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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喜欢画画，开始肯定是乱画，有时候甚至会忍不住画到墙壁上、衣柜里，涂鸦看来真是儿童的天性，好在父母都是音乐学院的老师，并不责怪，反而给我买笔买纸，让我多画，这样就养成了画画的习惯。从几岁到现在，几乎每天都画，也不挑剔，有什么纸、什么笔都拿起来就画，也不挑题材，见什么画什么，建筑、城市、人物、动物、植物样样来，俗话说熟能生巧，画多了

    2012年4月份，广东电视台国际频道邀请我去电台和主持人马特.霍恩（Matt Horn）座谈关于广州城市规划和建筑，完全是漫谈形式，这个节目主要是对外播送用的，节目做好之后他们给我一个光盘，虽然是用英语对话，但是有中文字幕，谈得很实在，所以在这里放上博客视频给大家看看。

    我的青年时代是伴随着很多提都提不得的敏感话题度过的，记得1966年冬天在北京看大字报，看到点了中南局书记陶铸的名，晚饭到当时担任农业电气化研究所所长的叔叔家吃，开口说看见陶铸的名字，我婶婶一把封住我的嘴，说：'想死啊！不要讲！'1971年我已经在农村当知识青年，白天劳动，晚上有个村书记跟我聊天，说“知道吗？林彪想杀毛主席，结果自己的飞机摔下来，死了”，我听了回去跟同队的一个朋友说，他跳起来叫“我没有听到！这是反革命的谣言！”久而久之，我也知道很多事不能够讲，有一次我的一个美国同事要到中国讲学，走前请我吃饭，问我有些什么敏感的话题不能够讲的，我给他列了四个，两个敏感的时段，两个敏感的话题，切莫沾边，他回来美国之后，告诉我讲学顺利，感谢我给他的指导。其实，这类情况在西方也有，比如在美国大学里，切莫提种族的问题，性别问题，宗教问题。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禁忌，并且这种禁忌也是随着时间发生改变的，可以说可以口无遮拦、百无禁忌的地方是没有的。

    两个星期前，广东电视台国际频道找我做一个访谈节目，主持人叫做Matt Horn，美国人，在广州已经工作

    我经常说：如果在设计上有好的点子，就抓住不放，反复推敲，不断延伸，可以发展出好多相关的设计来。我有个学生，从广州1980年代很多人用的利用钢丝弯曲张力做的布遮阳帽推广，设计了汽车前窗的遮阳罩，之后又从同一个原理出发，再做可以卷起来的沙滩帐篷、儿童堆砌的玩具，不断类推，现在俨然成了这个原理的玩具、工具的世界第一大企业的老板。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从艺术创作上体会到的，有些人天天想奇招，每每要创新，费力不讨好，而有些人看准了一种表现方法，一而再、再

用画来捕捉自己的记忆，表达自己一种情绪，是很多艺术家创作的动机，我最近也为广州记忆画了一批画，即将在广州红专厂“铁幕”画廊展出一个月。

对于广州，我总是有一种依恋情绪，是因为我的童年是在广州度过的，我想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多么艰辛，但对于度过童年的地方总是会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的。而我对广州的童年记忆，则很特殊，第一是因为这是一个安静的南方城市，当时广州人口一百万人，是现在规模的十分之一不到，这一百万人大部分是讲白话的广东人，那时候即便是东莞、顺德、台山、新会的人来到广州，都被说成是“乡下人”，所以当时的城市那是一个极为本土化的地方；规划、公共建筑有本土化特色，而文化、饮食也

    芬兰地广人稀，开车往北走十几个小时都是森林湖泊，人烟稀少，这种地方很容易产生社会主义思想，均富、平等、自治、民主，好像是天生就应该是北欧的制度一样。现在要看最彻底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得到北欧去，芬兰、瑞典、丹麦、挪威的社会主义程度超过好多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

这种社会思想，也就造就了他们设计的特点，平等、自治、民主、讲究功能、崇尚自然完全渗透了芬兰的设计。芬兰建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