卖出其中一套房子后，再给予退税。对于号称没有多少利润却始终雄踞财富榜前列的开发商们，华生则建议，征收暴利税，税收依据为开发商楼面地价与拍卖土地的售价差额。

我在新浪微博上说：

政府向买房者征税，和向开发商征税，效果是一样的，即以第三者的身份强占住房面积。原来一百万能买三室的，征收“特别消费税”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