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儒的过往旧事

——梁漱溟、罗念生之子回忆父辈的著书为人

梁漱溟（左）、罗念生

梁漱溟作品

罗念生全集

    中国有两位大学者并不为人所熟知——其一梁漱溟，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爱国民主人士，亦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但很长一段时间，他被贴上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动知识分子”的标签。他曾自称“问题中人”，毕生为求解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思索与实践。对于佛学和儒学的关系，先是认为“惟有佛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正确的”，继之认为“儒学适合于绝大多数人，而佛学只适合于少数人”，早年甚至想过出家。其思考凝聚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思想著作。

    另一位知名学者是古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他曾被称为“一个中世纪的和尚”，因为据说“只信希腊教，希腊就是他心中的上帝”。他自1929年与古希腊文学一见钟情，至1990年去世的61年来，心目中只有“古希腊文学”这一单纯主题。也因此穷毕生之力完成了近千万字的翻译和文论，作品汇集为11卷《罗念生全集》。

    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中国文化要义》、《乡村建设理论》等重要作品以及古希腊翻译家罗念生的《罗念生全集》皇皇11卷，都曾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下属的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出版。日前，“世纪文景”分别邀请梁漱溟之子梁培宽、梁培恕及罗念生之子罗锦鳞，讲述“传家与守望：父辈梁漱溟、罗念生的过往旧事”。

    梁漱溟：在佛教和儒学中求解人生

    梁漱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一个最为纯粹的人。他曾说“人生不好说目的，因为目的是后来才有的事”，又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创造”。人生的创造，在他眼中有两个方面，一是很显著的创造，别人都看得见，叫“成物”；另一种是生命上的创造，如何丰富和还原自己的人生，叫“成己”。他说，“生命的本性在于奋进向上”，又说，“人心正是宇宙生命本原的最大透露而已”。“人之所以为人在其心”。即，以心主宰身，才能争取主动的人生。

    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已退休20年。他一心整理父亲梁漱溟的文字，编辑出版了厚厚8卷本的《梁漱溟全集》和几十种单行本。但他是学生物专业的，开始时对父亲的东西实在不懂，只是硬着头皮去做。“1982年，我联系出版他的第一本书《人心与人生》时，出版社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可以出版，但不能公开出售；二是只印2000册，不能多印……20多年过去，世易时移，父亲的作品最终被认为是文化经典。”其次子梁培恕致力于撰写父亲的传记，前后历时20年。

    梁培宽回忆，1918年，父亲曾倡议在北京大学组织一个孔子研究会，这个时间可以作为父亲思想转变的一个标志。“他有一种醒悟——现实的生活和他自己的佛学观、人生观有矛盾。佛学是出世的，而他所面对的是世上纷繁事。这中间是有冲突的。”“他觉得，他必须把力量集中到一头去，最后他就归结为‘儒’。佛学之道，是放下了，但不是放弃。”

    1986年，梁培恕为了摒除外界对父亲的误解，自己动笔撰写第一本父亲的传记——《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前后历时20年。目前已写完父亲的第二本传记——《架桥人和他的梦》。父亲的第三本传记《人类需要认识自己》也即将动笔。梁培恕称自己这二十多年来大概就只做了这么一件事，就是在解读父亲。

    梁培恕对父亲的学术思想这样理解：“父亲曾说过，西方文化是向外用力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是向内用力的文化。因此，东方文化是心的文化，西方文化是身的文化。中国人向内用力的结果，是对心有很多修养方面的要求，西方文章认识人本，其科学对于人的外围世界研究透彻——如果两种文化不能够融合，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梁漱溟深感东西方文化沟通的重要性。在他所创造的文化里，如何使二者更好地结合起来为人类所用，便是人类认识自己所必修的功课。

    他记忆里的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表里如一、独立思考”。“如果说他的性格中有一点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甘于清贫，安于现世的生活’。”梁培恕说。

    “文革”初抄家时，开始写《人心与人生》

    梁漱溟的人生哲学带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也是他后来“出世”信佛的重要原因。张中行曾这样赞誉梁漱溟的风骨：“梁先生可敬之处不少：有悲天悯人之怀，一也。 忠于理想，碰钉子不退，二也。 直，有一句，说一句，心口如一，三也。 受大而重之力压，不低头，为士林保存一点点元气，四也。不做歌颂八股，阿谀奉承，以换取驽驾的享受，五也。” 

    这样一个大儒，在“文革”中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怎样？

    梁培宽回忆说，父亲在“文革”冲击中，心理的承受能力很强。最开始抄家时，他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这也就是在“文革”刚刚开始以后一个月——外界的风云动荡没有颠覆他内心的奠基。

    “总的来说，他的精神状态在‘文革’中还是可以的。痛苦当然也会有——比如，屡次让他搬家，最后搬到鼓楼附近的一间小屋子里去。那间小屋子，是一个大杂院里的两间东房，原是洗澡的地方，又潮，又闷，又热。他后来受不了了，就给周总理写信。他还每天早上起来跑步，从鼓楼跑到公园里去，然后看书，休息，思考。他写《人心与人生》时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完全凭对知识的记忆。他那时与人一般不往来。”

    “其实那些红卫兵并不了解他。”梁培恕说，“别人说这是个反动分子，他们就去抄家。但他们逐渐发现，他并不是坏人。于是就减少了对他盲目的敌意。”“而他的佛性似乎也化解了敌意。一般人，你打了我，我就恨你，见了你就生气。但他恰恰不是这样。所以，红卫兵在第一阶段盲目地把他当做阶级敌人虐待之后，继之而来的是惭愧，是反省，是改变自己。”

    “当时知识分子自杀的很多。我想他历经磨难人长寿的原因，或许是他有着佛心。他用佛心化解恶行。”梁培恕说，“到后来，他的最后一本书《人心与人生》写出来了，他很满意。说，‘好了，我的使命已经完了，我可以去也’。”

    罗念生：货真价实，物美价廉

    英若诚曾对罗念生有八字评价：“货真价实，物美价廉”，它概括了以梁漱溟、罗念生为代表的中国老一辈学者爱国治学的精神。

    罗念生长子罗锦鳞，196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并任教，至今已经50余年。1986年，他在父亲指导下，将自己导演的话剧《俄狄浦斯王》搬上舞台，开中国演出古希腊戏剧的先河。罗锦鳞女儿罗彤定居雅典，至今已经20多年，与朋友创办了INTER CHINA文化中心。罗锦鳞在微博中说：“我家三代人都与希腊文化结缘——家父把古希腊文化介绍到中国，女儿定居雅典20多年，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希腊。我把古希腊戏剧搬上中国和国际舞台。”

    罗锦鳞回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整理与出版父亲著作时的状况。当时出版社开出的条件是“12卷本自筹出版费60万”，后来几经波折终于由“世纪文景”出版。 “现在随着读者知识水准的提高，对于古希腊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但是很久以来，大家对古希腊以及古希腊文学并不了解，父亲的一生都在寂寞中做一项工作——将古希腊的文化介绍到中国来。”

    罗锦鳞说，父亲的国学基础无疑是很好的，而且他还有西学。东西方文化在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有一种融汇。他们一生都在致力于将国学与西学连接起来。“我现在DNA越来越像父亲。他有几个东西对我有影响，其中一个就是古希腊文化中的“中庸”——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情要恰如其分，要有个分寸，多了不行，少了不行，要恰到好处。”“父亲经常跟我讲一句话，说古希腊的美学中间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用最经济的手段表现最丰富的内容，这就是咱们中国的简洁，就是白描，因此我在艺术上非常追求简洁，反对花里胡哨，不知所云。简洁，能让人一下子就抓到，明确、干净。”

    “父亲他们这一代人一生过得很值。”罗锦鳞说，“虽然很清贫，虽然默默无闻，但他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说起父亲生前的遗憾，罗锦鳞说，父亲一直想想把《伊利亚特》翻译出来，很遗憾的是只翻译了一部分。而他的最后一个心愿，就是要把荷马史诗搬到舞台上去。”罗锦鳞说。

2012年，文景十岁。

这是文景的第一个十年。这是一群追风筝的人，追逐梦想、打捞精神价值的十年。这是一群嗜书瘾君子，在一本又一本书的名字上，镌刻上“红”的十年。2012年，文景十岁，我们邀请爱书的您一起，开启时光，见证2666，遥望远方的中国。

《2666》，文景十年最厚重的书之一。2666，你我共同遥望的精神家园，梦想之地。2666，文景将664岁。我们愿意从此刻开始，与您一起，张望那写在远方的未来。并从此刻开始，以每一本书，为远方的梦想，留下见证。

十年，文景以《达·芬奇密码》见证了中国与世界的同步；十年，文景《中国文化要义》见证了时代对吾土吾民的温情；十年，文景以《罗念生全集》见证了对西学之源的敬意；十年，文景以《城邦暴力团》见证了两岸文学的交融；十年，文景以《我的名字叫红》见证了全球文学的流布；十年，文景以《心术》见证了社会转型的焦虑；十年，文景以《市场的逻辑》见证了新时期改革的探索……

遥望2666，文景愿从足下做起，继续成为中国社会演进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文景也愿意继续与同道谈艺论美，追索思想，约会作家，深入时代。值此十周年之际，文景将以系列读书活动，见证当下，想像未来。

见证·2666

文景十年分享会之一

传家与守望——父亲梁漱溟、罗念生

时间：2012年5月13日（周日）14:30—16:30

地点： FACE/妃思 四合院

（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南路东草原26号，工人体育场南门农业银行院内，朝阳中医院东侧）

嘉宾：梁培宽  梁培恕 （梁漱溟先生之子）

      罗锦鳞（罗念生先生之子）

主持：史航

注：微博私信或豆邮给世纪文景您的姓名、手机号报名，就可以在活动现场领到文景十周年纪念笔记本。赠品有限，快快行动~~

梁漱溟，自称“问题中人”，毕生为求解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思索、实践。思考凝聚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多部思想著作；为检验自己所思，他登过北大讲堂，从事乡建运动，发起成立民盟，与伟大领袖有过彻夜长谈，也有过当面争执。传奇一生，多姿多彩。梁漱溟长子梁培宽，退休20余年，一心只为整理父亲梁漱溟的文字，编辑出版了厚厚8卷本的《梁漱溟全集》和几十种单行本。次子梁培恕，自动笔撰写父亲的传记，直至最终出版，前后历史20年。20余年风云变幻，梁漱溟从不便公开谈论的名字，变成为阅读、研究的热点，而梁家兄弟不变的是对父亲精神遗产的传承、守护。

罗念生，“一个中世纪的和尚”，自称只信“希腊教”，希腊就是他心中的上帝。自1929年与古希腊文学一见钟情，至1990年去世，61年来，罗念生几乎只有这么一个单纯的主题。他穷毕生之力完成了近千万字的翻译和文论，作品汇集为11卷《罗念生全集》。罗念生长子罗锦鳞，196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并任教，至今已经50余年。罗锦鳞女儿罗彤定居雅典，至今已经20多年，与朋友创办了INTER CHINA文化中心。罗锦鳞在微博上自豪地说：“我家三代人都与希腊文化结缘”，“家父把古希腊文化介绍到中国，女儿定居雅典20多年，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希腊。我把古希腊戏剧搬上中国和国际舞台”。

梁家与罗家，一则多元，一则专一，他们都曾有一个世人视为“国宝”“大师”的大人物作为家庭中心。斯人远去，遗风犹存，家国天下，多少往事岁月中，且听梁培宽、梁培恕和罗锦麟先生一一道来。

嘉宾介绍：

梁培宽，梁漱溟先生长子，1925年生，1946年进入金陵大学园艺系，之后辗转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清华大学生物系（后该系并入北京大学），又到中山大学跟苏联专家学过昆虫生态学，原想留在北大任教，却被调到科技系统。1986年退休后，20多年来一直做整理父亲文字的工作，编辑出版了8卷本的《梁漱溟全集》和几十种单行本。

梁培恕，梁漱溟先生次子，1927年生，1951年进入人民日报社国际部，10年后调到黑龙江安达日报社做农村采访。1964年进入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文革”中下干校4年，1976年又进入社科院苏联研究所。1984年调到美国研究所，1989年离休。与梁培宽编辑整理父亲著作的同时，还在撰写父亲梁漱溟的传记。1991年开始动笔，2001年基本成稿。又过10年，2011年3月终于出版，前后20年。

罗锦鳞，罗念生先生长子，1937年出生于北京。196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并任教，至今已经50余年。曾任导演系主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等职。1986年，罗锦鳞在父亲指导下，将自己导演的话剧《俄狄浦斯王》搬上了舞台，首开中国演出古希腊戏剧的先河。此后，他又导演多部古希腊戏剧，数十次赴欧洲和拉丁美洲访问演出。希腊德尔菲市于1988年授予他荣誉市民证章；1991年罗锦鳞获希腊克里特岛荣誉公民称号。 罗锦鳞与诸多学者合作，共同编纂了11卷的《罗念生全集》，于2004年初版，2007年修订再版。

FACE/妃思 四合院 地图

2012年，文景十岁。

这是文景的第一个十年。这是一群追风筝的人，追逐梦想、打捞精神价值的十年。这是一群嗜书瘾君子，在一本又一本书的名字上，镌刻上“红”的十年。2012年，文景十岁，我们邀请爱书的您一起，开启时光，见证2666，遥望远方的中国。

《2666》，文景十年最厚重的书之一。2666，你我共同遥望的精神家园，梦想之地。2666，文景将664岁。我们愿意从此刻开始，与您一起，张望那写在远方的未来。并从此刻开始，以每一本书，为远方的梦想，留下见证。

十年，文景以《达·芬奇密码》见证了中国与世界的同步；十年，文景《中国文化要义》见证了时代对吾土吾民的温情；十年，文景以《罗念生全集》见证了对西学之源的敬意；十年，文景以《城邦暴力团》见证了两岸文学的交融；十年，文景以《我的名字叫红》见证了全球文学的流布；十年，文景以《心术》见证了社会转型的焦虑；十年，文景以《市场的逻辑》见证了新时期改革的探索……

遥望2666，文景愿从足下做起，继续成为中国社会演进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文景也愿意继续与同道谈艺论美，追索思想，约会作家，深入时代。值此十周年之际，文景将以系列读书活动，见证当下，想像未来。

5月13日（周日）下午两点半，文景将在face/妃思四合院举办“见证·2666：文景十年分享会”之一：传家与守望——父亲梁漱溟、罗念生。主讲嘉宾为大师后人梁培宽、梁培恕、罗锦鳞三位先生。

见证·2666

文景十年分享会之一

传家与守望——父亲梁漱溟、罗念生

时间：2012年5月13日（周日）14:30—16:30

地点： FACE/妃思 四合院（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南路东草原26号，工人体育场南门农业银行院内，朝阳中医院东侧）

嘉宾：梁培宽  梁培恕 （梁漱溟先生之子）

      罗锦鳞（罗念生先生之子）

主持：史航

梁漱溟，自称“问题中人”，毕生为求解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思索、实践。思考凝聚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多部思想著作；为检验自己所思，他登过北大讲堂，从事乡建运动，发起成立民盟，与伟大领袖有过彻夜长谈，也有过当面争执。传奇一生，多姿多彩。梁漱溟长子梁培宽，退休20余年，一心只为整理父亲梁漱溟的文字，编辑出版了厚厚8卷本的《梁漱溟全集》和几十种单行本。次子梁培恕，自动笔撰写父亲的传记，直至最终出版，前后历史20年。20余年风云变幻，梁漱溟从不便公开谈论的名字，变成为阅读、研究的热点，而梁家兄弟不变的是对父亲精神遗产的传承、守护。

罗念生，“一个中世纪的和尚”，自称只信“希腊教”，希腊就是他心中的上帝。自1929年与古希腊文学一见钟情，至1990年去世，61年来，罗念生几乎只有这么一个单纯的主题。他穷毕生之力完成了近千万字的翻译和文论，作品汇集为11卷《罗念生全集》。罗念生长子罗锦鳞，196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并任教，至今已经50余年。罗锦鳞女儿罗彤定居雅典，至今已经20多年，与朋友创办了INTER CHINA文化中心。罗锦鳞在微博上自豪地说：“我家三代人都与希腊文化结缘”，“家父把古希腊文化介绍到中国，女儿定居雅典20多年，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希腊。我把古希腊戏剧搬上中国和国际舞台”。

梁家与罗家，一则多元，一则专一，他们都曾有一个世人视为“国宝”“大师”的大人物作为家庭中心。斯人远去，遗风犹存，家国天下，多少往事岁月中，且听梁培宽、梁培恕和罗锦麟先生一一道来。

嘉宾介绍

梁培宽

梁漱溟先生长子，1925年生，1946年进入金陵大学园艺系，之后辗转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清华大学生物系（后该系并入北京大学），又到中山大学跟苏联专家学过昆虫生态学，原想留在北大任教，却被调到科技系统。1986年退休后，20多年来一直做整理父亲文字的工作，编辑出版了8卷本的《梁漱溟全集》和几十种单行本。

梁培恕

梁漱溟先生次子，1927年生，1951年进入人民日报社国际部，10年后调到黑龙江安达日报社做农村采访。1964年进入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文革”中下干校4年，1976年又进入社科院苏联研究所。1984年调到美国研究所，1989年离休。与梁培宽编辑整理父亲著作的同时，还在撰写父亲梁漱溟的传记。1991年开始动笔，2001年基本成稿。又过10年，2011年3月终于出版，前后20年。

罗锦鳞

罗念生先生长子，1937年出生于北京。196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并任教，至今已经50余年。曾任导演系主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等职。1986年，罗锦鳞在父亲指导下，将自己导演的话剧《俄狄浦斯王》搬上了舞台，首开中国演出古希腊戏剧的先河。此后，他又导演多部古希腊戏剧，数十次赴欧洲和拉丁美洲访问演出。希腊德尔菲市于1988年授予他荣誉市民证章；1991年罗锦鳞获希腊克里特岛荣誉公民称号。 罗锦鳞与诸多学者合作，共同编纂了11卷的《罗念生全集》，于2004年初版，2007年修订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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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热带无尽的乡愁

来源：京华时报   时间：2012年5月4日   作者：黄杨

    婆罗洲与我国隔南海遥遥相望，可惜中国文学似乎很少关注这一地区。国内最近引进的马来西亚华人作家李永平的《大河尽头》（上海人民出版社），让中国读者有机会见识这片神秘的赤道雨林。李永平自称“南洋老浪子”，作为生长在婆罗洲、后来长期居住台湾的马来西亚华人，他以《婆罗洲之子》《拉子姑》等以婆罗洲为题材的小说在文坛崭露头角。但后来一段时间他却有意远离婆罗洲题材。《大河尽头》是他回顾少年时期、回归故乡的寻根之旅。 

    《大河尽头》的故事主线很简单，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裔少年“永”在荷兰洋姑妈克丝婷的陪伴下，从卡布雅斯河下游溯流而上，在阴历七月十五即中国鬼节到达大河源头即当地人的圣山峇都帝阪。虽然小说一开始就借一名英国探险家之口泼冷水——“生命的源头……不就是一堆石头、交媾和死亡”，但李永平还是以其细腻的笔法，详细描写赤道雨林地区特有的气候、动植物、人文景观，将这趟历时十五天、途经一千多公里的行程，变成了婆罗洲风光景物的大展示。当然，除了新鲜新奇，也有些让人不舒服的内容，如当地勇士将猎取的人头放在房梁上显示勇武，难免让人惊心。

    与大量风物描写相比，小说的故事情节被大大淡化了。对于“永”来说，这次溯源之旅同时也是他的成长之旅。他在认识养育自己的山河、见识雨林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也看到了人类对雨林的掠夺和破坏。同时，他开始窥见成人世界的痛苦和凶险，感受了人性的阴暗、丑恶和凶残。 

    在《大河尽头》中，女人或母亲总是欲望的受害者，克丝婷因被日军抓做慰安妇导致不孕而单身滞留婆罗洲，阿依曼、马利亚·安娘被白人诱骗怀孕投水自杀。但作恶者却依旧横行，被当地小孩亲切称为峇爸的澳西，貌似和蔼可亲，实际上是不断诱奸未成年小姑娘的恋童癖，但是他却在各部落受到热情接待；二战中占领婆罗洲的日军，战后以投资者的身份出现，砍伐婆罗洲的森林，继续在当地的风月场上发泄欲望…… 

    小说通过暴雨后大河中出现的各种垃圾，暗示了各种势力对大河和雨林的掠夺和侵害。虽然也有像彭古鲁·伊波·安达嗨那样千辛万苦为老妻送梳妆台的温暖故事，但整个小说中人的世界更多的是败德和残酷。李永平的小说很少涉及政治，但在《大河尽头》的雪泥鸿爪中还是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各族群之间的隔阂。当然，“永”和克丝婷最终在当地人的帮助下，登上了峇都帝阪，目睹了众多灵魂回归生命之源的景象，给了故事较圆满的结局，同时也似乎寄予了作者的某种希望。 

    在写作《大河尽头》时，李永平已多年没有回婆罗洲。他通过精微的想象和强劲的笔力，重建了当年的家园，这个想象的家园只是作者乡愁的映射。他耐心地构建着梦想中的家乡，笔调细腻缓慢，有时候慢到让人有些不耐烦，怀疑读的究竟是小说还是游记。但是这种缓慢正如文火慢炖出来的佳肴，初入口可能感觉不够味，但很快就会回味无穷。李永平把汉字当成了精神图腾，当成了化解和抚平乡愁的安慰剂，他特别重视对文字的锤炼和形象化。这让《大河尽头》充满了大量象声词、叠词和生僻汉字，读起来痛快淋漓却又非常别致，展现了汉语的另类美丽。小说中对人物的重要信息和相关故事情节的不断复述，很像中国古代评书的叙述方法。 

    当然，对于李永平这样醉心中华文化的南洋浪子，用汉语书写乡愁只会徒添新的乡愁。他写得越是生动、越是绘声绘色，这种乡愁就会越浓烈。 

从《1984》到《1985》
刘苏里、余泽民、韩松谈“大洋国”的社会转型

    4月14日（周六），在北京三联书店地下一层，万圣书店总经理刘苏里、旅匈译者余泽民和科幻小说家韩松，将一起聊新近出版的小说《1985》。

    这本书由北京世纪文景出版，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经典名著《1984》的续作。作为反乌托邦文学的经典之作，《1984》塑造了文学史上的著名国家：大洋国，书中那个一直盯着你的“老大哥”已成为专制、控制的代名词。然而，在匈牙利作家道洛什·久尔吉的《1985》中，“老大哥”忽然死了，大洋国开始了艰难的转型之路。这本写于1981年的小说首先在西德出版，随后在美英法日等国推出，引起巨大轰动，被看成是东欧剧变的一本预言之书，1990年匈牙利体制改革之后才在匈牙利本土出版。

    “老大哥”死后，世界会怎样？《1985》讲的就是在失去了权力核心之后社会如何转型的问题。在出版中文版之前，越南和俄罗斯也先后翻译了这本书。但译成中文出版，作家坦言，比译成任何一种语言都更让他兴奋，因为他从年轻时候就怀抱着一份中国情结。久尔吉在中文版序言当中写道：“我对中国读者所抱的愿望，跟所有作者对其读者所抱的愿望没什么两样：请你怀着好奇之心读这本书，如果可能的话，试着植入自己的历史。”是的，有机会重新回顾我们的历史，从源头思考走过的路，探讨转型的得失，对中国读者来说不啻为一次重新了解自己的旅程。

    刘苏里、余泽民、韩松，一位著名人文学者、一位资深译者、一位现实观察者。他们将从不同角度聊聊《1985》书里书外的故事。聊聊创作，也聊聊现实。

活动简介

主题：从《1984》到《1985》：大洋国的社会转型
时间：2012年4月14日（周六）下午2:30
地点：北京三联书店（美术馆东街22号）地下一层
嘉宾：刘苏里、余泽民、韩松

奥威尔经典名著《1984》塑造了一个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国家：大洋国。在那里，“老大哥”是一切的主宰；然而到了匈牙利作家久尔吉的《1985》里，“老大哥”忽然死了，大洋国开始了艰难的转型之路。这本写于1981年的小说被看成是东欧剧变的一本预言之书。刘苏里、余泽民、韩松，他们关注不同的领域，却都喜欢《1985》，听听他们聊聊书里书外的故事。

嘉宾简介
刘苏里
北京万圣书园创始人。

余泽民
作家，翻译家。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在中国音乐学院攻读艺术心理学硕士。90年代初赴匈牙利，现居布达佩斯。译著有凯尔泰斯的《英国旗》《命运无常》《另一个人》《船夫日记》，艾斯特哈兹的《赫拉巴尔之书》《一个女人》，德拉古曼的《摘郁金香的男孩》，巴尔提斯的《宁静海》等。著有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长篇小说《狭窄的天光》、文化专著《咖啡馆里看欧洲》《欧洲醉行》和散文集《欧洲的另一种色彩》等。

韩松
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中国军队》杂志编委。1984—1991年就读于武汉大学英文系、新闻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及法学硕士学位。1991年进入新华社，历任记者、《瞭望东方周刊》杂志副总编辑、执行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小说《地铁》等著作十余部，作品曾被译为英文、意大利文、日文和希伯来文。最新版《火星照耀美国（又名：2066年之西行漫记）》于2012年初刚刚上市。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招     聘

北京世纪文景是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的出版机构，成立于2002年6月，已策划、出品图书逾千种。

在我们的书单中，有过：

《达•芬奇密码》《追风筝的人》《我的名字叫红》《恶童日记》《城邦暴力团》《心术》《罗念生全集》《经济与社会》“法国诗歌译丛”“世纪人文系列丛书”《2666》《周作人译文全集》……

他们，在我们的作者名单中：

帕慕克、胡塞尼、波拉尼奥、伯恩哈德、京极夏彦；张大春、骆以军、董启章、朱天心、朱天文、唐诺、舒国治、六六；周作人、梁漱溟、何兆武、贺麟、张汝伦、张维迎、张维为……

我们正在出版：

《贺麟全集》“伯恩哈德作品集”“彼德·汉德克作品集”《〈存在与时间〉释义》《牛津艺术史》系列……

社科新知和文艺新潮是我们的定位，追求细节和完美是我们的癖好，独特的审美和视觉控制力是我们的特色；我们一直在“坐拥书城”的理想中寻找自己的坐标。

欢迎喜欢书、有热情、有责任心的你加入文景。

公司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世纪出版大厦

网站：www.wenjingbook.com

工作地点：北京

招聘职位                       

美编助理          1名

岗位描述：

1.负责外聘设计师的内文版式和封面校样的修改工作；向印务部提供出片文件、封面打样以及制作和印刷工艺的说明，并独立进行图书内文排版工作。

2. 完成公司编辑部、营销部交办的特殊版式、封面、书目、相关活动海报、背板、广告等设计工作。

3.协助美编解决图书和设计等问题。

4.协助美编做一些事务性工作，如出书后及时收集新书封面文件保存；出书后及时向设计师寄送样书和设计费等。

职责要求：

1、美术、平面设计等相关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2、热爱书籍装帧设计，有扎实的美术功底、良好的创意思维和理解能力；

3、能熟练操作苹果机，色彩感觉敏感，熟练掌握Photoshop等图片处理软件，具备处理图片精度及美观的能力；对Pagemaker、InDesign、lllustrator等排版软件能熟练应用。

4、人品正直， 善于沟通，能吃苦及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

5、简历请附独立的设计作品及案例。

版权助理       1名

岗位描述

1. 协助版权经理完成日常工作；

2. 负责版权文件、资料、样书的管理。

职责要求

1. 喜爱阅读，对图书出版有浓厚兴趣；

2. 本科及以上学历，熟练掌握英语，基础扎实，掌握第二外语特别是日语者为佳；

3. 应届生或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不限。

本次招聘有效期至2012年5月1日。有意者请邮件至 ycjhorizon@gmail.com。

简历请直接写入邮件正文，勿用附件形式。请在邮件主题注明应聘职位。

李永平青年时期

《大河尽头》，李永平 著

李永平

1947年生于英属婆罗洲沙捞越邦古晋市。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留系担任助教，并任《中外文学》杂志执行编辑。后赴美深造，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曾先后任教台湾中山大学、东吴大学、东华大学。

著有《婆罗洲之子》《拉子妇》《吉陵春秋》《海东青：台北的一则寓言》《朱鸰漫游仙境》《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记事》，并有译作《大河湾》《幽黯国度》《纸牌的秘密》《道德剧》《尽得其妙：如何读西方正典》《布鲁克林的纳善先生》等。

《吉陵春秋》入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英译本于2003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大河尽头》上、下卷分别入选2008、2010 《亚洲周刊》十大华文小说，并荣获第三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决审团奖。其他作品曾获时报文学推荐奖、联合报小说奖、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中央日报出版等奖项之肯定。

时间：2008年11月25日

地点：台湾花莲东华大学

访问、整理：伍燕翎，施慧敏。

问：您来台湾念大学，后来去了美国，再定居台湾，间中回去过沙捞越，可以谈谈这段心路历程吗？

答：我父亲母亲都是在大陆出生，父亲二十七八岁到沙捞越，所以他们是第一代，我是第二代。我父亲来沙捞越教书，存点钱，想回唐山盖房子。没想到中日战争爆发，接下来三年的太平洋战争，就回不去了。

我高中毕业，也想到大陆念书，那时我舅舅在广州市卫生局当干部，没想到毕业后，文革爆发，也没办法回去了。我父亲就想把我送到英国念大学，念法律。但我对法律没有兴趣，想念文学，就偷偷申请了台湾，几乎跟我父亲闹翻了，后来就来台大念外文系，毕业后就不想回去了，不想见我父亲。但不回去身份立刻成了问题，必须找工作，还好我的恩师颜元叔让我在台大外文系当助教，一待就五年，成为系上年资最久的助教，因为一般人当了两三年助教，就会出国升学去了，但我没有台湾身分证，拿不到公费，还好，颜老师又帮我的忙，当时钟玲在纽约州立大学Albany分校当中文系主任，需要一个助教，能够教中文，颜老师就说：李永平你去吧。他亲自给钟玲写了信，推荐了我，我几乎是莫名其妙到美国去念书了。

那一年暑假，有一个晚上，奇怪，午夜梦回，突然想起家，我即将去美国，父母亲年纪大了，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能够回去见他们。我们家有一阵子在山里种胡椒，生活条件很差，母亲又连续生了十个孩子，身体不好，特别想回去看我母亲。第二天我立刻办了手续，回家待了大概十天，看到家里很好，兄弟们成家立业了，就放心了。

我在美国住了六年，两年是硕士学位，四年是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就回台湾高雄中山大学教书。过了两年，奇怪，又是午夜梦回，我莫名其妙睡不着，又想回家了，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应该把太太带回去，给父母看一看嘛。我性子急，做什么事情都想快，第二天就想飞回去，但太太要办签证，只好等她，我们走的路线，是从台北飞沙巴阿皮亚，从那边转机，特别避开马来半岛。我不喜欢马来西亚，那是大英帝国，伙同马来半岛的政客炮制出来的一个国家，目的就是为了对抗印度尼西亚，念高中的时候，我莫名其妙从大英帝国的子民，变成马来西亚的公民，心里很不好受，很多怨愤。所以我特地从台北飞阿皮亚，绕了一圈，当时这航线一周才一次。我记得，飞机飞很低，往下望，一片绿海，无边无际，我太太非常非常的兴奋。

从沙捞越再回到台湾，继续在中山大学教了五年，我突然不想教书了。那时候我已经出了一本书《吉陵春秋》，想专心写小说，但我没有钱嘛，那个时候博士学位一回来就是副教授，不必经过升等，薪水是台币两万元，但不工作就没钱，我这个人不可能接受太太的帮助，即使写小说的理由很正当。还好，我的第二个贵人又出现了，联合文学发行人张宝琴，她听到我想专心写作，需要钱，问我想写什么？我说想写一部大的小说，题目叫海东青，她再问：一个月的生活费需要多少啊？我就不讲那个数目了，她二话不说，立刻答应。钱的问题解决，就是住宿了，我需要安静的地点，她想了想，说北投山上有一栋别墅，我就在那里住了两年，有个厨娘负责饮食，我还可以天天泡温泉。后来我又想换环境了，太太就在南投市帮我找了个地方，大概又住了两年，大致写完了，所以联合文学的编辑初安民就说：李永平的海东青从北投写到南投。当初我是答应给他们五十万字，正好在情节上可以先告一个段落，出版以后，本来想写续篇，但那时候，要先解决眼前迫切的问题，我很对不起我太太，四年来夫妻俩不常见面，慢慢感情就起变化了，加上我也必须找工作，所以就离婚了，找到一份教职，在东吴大学教书，没有时间，心境也不一样了，就没有再回头写，所以海东青是没有完成的作品。

问：您已经在台湾住了四十年，可是您的小说主角却一直在浪游的状态，为什么？

答：我在台湾四十年，除了美国六年，就是在台北九年，四年的大学，五年助教，后来在高雄中山大学七年，又回来北投两年，再搬到南投两年，接着又回台北东吴大学，八年前，才到花莲东华大学教书。所以，可以说，这三十四年来，我一直在台湾漂泊流浪，这肯定会影响我的创作。我的小说，除了早期的《拉子妇》和《吉陵春秋》之外，每一部都有很重的浪游色彩，一些评论家甚至认为，《海东青》是没有尽头的浪游小说，没写完反而是一件好事，浪游不可能有尽头，不可能有结局，随时就可以中断掉。

生活一定会影响心境，心境一定会反映在作品里，我不是刻意要写浪游小说，《海东青》原本想写一个南洋来的人对台北市的感受，写着写着变成浪游了。写完《海东青》上卷，我就决定不写了，可是后事要交代啊，所以写了海东青的女主角朱鸰的心境，这个八岁的小女生，单纯又天真，在台北红尘都会中流浪，但这不是当初的构思，写下去之后却又成了一个浪游的故事，因为当时作者就在浪游中嘛。

台北市有十二个行政区，我几乎每个地方都住过了，离婚以后，我居无定所，本来有一栋房子，给了太太，自己租房子住，在东吴教书的时候，住在西门町，那像东京的新宿，是少年活动的地方，一个老教授住在那里（笑）。我的个性，不能在一个地方住二十年，我朋友说，李永平是天生浪子，喜欢漂泊不定，一直在路上，有一个定点他反而会恐慌。对，所以才会有朱鸰漫游的小说。

《海东青》和《朱鸰漫游仙境》的小女生，足迹几乎遍及整个台北市。因为我熟悉，去过、住过这些地方，很自然就在笔下呈现出来了。《雨雪霏霏》也还是浪游故事，叙述者带着朱鸰从台北的一个区沿着河到另一个区，如果你打开地图来看，那一天晚上的旅程几乎是台北的三分之一，一路漫游，一路讲故事，一共讲了九个故事，就构成了一本书。那本书讲述了我在婆罗洲的童年生活，我的成长经验，可是整个架构还是浪游。

我把《雨雪霏霏》视为婆罗洲三部曲的第一部，写我从小到十二岁左右的生活。我这个年纪了，该用文学好好整理我在婆罗洲的经验了。既然第一部有了，那第二部，我想要处理我的少年时代，所以《大河尽头》又是浪游的故事，我一生都是在浪游嘛。可是，《大河尽头》和其他作品的分别是，《海东青》、《朱鸰漫游仙境》、《雨雪霏霏》是真正浪游，浪游是没有目标的旅程，《大河尽头》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一开始读者就清清楚楚知道，他要去的地方，就是大河尽头的那座山，马来话叫峇都帝坂。在我人生浪游最后的阶段，有个目标就在眼前，就好像我这一辈子的浪游终于找到了目的地。

问：这个目的地，是指在您的创作生涯中，马来西亚还是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离开多年，会不会自觉有疏离感？

答：我这辈子没有接近过马来西亚，没写过马来半岛，只写婆罗洲，对其他人来说，也许很难理解，在身分认同上，你们从小就认定是马来西亚人，我却在大英帝国殖民地长大，拿英国护照，后来成立马来西亚了，我需要一个身份，才拿马来西亚护照，可是心里没办法当自己是公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国家怎样冒出来的，到现在还在疑惑，所以离开后就没有再回去，尤其婆罗洲已经变成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州了。

从美国回台湾教书后，我开始申请台湾护照，困难重重，我太太是台湾人，照理我是配偶，应该很顺利，但我花了三年时间，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三十多岁了，在台湾前后待十几年了，才拿到台湾的护照，一拿到护照，立刻到台北市的马来西亚代表处，宣誓放弃马来西亚国籍，当场签字。

所以，什么疏离感的东西，我看不到，我不了解啊。如果有疏离感的话，应该是真实的生活经验，是特殊的一种政治现实造成的，所以我不想回去了。

其实，我小时候去过一次马来半岛，刚独立不久，吉隆坡的旧火车站还洋溢着英国风，讲究秩序，清洁，优雅，印象不错，还蛮喜欢的。但也只有这一次的旅行经验，叫我怎样处理呢？马来半岛又是马来西亚联邦最重要的部分，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去书写的题材。但对于沙捞越和沙巴又不一样，我对婆罗洲的感情非常深厚啊，我是喝婆罗洲的水，吃婆罗洲的米长大的，不是吃马来半岛的米，喝马来半岛的水长大的，你不能要求我有什么深厚感情，大量描写马来西亚。对吗？那是很简单的道理。

问：但一般上，学术界和评论者给您的定位都是马华作家，您怎么看？

答：我很生气，我已经一再一再和台北文艺界提过了，我对“马华文学”这个名词没有意见，但李永平不是马华作家，马来西亚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没切身关系的概念而已。

另外，为什么要把世界文学切成那么多块呢？香港文学，台湾文学，马华文学，画成一个小圈圈，又一个小圈圈呢？不就是世界华文文学嘛。评论者把我的作品归类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部分，我很高兴，如果被称呼华文作家，我更高兴，但前面最好不要加上地域的名称，不管是台湾，或者马来西亚。

我受过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训练，当然知道有学术考虑，也明白切割成地域，在分类上比较方便，比较好处理。但我只是要求在处理李永平的特别案件时，用词稍微注意一下，一般评论者对马华作家的观察并不适用在我身上，在心路历程，政治观念上，我和其他人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有点不适合。

＊原文刊登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2009年3月14日及21日。

汪峰小说《晚安北京》签售会落定西单图书大厦

    3月17日（周六）下午3点半，汪峰将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签售自己的书《晚安北京》。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鲍家街43号”开始，到后来的《花火》、《飞得更高》、《春天里》，汪峰创作了很多首传唱极广的歌曲。《春天里》，他唱生命的寂寥和忧虑；《怒放的生命》，他唱对理想的坚守和对现实的抗争；《再见青春》，他唱青春和岁月的伤悼；《名利场》，他质问人生的意义和现实的荒谬；《晚安北京》，他唱繁华背后的荒凉和创伤。汪峰，已经从一个充满绝望和颓废气质的摇滚歌手变成了大众眼中的灵魂歌者、励志歌手，甚至“中国最具人文气质的歌手”。在中国如果说谁能让摇滚精神和商业成功合二为一，相得益彰，又能给生活的辛酸、内心的荒凉和愤怒恰到好处的旋律表达，让摇滚听起来那么顺耳，那这个人就是汪峰。《北京爱情故事》热播，主题曲《北京北京》和《再见 青春》深深打动了无数在大都市打拼的年轻人，总能把歌写到人的灵魂里去的汪峰又一次成了音乐英雄。

    《晚安北京》是汪峰的第一本书，也是汪峰这些年来写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作为一个创作型歌手，文学天赋是必不可少的素质，而能像汪峰这样，在音乐之外，进行颇有成果的文字创作的人，恐怕并没有几个人。

长篇小说处女作，上世纪末的《北京爱情故事》

    作为主体的第二部分是汪峰雪藏了十年小说“晚安北京”，完成于2001年前后。据汪峰自己说，该小说中的故事十几年前曾被一位导演看中，并拟请香港当时的某著名女星出演女主角，但因此人身价过高，投资方无法继续追加投资，电影才泡了汤。而汪峰并没有让这个故事白白浪费，集中三个月的时间把它写成了一部小说。这本小说写的是上世纪末的“北京爱情故事”，写了一个名叫王凡的年轻人在上世纪末在一天中的离奇经历，把1990年代一批年轻人面对荒诞现实时的挣扎和疯狂。虽然汪峰本人说这本书的主人公在经历上和自己没多大关系，只有心理基础的相似，但读过这部小说的人，肯定会在王凡身上找到二十多岁时的汪峰的影子。汪峰说：“这本书真实地表达了我对爱、对生活、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想这已经足够，这也是我能最终完成这本书的根源和动力。”

    有人曾就《春天里》对汪峰提出过疑问，认为他的生活状态已经改变了很多，再写这种歌是不是不够真实。汪峰背离了自己强调的“自私”了吗？对于这个问题，他是这样解释的，“其实这首歌写的就是我过去的经历，能有什么问题？即使这不是我的经历，也不会妨碍我写出这样的歌。”在汪峰看来，这也是艺术家的可悲性，“就是在你取得一定的成绩以后，就会感觉自己很渺小，很受局限，你不能感受生活中那么多的源泉，因为你已经没办法到各种你原本能去的场合了。”因为即使现在的汪峰还是很愿意到大排档吃饭，可是考虑到会给自己的团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也只能忍痛少去了。

汪峰新书《晚安 北京》见面暨签售会
时间：2012年3月17日（周六）15:30-17:00
地点：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一楼东厅
主办：北京世纪文景出版机构
*现场凭当天购买《晚安 北京》的小票排队签名。谢谢理解！

《晚安 北京》
著名歌手汪峰的首部文学作品，以汪峰小说处女作《晚安北京》为主体，还收录了其随笔“怒放笔记”，主要关于个人音乐创作、人生感悟等，透露其丰富精彩的创作心路。此外收录了汪峰早期的部分歌词和未发表过的诗歌，共计30首左右。
小说《晚安北京》以北京青年王凡一天的经历为主线，从侧面剖析了世纪之交年轻人的迷茫；写躁动而阴郁的青春，写一代人的绝望和坚持。

我想通过一个故事，写出整个九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我那个年龄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如果说小说的主人公王凡身上有我自己的影子，那也主要是心理基础和对社会的看法方面的，他的性格、行为方式和经历并不是我的。小说里的戏剧冲突最后所要表达的悲剧性实际上就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结局。

——汪峰

解读文明大跨越的奥秘

来源：解放日报   时间：2012年3月9日   作者：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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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之前的三千年中，华夏族群经历了五帝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帝国七大时代。在《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作者孙皓辉看来，每一个时代里，中华民族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文明跨越，表现为不断上升的历史轨迹：“中华文明连续跨越了部落大联盟时代 （五帝）、早期邦联国家（夏）、成熟邦联国家（商）、联邦制国家（周）、文明涌动时代（春秋）、文明大裂变时代（战国）。最终，重新凝聚，一举跨越到了新的统一文明国家形态（秦）”。

    这一次次跨越的结果是，当古罗马、古希腊文明以分散弱小的城邦国家存在时，秦帝国已经以数百万平方公里疆域、数千万以汉民族为主体平等兼容东西南北各少数民族的人口体系、各类哲学思想体系发达、科学研究及应用发育到相当高水平的文明形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显然，重新解读中国前三千年实现文明连续跨越的历史奥秘，领悟那些隐藏在当时社会实践逻辑中的历史延长线的指向，对于亟需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反思自身文明，并在世界民族之林进一步确立文明话语权的我们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书中，孙皓辉对比评析了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两大文明价值与信仰的最初来源。他指出，神性之恶、神性之善，在中国的史前神话中都反映得十分直接、剧烈、壮阔。黄帝时代就有了假托黄帝一人的大量器物发明，还出现了雏形状态的政治文明，以及文字、音律、历法、度量衡、礼法；而经尧舜禹时代多次治水并终获成功，使华夏族群战胜了严酷洪水带来的生存挑战，其间孕育的社会组织形式为国家文明的诞生奠定了成熟条件与雄厚基础。

    商、周，分别代表着中国早期文明商旅经济活动与农耕经济体系两种形式，在此基础上分别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组织体系、礼法制度。商文明被取代后，仍然留下文字结构、兼容理念、工艺传统、开拓精神等影响，是中华文明生存活力的重要源头。周文明则是典型的农耕文明，构建了礼治文明，这是后世儒家特别是宗法体系的思想根源。

    然而，礼治本质上是人治，没有具体、稳定的制度传统，只有抽象的道德规范，只能依赖于统治阶层与被统治者共同的道德自觉。礼治文明解体后，新型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形式发育发展成春秋战国两个时代，从局部变法，到诸侯国普遍变法，从保卫周礼、礼治文明传统的儒家涌动，到为诸侯国变法崛起、兼并军战提供各方面思想及实践服务的诸子百家大行其道，春秋、战国数百年当得起“文明爆炸”的评价。

    这期间，思想家与实业治学的代表流派至少有138家，代表作4000篇以上，堪称“原典思想大爆炸”。这一时期对五帝至周朝的中国此前两千多年的文明史，进行必要的总结和反思，使后世的人们得以知晓中国远古社会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足迹、文明形态、成败得失；在此基础上，对当时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与总结，并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法则。

    春秋战国“原典思想大爆炸”的最重要特质，在于创造性。体现为：其一，全面性，在春秋战国五百余年中，各流派思想家对各领域都进行了普遍反思、清理、总结，并积极发现创造，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大潮；其二，自由性，春秋战国时的思想探索与创造，在治学、传播、人员流动诸方面，社会限制少之又少，基本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羁绊，各流派的竞争完全平等，即便是后世一家独大的儒家，当时也必须与其他流派、学派公开公平辩论；其三，独立性。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群，多有从原有流派中走出来而独自成家的，墨子、吴起、荀子三人，皆出自儒家，而又独立成家，韩非子、李斯皆出于荀子学派，而后又都成为了典型法家。思想自由，为人格独立提供了前提；其四，原创性。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探索及其成果，基本上都是原创性的，即便是总结、整理、注释、辑录、记载等治学领域，也普遍带有开创性的特点。那个时代，创新意识、原创精神弥漫于全社会，思想探索踊跃，实业建设的成果也让后世的人们叹为观止。

    孙皓辉更将春秋战国两个时代的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其一，创造性思想群，以法家、兵家、墨家为轴心，形成了中华文明体系中最为强大的以变革精神为根基理念的创造性价值体系，推崇创造、变革、实践、法治、兼爱。这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每到危急关头，就会形成“求变图存”运动的基础；其二，保守型思想群，以儒家、道家为轴心，形成中华文明体系中最为顽韧的以复古精神、淡泊精神为根基理念的保守型价值体系，作为社会前进的制动器，避免社会因过激冒进而毁灭；其三，哲学思想群，以道家、荀子、名家为轴心，形成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哲学阵地；其四，实业思想群，以农家、商家、计然家、医家、水家、工家等为轴心，形成中华文明体系中以立足实业生计为根基理念的生存价值体系。中华文明此后的沉沦与反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保守型思想群的一家独大，抑制了创造性思想群、实业思想群，严重破坏了进取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存在根基及传承。

    从中华文明前三千年的发展、裂变来看，中华民族始终以自觉的求变精神不断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从舜帝改变尧帝时期的治理方式，到大禹建立常备军、井田制，到周朝引入礼治强调道德评判方式的重要性，到春秋战国时代明确提出“法后王”思想，其中都可以概括出自觉求变精神，谱写出波澜壮阔的文明大跨越。

写作者汪峰：像金斯堡一样嚎叫

来源：新京报  时间：2012年2月25日  作者：刘雅婧

《晚安 北京》 世纪文景出品 2012年1月


青春、流浪、愤怒，这是汪峰的歌给人的主要印象，“转型”为作家后，汪峰说他并没有变。 汪峰 供图

　　上世纪最后十年的某一天，北京黄昏横斜。

　　刹车声响过，躯体飞起，一个叫王凡的年轻人以终结生命的方式终结了这一天。而他苦苦追问的终极意义，在世纪末一代年轻人浓重的迷惘和愤怒中，并没消失。——这是《晚安，北京》中小说故事的最后一幕。作者，汪峰。

　　又过了十年，2012年，街头巷尾热播一部电视连续剧《北京爱情故事》。画面中闪过又一个迷惘的年轻男人，在物欲世界的围攻中哑着嗓子喊，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是谁，我能干什么。继而主题曲响起，摧心之极。——这是歌曲《再见青春》。作者，汪峰。

　　新书《晚安，北京》于今年年初面世，汪峰又成了新闻人物。此时，他就在眼前，依旧低帽檐，依旧摇滚。只是话题从音乐更多转向了文学。

　　其实我没什么变化

　　新京报：据说本书的成书时间是2001年，近10年了，回头看看，心境有无转变？

　　汪峰：10年过去了，但是这本书中所提到的绝大部分现象目前都没有太大改观，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精神实质还是一样迷惘，没有归属。那个故事就是为了反映20世纪最后十年年轻人的想法。里面主人公不是我，但是想法也是我的。

　　新京报：最近《北京爱情故事》把你几首老歌唱火了，《北京北京》、《地心》、《再见青春》对照这些老歌，再听听刚推出的《存在》，听众可能会发现，虽然商业上你很成功了，但歌里的汪峰没怎么变。

　　汪峰：我说了，我没什么变化。这是我自身感觉，年龄增长不一定会更平和。性格里平和和纯净的地方也有，但是当我想集中力量去表达尖锐的东西时，程度会比年轻时更强烈。不过，始终你不能偏离你的初衷，那就是我当时为什么写歌，如果你不记得，那你就会迷失。

　　我喜欢“垮掉的一代”的表达

　　新京报：从书中能感觉到你的文学启蒙受到了“垮掉的一代”的影响。为什么是“垮掉的一代”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你的创作？

　　汪峰：影响我的人其实挺多的，比如马尔克斯、亨利·米勒、惠特曼、金斯堡，以及The Doors乐队的主唱吉姆·莫瑞森。但最喜欢垮掉派出现之前的亨利·米勒。他才是开创了这种写作手法。他小说百分之七十的部分，都完全可以是诗，他只是没有分行而已。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题材有形而上的局限，传统思维会认为只有高度凝练、概括的表达才是好的，久了形成了框子。老崔和罗大佑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结合，但是不是最好的，以前我没接触过别的，认为他们就是最好的。我年轻时代写歌默默无闻，身边朋友看了，经常会说你这歌不错，比较像老崔。只要是像他的就是好？不像就不好？这事儿太可怕了。虽然他确实好，但一定不能是这样一种评价标准。

　　我更喜欢垮掉一代的表达，我看到他们以后就明白了，好是有很多种的。《嚎叫》这样的表达，可以打开心灵，能启示你，让你觉得你可以自由表达，同时充满了想象力，有非常多的话想说。

　　新京报：你歌词中有密集的诗歌意象，你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受诗歌的影响，哪些诗人对你影响很大？

　　汪峰：17岁我同时在读食指和蓝波，食指基本没有什么华丽的词汇，但是太好了，很少有中文类的诗人有那么赤诚的一颗心脏，看到诗就和看到人一样，那个时代在他身上有太深的烙印。后来读了金斯堡，觉得这个人的表达真是自由丰富，他不仅仅是《嚎叫》好，所有的诗歌都好。我有几首歌的歌词都是在向他致敬。

　　从小看唐诗，看古体诗，好是好，就是没感觉，包括莎士比亚和艾略特，艾略特已经有点承上启下、从后浪漫到新诗的感觉了，只是他给我带来的那种感觉没有那么深刻地撞击我。

　　新京报：你20岁的时候接触到鲍勃·迪伦，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诗人，你为什么喜欢他？

　　汪峰：我20岁时，我们在音乐学院听的还是磁带，我同时听到了like a rolling stone和flow in the wind，当时是旋律先感染我，我特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不认为他们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好听。迪伦从学院派角度看基本是世界上最难听的嗓子，没有任何共鸣，低音区没有，基本上就是瘪的、尖的。我就觉得奇怪，like a rolling stone那么长，而且没有什么旋律变化，每一段都叨叨叨叨一模一样，但这首歌几乎影响了西方所有著名歌手，我找到这首歌的翻译，看完我晕了。特别深刻，特别带劲。我开始大量找他的作品，翻译了大部分歌词。

　　80岁，该怒的还是会怒

　　新京报：什么时候接触到凯鲁亚克的？你在歌里面使用了很多和他的“在路上”、“流浪”相似的意象，你年轻时，总想着要出发，要离开，要流浪，但是你最终没有走，留下来了。

　　汪峰：接触到凯鲁亚克我21岁。我喜欢他的《在路上》、《流浪的达摩》，更喜欢《赤裸午餐》，那个时候我还很小，歌里都是这样的句子和意象，来寄托自己的情怀。但是我后来明白了一个道理，你不需要强迫自己走出去，不必只依赖流浪，才能换一种生活。后来我明白了，一个人的心要真正的宽广，路才会宽广。如果心是狭隘的，走遍全世界也没用。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多年，环境更艺术化，更不社会化，毕业以后，开始真正做摇滚乐，我意识到，我必须真正了解这个社会，而不是端着自己，我1994年毕业，一直到2000年，五六年时间出来租房子，没有钱，靠理想做音乐，这是我接触社会的重要阶段，也是特别可贵的。

　　新京报：四十不惑，人会更平和，但你在公开场合说过，该愤怒的时候还是会愤怒。你现在看到一些社会上的事情还会愤怒吗？

　　汪峰：愤怒需要坚持吗？我觉得到了80岁的时候，该怒的还是会怒的，人的平和是生理性的。当生不了气了，机能承受不了激动的东西，不会愤怒，才是可以理解的。对好多事情，人是有世界观的，当你觉得社会不公，特别匪夷所思的东西出现，你不可能不愤怒。不过，我非常不愿意把自己当成是社会活动家，一些特别明确的社会事件不会出现在我的歌里。

　　新京报：有人说，时至如今，汪峰歌中和诗中的迷惘和意象还在重复，你是谁，你何去何从这种终极问题，你从年轻时代一直问到现在，持续追问有结果吗？

　　汪峰：书里我也谈到过。只是没有那么大篇幅。我曾经特别在意对一些东西的重复使用，尤其是在别人提出之后。之所以还在重复沿用，因为我明白，它在我的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比如说，迷茫，孤独，爱情，或一些形容词，不是我没别的词了。而是，它就是亘古不变的，该用时就要用。

　　新京报：创作型歌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更新自己。现在你商业成功了，还在阅读吗？

　　汪峰：我从18岁到23岁，基本上大部分中国古典名著，包括道德经，还有西方古典文学，都读过，懂不懂是一回事，但读没读过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有一天你回头会发现你20岁时读过的那本书，可以指导你现在的生活阶段。它给你一定的世界观和素质。现在该看书的时候我还会看的。最近这一两年很忙碌，去年年底的时候一直在读博尔赫斯，还有于坚，都很好。没有整块时间去看小说，会在网上阅读和浏览。

　　□本报记者 刘雅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