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程序不完善该怎么办

薛兆丰
2009年6月24日

我的两篇短评“邓玉娇案的重点与盲点”和“网络陪审团追求最大戏剧效果”引起争议。反对者的理论是“因为法律程序不够完善，所以必须往弱者一方站队。”

这理论的逻辑有问题。既然法律程序不够完善，就应该致力于完善法律程序。法律程序不够完善，受伤害的就是那些得不到适度法律待遇的人。真正的弱者，是且永远是那些得不到适度法律待遇的人，而不是超越案情背景从财富、地位、学识、年龄、性别上被判断为弱者的人。法律程序不够完善，就说明有人得不到适度的法律待遇，那我们就应该致力于确保案件的每一方（而不是某一方）都得到适度的法律待遇。这才是帮助法律程序走向完善的正确道路。反过来，不假思索地站在自以为的弱者一方，则不可能对完善法律程序有帮助。

邓玉娇

网络陪审团追求的是最大戏剧效果

薛兆丰
2009年6月24日

读了若干围绕我的“邓玉娇案的重点和盲点”所展开的讨论。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由于情况非常“特殊”，所以应该放过“重点”（即防卫是否过当和量刑是否适当的问题），同时放大“盲点”（即谁是强者谁是弱者的问题）。这恰恰就是我感到忧虑而作出批评的现象。

舆论应该监督侦讯以公正的方式进行，但不应该主导甚至代替侦讯。舆论诉求的应该是公正的处理，而不是未审先判的权力。有些人说他们认为网络陪审团就是更理性，他们就是有资格判断谁是谁非，他们要的就是对弱者有利的结果。那么，我的回答是：那也未尝不可，但那不公正，那不是法治。

就案情而言，任何发生在警察接管现场后的事情，都不能改变案件的第一个重点，即邓贵大是否企图强奸和邓玉娇防卫是否过当的问题。对此，我认为仍然存在以下疑点。注意，是疑点而不是判定。 

疑点一，证据被销毁了吗？据说证据全被

邓玉娇案的重点与盲点

薛兆丰
2009年6月18日 

围绕邓玉娇案所引发的舆论（包括压倒性地对初审判决表示支持的言论和为舆论影响了判决而喝彩的言论）反映了公民法治观念的苍白。我不直接讨论案件的事实经过，也不直接讨论法庭所认定的事实、罪名和量刑，我只讨论该案的重点、盲点和舆论反应。

该案的重点问题之一是“防卫是否过当？”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答一系列子问题，包括但不限于：（1）邓玉娇在案发时神智是否清醒，能否控制自己的行为；（2）共有多少人在场，他们是谁，他们各自干了什么；（3）邓贵大究竟做了什么（而不是邓玉娇认为他想做什么），是他把邓玉娇推到沙发上使她坐下，还是他把她压到沙发上；邓贵大有没有性侵犯邓玉娇，现场是否存在邓贵大强奸邓玉娇的可能；（4）邓玉娇是否需要刺伤邓贵大四刀以上才能使对方停止侵害。这些都是问题，我不谈答案。我是说这些应该是重点的问题，是所有人——尤其是法庭——必须专注的问题。

对这一系列的问题，从法庭裁决所得到的回答是：

巴东县人民法院认为，邓玉娇在

与谢作诗教授商榷如何做粉丝

薛兆丰
2009年4月23日

辽宁大学的谢作诗教授最近撰文“低人民币汇率不是供养美国”，以评论我的文章“压低人民币汇率等于供养美国”。谢教授先对我赞扬一番（“薛兆丰言辞洗练，思想一贯，经济理念纯粹而又彻底，观点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常常深刻又正确。”），同时坦言自己是张五常的粉丝（“我的确是张五常和张五常经济学的崇拜者和忠实追随者。”），然后分别引用张五常和我的观点，再为张五常的观点辩护。

我先要感谢谢教授的赞扬，并希望本文也不例外。接着我要马上指出，谢教授所引用的他的偶像张五常的言论，其实是我在去年为了幽人一默而写下的（见“

真实生活中的经济学分析 
价值中国专访经济学者薛兆丰

2009年4月15日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看待美国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目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最大危机和挑战是什么？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价值中国就此专访了经济学者薛兆丰先生。

1.  在您的个人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真实生活的经济分析”，您是不是想通过简单的语言来解释深奥的经济学原理？

我当然希望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达思想，但经济学原理本身是否深奥就未必了。有些内容肯定是浅的，价格管制和自由贸易等，有些深一点，产权和公司内部治理，反垄断法涉及的各种可疑的商业行为，货币和金融等，但和数理化比起来都算不上深奥。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这门科学还处于很幼稚的阶段，高深数学确实是被用来掩盖它的幼稚了，

大都市从来都有穷人的容身之所 

薛兆丰
2009年4月8日

刚读到的：

迪士尼乐园建在浦东不对。那里可以提供人民币百多元的酒店房间吗？可以在街上找到几块钱吃得饱的膳食吗？农民一家大小，扶老携幼地跑到不久的将来差不多肯定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去，孩子在路旁小便是否犯法了？不成体统，于是合不来。……几年前我建议迪士尼把乐园建在洛阳，……地球上没有另一处对人类的文化历史表达得比中国中原更具感染力的。……该市清洁（比上海清洁），不缺水。（张五常“米奇老鼠不懂神州”）

我好奇想知道，在洛阳的小朋友是不是经常在路旁小便？是的话，为什么洛阳会比上海还清洁？就因为不缺水？不是的话，农民一家大小，扶老携幼跑到洛阳，孩子在路旁小便，难道又成体统且合得来了？

我绝非选址专家，不知道上海是否首选，但认为这个反对理由欠缺说服力。上海交通方便，容纳能力高，有许多其他吸引力，可以让游客

哈耶克接受众经济学家采访

薛兆丰 
2009年3月31日

哈耶克（F. A. Hayek）在美国受欢迎，曾经接受过由多位顶级经济学家组成的团队的轮番采访。团队成员包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凯恩斯主义专家莱恩胡佛（Axel Leijonhufvud）和产权理论之父阿尔钦（Armen A. Alchian），来自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James Buchanan）、海（Jack High）和韩思理（Thomas Hazlett），以及来自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博克（Robert Bork）……

我自己只看过其中两集。在阿尔钦家中看了阿尔钦那集，阿尔钦坐在旁边看完；在布坎南课堂上看了布坎南那集，布坎南坐在旁边看完，还说起其中的花絮。布坎南说，采访计划分两段，中间喝点咖啡，稍作休息。前半段，哈耶克非常合作，答得非常详尽；喝完咖啡，老人家可能就累了，后半段完全走样，问几句答半句，采访无法进行下去。

后来，哈耶克再被问起，谁是他最喜欢的在世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回答说：“阿尔钦和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而挚友罗宾斯（Lionel Robbi

华尔街巨额奖金事件有益无害

薛兆丰
2009年3月18日 

上周末美国的AIG公司支付了它金融部门十多位高层管理人员1.65亿美元的奖金，这两天引起众怒。是好事，我想不出任何坏处。奖金是一年前议定的，目的是慰留人才。公司现在的环境不算差，政府是80%的主人，员工是大半个国企雇员了。

如果公司破产，那么接手的人或许可以重新商议这批劳动合同；但政府接管，不是破产，劳动合同固然生效。按照康州法律，欠薪的雇主要支付双倍工资并负责律师费，政府撕毁合同的短期影响比支付奖金的更恶劣，而长期影响就更不堪设想。

这笔奖金其实只是政府注入该公司的千分一，九牛一毛，不算什么。就是两个礼拜前，还有议员大声疾呼要从速花钱：“人都躺倒了，当然要赶紧救，还讨论什么责任，还讨论什么花得值不值，当然有些浪费，但重要的是花出去，重建市场信心，增加有效需求……”而事实上说这些话的何止几个议员？现在应该反省的是他们而不是高管。

从增加“有效需求”的角度看，把钱集中给这些高管，可能会更直接更迅速地刺激房地产和股市

斯密的道德观和市场观

薛兆丰
2009年3月16日《经济观察报》

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阐释者。他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以下简称TMS）剖析了人类的心理特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以下简称WN）则阐述了市场的运行机制。两部巨著浑然一体：斯密对人性的深刻理解，恰恰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坚如磐石的正当理由。

斯密首先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是自私自利的。他写道：“我们并不轻易怀疑某人缺乏私心。缺乏私心并不属于我们通常对人产生猜疑的原因之一。然而，如果某个人不是为了家庭和朋友的缘故，却不爱护自己的健康、生命或财产，不去做本来只是自我保护的本能就足以促使他去做的事，那么这无疑是一个缺点，虽然说这是某种可爱的缺点。它把一个人变成与其说是轻视或憎恨的对象不如说是可怜的对象。但是，这种缺点还是多少有损于他的尊严和他那品质中令人尊重的地方的。满不在乎和不节俭的品质，一般不为人接受，并不是由于它讨人怜悯，而是由于它缺乏对自己利益的恰当关心

伯南克搞的是托宾经济学

薛兆丰
2009年3月2日 

今天奥巴马总统和伯南克主席搞的不是弗里德曼经济学。今天布隆伯格有一篇题为“弗里德曼消逝——耶鲁的托宾从坟墓里指引奥巴马”的报道，指出凯恩斯主义者托宾（James Tobin）的思想是今天奥巴马救市方案的活灵魂。

报道指出，托宾的思想深深影响其昔日学生兼今天奥巴马的经济顾问高士比（Austan Goolsbee）和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这一点也得到克鲁格曼的认同。克鲁格曼指出伯南克去年的救市行为“是正牌托宾（pure Tobin）”。另外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兹（Joseph Stiglitz）则回忆道，当年自己写过一篇关于“自然失业率”的文章，托宾看后勃然大怒，因为在托宾看来“自然失业率”应该是零。报道还指出，弗里德曼的追随者主张减税、放开政府管制和从严管制货币供应，而托宾的追随者则更倾向于政府对经济作出管制，包括为了刺激经济而增加开支。

报道还引用了芝加哥大学金融教授柯克兰（John Cochrane）的评论作为观点对比。柯克兰认为“这些东西1960年后就再也没有人用来教研究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