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历史深处的隐痛

文/范典

（一）公共知识分子的“反叛”

龙应台的名字如今真如一阵“龙卷风”在图书市场吹刮起来，接连不断的新书上柜，一方面印证她的勤奋，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愈加认清这位文化学者的思绪。从最早的思辨杂文《野火集》到《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再到如今的散文集《目送》及被禁的《大江大海1949》，读者眼中的她身份有所转变，从知性、尖锐的辨士成了母亲、台湾文化局长，继而成为所有人眼中的公共知识分子。

何谓“公共知识分子”？《人物周刊》曾提出过三项标准：一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二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这几项当然龙应台都具备了，因其身份的特殊性，对欧洲各国及中国及台湾、香港的认识和发现呈现了其“广角镜”般的视点，但同时，她又不生硬，这从文字里可以感知：在《亲爱的安德烈》中叙述的对象是大儿子安德烈，《大江大海1949》中叙述对象则是小儿子菲力普，而在《目送》里，她以父母、儿子、亲朋、自己为叙述对象，一再以亲情的魔力表达自己的思虑。从这几本书中可以感知一整个世界，那些被遗忘的角落、被删除的历史重新在她的叙述中得以重现，这算不算得上是“以小窥大”呢？

余光中以前称龙应台为“龙卷风”，到现在，应该改口，在读者眼中，她的文风虽劲，却也是缠绵温婉的。她不想刻板得像一位训教的师长，所以尽以其母亲的身份对儿子述说，其实是说给全世界听。

以前没有系统读过她的文字，此番拿到手，床前灯下，屡次感怀于她那份对民主自由的信念，不惜撞破头去钻历史的空子，她不想下一代活在懵懂的状态，也急切盼望人民能够清醒起来，这似乎用亲历亲为的事实告诉安德烈：这个世界并非没有什么可“反叛”的，而是大家都活在“假象”里，像那首歌词所说：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使你设法穿越。

（二）历史隐痛来自“现代人”

《大江大海1949》以其壮阔的历史画卷还原了国共内战后国民党将士们的遭遇，龙应台以自身为例，牵引出方方面面的文化人士的遭际，他们的父辈与他们这一代，为什么“流亡”？“流”什么“亡”？相对于其它作品，此书以客观的历史证据及文艺性的笔触交替融汇，貌似在向下一代述说，却集合了访谈、同时期战败国的历史对照、历史的细枝末节……龙时常于客观冷静的历史场面中插入文学意味颇浓的段落，不是大段大段的议论，而是用鲜活的描述，真实而生动的展现那些被遗忘的历史。

这种血淋淋的挖掘工作，体现的正是民族的道义感，从小渔村走出来，站在世界的肩膀上，她俯视的是全人类，令她心痛的，莫过于岁月烟尘遮蔽了大部分人的眼睛，如果仅仅是“活在当下”，省略自己民族的根源性、真实性，那么也只能得到一种虚假的满足感。

她选择与儿子交流，从《孩子你慢慢来》到《亲爱的安德烈》，母亲的身份让她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所在，同时也将新的身份与前相互交融，她在这种看似是消磨代沟的方式下进行写作，却也告知读者：她与19岁的儿子之间是真诚、坦荡的、所言无虚，从文化价值论断和时政评论、读者信件往来间，她传递的是世界历史、儒教哲理、人权自由、教育学、爱情观……

到了《大江大海1949》，她似乎极力要还原那些在1949年大迁移的队伍中被遗忘的片段和人物面貌，那种血腥、赤裸的屠杀和悲惨的人生，这并非拍电影催人泪下，而是力图争取那些“失落的历史”——不因成为失败者而被历史所遗忘。在开篇中她即写下：“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那么，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

这正应了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所谓书写历史，即是在叙述过去的同时，追寻历史对现在活着的人们所具有的意义。龙应台承认历史之于现代而言，应给予更多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她在《目送》中讽刺德国纳粹大元帅戈林只懂森林需要“多样性”，而不懂人的社会也需要“多样性”。但她此番大张旗鼓写“失败者的历史”，显然对应的并非完全是“多样性”，而有一部分个人的情结在里面。她的书里时常出现这种现代人所存在的焦虑感，她以学者和文化人的责任感受着这份隐痛，却无法脱离现代人的处境，尤其是占据了母亲、女儿等身份后，作为现代人的处境便愈加明显。

这似乎在《亲爱的安德烈》中得以初露端倪，而在《目送》中则加以深化。

（三）在“目送”中难忘家国

姓名中的“台”字指明了她的属性，正像她自己说的：“我们华人凡是名字带着地名的，它像个胎记一样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细”。然而龙应台的人生历程显然要复杂得多，父母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从大陆迁移至台湾，一辈子都在缅怀，在记忆的樊笼里沉吟。她成长于斯，却心存漂泊感。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曾在《三生影像》中所言：“我是一棵大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龙应台也似乎在这种分裂中寻找自己的人生轨迹。

那日路过博库书城，正要进门，见一女生怀抱一本《目送》匆匆出来——我太认识那绿色缠半透明硫酸纸的封面，因为自己正在读此书。每日临睡总要翻上几页，当她的文字揉在台灯暖色光里浸入我的心肺，竟读到岁月和苍茫。这，沉淀于无声的灰尘般的文字，一个女生能懂？

从风口浪尖走来的龙应台，曾经针砭时弊、对党政不留情面的批判，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排斥和挤压，《大江大海1949》因涉及国共内战而在国内被禁，弥补读者阅读之痒的也只有《目送》，你可在书中片段找寻到与《大江大海》相叠的部分，然而只有无奈和怅惘。父母如同被浪打上浅滩的鲸，失掉了润泽己身的养分，至死仍徘徊在分离的瞬息。

在《目送》一书中，她的文字是沉静的，像脱离了世俗尘嚣，自带一种寓境，对，像陶潜笔下的“世外桃源”，却不是“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状态，她是太知，以至于日常一件小事，也要引用到历史上的集体事件——像德国纳粹、国共内战大迁移、炮击金门事件……历史的尖啸滞缓于她对生活的理解中，倒像是化繁为简、化干戈为玉帛的一种时间理念。

也唯有时间能印证岁月，然而有些痛楚却并非时间的长河可以吞噬，历史残留于个人身上的毒液一代留传一代——看着父母老去、儿子长大，隔阂与代沟的产生有了对照，对父母的不理解同样在与儿子的交流中得到反馈，而后她明白不可强求：“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这种无奈和不必强求的心态，似乎于她是一种“放下”，青春已逝、父母已逝、历史已逝，生活在岁月磨砺下变得纤毫毕现，蜕下文化学者的外壳，她是母亲和女儿。除了尽职除了悲天悯怀，还有一些生活常识需要她从头学起，文中屡次引用杜子美的诗句，她不正像一位现代的女杜子美么，忧国忧民，心力交瘁——当一回头，蓦然发觉家庭、儿子、父母、亲朋好友，才是验证自己人生最终极的价值所在，她“放下”了。

于天地自然、万物生长、柴米油盐之中映满她哲思辨理，有时，词章连幅，有时喷薄淋漓，这样的漂泊者，除了才情与文思，更多在她的责任，所能做的，是观照和体验，在大与小、远与近、实与虚的时境中，一种质朴的情感如同小溪，从容淌过。书中穿插作者游历中所摄相片，或古朴或怀旧，奇趣横生，与文章相谐相映。

人生的历练反倒使她返朴归真，以自己的情感去磨合父母及儿子的。当她见天鹅垂颈而眠如丢弃的白衬衫，而野鸭兀自在旁撒欢，不禁泫然欲泣，儿子笑她“小孩子”；当她母亲垂暮患上老年痴呆，不识自己女儿时，当她父亲一次次掏出离散时亲人交给他的一双鞋底时，那些身份综合成一个女人的无奈，化解无奈的唯一途径不是叹息，而是理解。

只有时间能磨灭一些无奈和遗憾，也只有时间，能新增一些理解和感受。

所以，没有人生的历练和岁月的冲洗，怎能读懂她的文字？

                              ——本文已载于《上海电视周刊》，部分内容有所删节

《圣殿春秋》：人心深处，教堂巍峨

范典/文

捧读《圣殿春秋》，很难不用现代人之眼光评论书中人物，每颗灵魂无不涤荡于运命的漩涡，对于作者肯·福莱特而言，八百多万字足以描摹出一幅峥嵘壮阔的社会画卷。建造大教堂的信念串联起芸芸众生，将那个黑暗时代点燃起一蓬巨火。

遥远的中世纪，教会与皇室永远是一对互相利用又争风吃醋的“兄弟”。权利上的几近对等，以及宗教之于人民的重要性，教皇的权利甚至僭越王权。书中重大事件的确有迹可寻，在那个皇室争位、权势溃散的时代，战火纷扬、民不聊生。中层阶级倚势往上爬，上层阶级明争暗斗，而底层人民则只能顺应制度改革的朝三暮四来苟延生活。

建筑工匠汤姆一心想建一座教堂，来实现人生抱负，无奈经受财政危机、信仰质疑、夫妻离散等磨难，他的坚忍是建立在实现家庭幸福的基础上的，而最关键的是解决温饱，这是他不言放弃的信念。菲利普是教堂掌权人，对他而言，教堂的建立是为己树立丰功伟绩，同时也是为该教会的兄弟们谋求幸福，开办市场、农副产品批发及审时度势的良苦用心虽彰显其头脑，而仍然是偏于私心。那个败在阴谋下的伯爵之女阿莲娜，则牢记父亲生前话语，为重整家业而刻苦经商，供弟弟当上骑士……几乎可以认为，这些人物无论他们做出何等大事，身上发出何等光芒，都是向着一片私心，而非像英雄人物般为着国家理想不惜一切——这使得他们的身心降到很低，却散发出灼烈的光焰。

现代人的革命是革自己的命，作者无非就是在这些古人身上烙上了现代性的气质，以人的价值为本位折射出关于自由、爱情、平等、民主的追求。而这种气质与当时社会背景的不相融即体现在人物与命运作抗争的情节中，人物与读者是相亲近的，而那些古堡、驿站、教堂、庄园、街道却是陌生的，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命运，犹如浮萍置于层波叠涌的湖面，是顺应，也有跌宕，所以好看。

且“现代性”具有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书里的时代整整跨越两代人，无论在建造教堂亦或追求爱情的自由度上，皆有持续性的进展。阿莲娜不惜解除婚约，跋山涉水苦觅心上人，杰克也将数学原理和新式建筑技巧运用到教堂的建造上……很难想象，如阿莲娜这般的弱女子在那个战争频繁年代，怎能和男人平起平坐讨价还价，更遑论赤手空拳在贸易市场坐到一把手的交椅。这是作者赋予小说的一种理想，也是对读者作出的交代。不知是“传奇”成就“畅销”，还是“畅销”导致“传奇”？作为一位畅销作家，肯·福莱特深谙此道，当然情节落入俗套也就不足为奇，但可贵的是其“建造”了一座大教堂，甚至大费笔墨描述了建筑原理，同时，在建造这座具象的大教堂同时，把巍峨的状态应用到世道人心之中。

当然，在这一千多页的皇皇巨著里，可供研究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其实换句话说，是中世纪那个时代对于我们现在的读者来说太过厚重了，喜欢肯·福莱特的小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对那个时代有兴趣。

肯·福莱特不仅用自己极具现代性的笔墨描摹了那个时代，也在每个读者心上建造起一座精神的大教堂。也许若干年后，人们会在评论此书时说道：“人人心中都有一座大教堂，而每一座都不一样。”

——已载于《上海壹周》

为什么要做杭州雅痞

我们这单位多数是杭州痞子，算得上是“雅痞”吧，假如以金钱实力来衡量的话。

杭州最初给我印象是表姐夫一句话：“说话硬邦邦的。”我倒是听别人说我们绍兴人说话硬，像刀切似的——后来到了无锡，听他们一讲话，哇塞，那才叫一个软，“你个杀千刀儿滴——”越听越像昆剧里念白。吃食像油面筋也是甜的，骂起人来也是甜的。

杭州话经常有儿化音，“你个六儿”、“价个套儿”，念起来一连贯，干脆利落，发音从喉头到舌尖抛出去，顺溜得很。宁波话我也能说上几句，倒不像老师说的像乐符哆来咪发，叮叮咚咚的。但比起杭州话来，还算得上轻脆悦耳。

杭州人看不惯上海人，我早在麦当劳打工时就知道了。湖州一家新店开张，各地同仁去支援，杭州分一派上海分一派宁波分一派，各不相扰，众多流派共处一室合作那才叫有趣，就因为你叫一声那个上了年纪的上海女人“阿姨”便遭白眼，后来同事劝解说，上海人喜欢别人叫得年轻些，你看她是阿姨的年纪，就应该叫她“大姐”。难怪电视上那些小孩给上年纪的明星献花时总称呼对方为“姐姐”，让我毛骨悚然。后来在杭州，我亲眼看到上海人问路，杭州人指反方向给他们走。

不知道这种宿冤是怎么引起的，我不想去追溯，因为我不是杭州人。我却为了要当一名杭州人在这个城市继续生活下去，为此，我要贷款买房、为了孩子能受到公平待遇给他早日落户，我甚至要为此付出我一生时间去努力赚钱。

老婆公司关闭后，想领失业保险金，却被告知虽有杭州集体户口，却没法落户，要有家庭落户才可领取，或转回原籍在当地领取。于是“落户”成为我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说实话，我们想过好几种办法，挂靠到我表哥家，但是人家肯么？嫂子这么厉害，老婆说：“也许她会怕我刚生了孩子会赖在他们那儿，想替孩子找后路”，说得也是。连房东也想到了：“要不给他点钱，挂靠一下？”想了那么多，我们却根本不敢打电话给对方，宁可不领这笔失业金了。

杭州人向来以家为荣，倒不是他们精神上依恋家，是因为家在他们眼中就是房子。我们单位在体制、规定上都有违劳动法，却无人干涉无人上诉，就是因为这批杭州人在公司做事，只求拿到一千多元的工资就足够矣，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有房。而外地打工者却要为此赔上很大的代价——首先，公司雇佣杭州人可以省却一大笔高昂的工资费用，杭州人便宜，是因其不用顾虑身外之事，只要喂饱肚子即可；其次，外地人如提出要求，公司的回答即：为何要为了你而破了公司的规矩？换句话说：你爱干不干，要干的人一箩筐。

这就造成一种恶性而隐形的“报复”，杭州人也就聪明在此：明哲保身、私下懒散、逢迎拍马，外地人也只好跟风，一个公司里呆到一年以上资格就老了。反正就拿这点工资，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如果别人对不起自己，就放声大骂，何必为这点钱受这个冤枉气？我仿佛看到他们生气时，其实是把平时的怨气一股脑儿都发泄出来了。

杭州女人喜欢卖弄，时常听她们在说：“哎哟，昨天我那套房子卖了80多万，卖亏了。”“我这身羊绒衫穿着舒服，所以再去定做了两套来，你看看，颜色好不好？”“我师傅给我送了两盒山核桃，还等在单位门口，怪不好意思的。”如若新来的部门领导追查她的工作行程，她便暴跳如雷，对着干，背后骂你个狗血淋头，还要拿老资格来压你。

杭州男人显得有些委琐，这倒不是说他们怕老婆。单位里面时常见他们低声叹气，叹的都是今天股票涨停，而自己没有买进，叹的是儿女学习上的事。你就觉得仿佛受到压迫：像他们这样生活无忧，房子好几套，身上带好几个手机的人都要活得这样累，那你这样的外地人不是更惨？

公司里有个男领导，原先是农民，后来土地征用，分配到煤气公司，村里分房、单位里分房，现在家离单位走路只需五六分钟，每日还要开一广本，宁愿挤在车流中等待红绿灯。那日还听他说：要是当初村里那套房子不卖掉，租给打工者，赚的钱还要多。而这样一个衣食无忧的人，对单位里每个外地人都要连吼带骂。我被他骂的次数不下十次，别看他骂人厉害，但据说是个怕老婆的人。

还有个杭州男人也是农民，家里房子好几层，分租给别人。自己在朋友公司打工、平时炒股，还在网上开店，却精巴得让人反胃。可是这样的男人会赚钱，女人就爱——管你是不是帅哥，管你是不是有文化，嫁个杭州人，抵得上嫁一个穷博士。

我亲耳听浙大某位教授在上课时说到北宋时候杭州女人喜欢偷和尚的事，讲当时的繁华，本来依附于绍兴，后来因为运河贯通南北，成了贸易的集散地和转移点，于是杭州大发，什么上海啊北京啊南京啊东京啊都统统见鬼去吧，老子天下第一。正是养成了这种娇气，杭州人便渐渐懒散了，喜欢守着个西湖过日子，小娘子相公在路上手牵手，遛着狗，多惬意的事儿！不是有句诗：“南朝三百四十寺”，杭州也有不少的寺庙，和尚特别有钱。

说来说去，只为“钱”。你听他们说的、交流的，无非便是物质、金钱，倒不是我眼红他们，只是觉得他们实在很空虚，空虚到只能借由谈钱谈穿着和用度来显示身份。他们完全不在乎工资待遇，不在乎你是什么文凭，越高文凭越被他们看不起：读本科有什么用？还不是和我们坐一个办公室？

我不知道这个价值观的颠倒是仅在我们公司，还是社会上存在很多这样的情况。有钱就是尊贵身份的象征——这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吗？可笑的是，我目睹了这种现象，却还要削尖脑袋往里钻，争取当一名拥有杭州户口的雅痞。“雅”的是我的身份，“痞”的是我的经济。所以当我听到单位里有些外地人已开始字圆腔歪的说着一口流利的杭州话，试图混充杭州人行列时，不禁冷笑。

我不是在笑自己么？

笑了何妨，不笑又何妨？

不过，就算我有朝一日终于拿到杭州户口了，等我死的那一天，我也不会承认自己是杭州人。

生命无常

获知陈琳跳楼自杀，做第一件事是回头去听她的专辑，对于死的问题，我不想太多，人在世上，生命是脆弱的，命运是无常的——这道理大家都懂，却未必都理解。

坐电梯时，中年人在谈论。

“陈琳？哪个陈琳？”

是的，歌坛的确有两个陈琳，不过只是读音上相近，另一个叫程琳。

“就是唱《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的那个！”

“哦。”

“什么事这么想不通，不过跳楼真的需要勇气，也就一瞬间的事，如果救下来，再次跳恐怕就没这个勇气了。”

这就是全部，对于一个歌者，她对普通人而言这就是全部了。有一两首歌为人熟知，她的粉丝也许早已蜕变为中年的秃顶和肥肚，而出现在媒体镜头前的她却永远要维持住那种光鲜和年轻。这与心境截然相反的外表，似乎就是一种辛酸，只是别人看不明白。

那日和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一位女孩聊天，刚巧她的房子要出售，楼上住户来看房，便坐在那儿聊天。那看房的手里还抱着个眼睛黑溜溜的男娃娃。聊起现代人追求个人生活的态度，然后大家发现，所有人都忽然明白人生无常，要及时行乐，天南海北的旅行、单身主义、丁克一族，生命忽然在挣脱了某种观念的束缚之后变得有质感起来。讽刺的是，有钱的人也仍然有苦恼，百万富翁的妈，食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都不用担忧之下突然患了胃肠癌，原来是富贵病，都是靠吃补品吃出来的。

也许别人的死可以促使我们变得警醒，但令我们不解的是多数人及时行乐，唯恐次日就被恐怖主义的炮弹袭击或染上甲流被隔离起来，他们追求个性生活，摒弃那些传统留存下来的训诫，“我们没想好为什么要生小孩，所以就不生”——这是一个回答。

这个社会整茬整茬换人，从八O后换到了九O后，仿佛一代人的存与逝只是青春的外化，而这样的青春也是在媒体的吹捧下愈发张扬，连广告也是琳琅满目打上“不走寻常路”、“我的地盘我作主”等个性标签。但这种所谓的“个性”是经不起推敲和考验的，因为我们的民族并不由一个洒脱而轻松的历史构成，有些东西之所以称为“西化”，是指它仅仅像一个拙劣的摹仿演员，只具备技巧，而非精神。

陈琳的歌，我还听过《我挑我的》、《爱就爱了》和《不想骗自己》等几首，颇有几分北漂歌者的风范，想当年王菲还是王靖雯的时候也是这样唱歌。不过等斯人已去，我才注意到这点，越听越像《我跳我的》、《死就死了》。

有些人等死了，别人才会突然发现：原来她的洒脱和轻松统统是假装的！

这就是光鲜外表和沉重人生的落差。

《爱有来生》：续一杯茶的前生今世

这部片子改编自须兰的短篇小说《银杏银杏》，在女作家精细的文字里，故事在两个人物间的对话中徐徐展开，略带白话文体，让我疑是出自民国时期，倒是人物身份对了，作者却是当代的。看小说和看电影，完全是两种感觉，尽管两者都执迷于探索男女爱情，今时今日情缘难定，只待来生再续，小说只交代了这种情绪，电影则强调了这一主题。

俞飞鸿此次首任编、导、演一身，实出难能可贵，正如花絮里男演员涂松岩所说：能做这样的事是人已经很难，更何况是个女人！她自己说这个小说在脑海里纠缠了整整十年，到最后细节和人物都扑面而来，栩栩如生，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拍出来，所以就有了《爱有来生》。

爱有来生？单听片名就觉一股凉气直蹿——为何要等来生？今生有爱便可，倒是制片方太注重商业宣传，冠上“中国人鬼情未了”的副标。看完全片，不像《人鬼情未了》，倒像是男版的《胭脂扣》，李碧华笔下的“胭脂扣”变作“银杏树”罢了。小说里写到银杏树是“一种奇怪的植物，在有月亮的晚上，树身上缠绕着重重叠叠的藤类植物，风吹过时，树影轻摇，在浓淡有致的黑影里，也许有轻微的叹息声，也许，只是夜宿的鸟儿惊飞的声音”。银杏树是男女主角来生相逢的约定地点，茶是在电影中被加以深化的意象，成为一句约定的暗号——“茶凉了，我再去帮你续上！”一个“续”字，将前生今世连接起来，也使男女主人公的感情从无到有起了贯穿，从两人无语，只借茶来传递感情上的互动，到借茶让情节得以转化，再到成为两人相约来生的暗号，俞飞鸿饰演的阿九反复重复同一句话，相信必定在观众脑中烙下深刻印象。其实这一意象存在，显得颇为刻意，用多了，反而让“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含蓄被搅得呼之欲出。结局重逢就没有什么悬念。电影也吃亏在这里，比较直观，所以谁是谁，观众一眼明了，小说可以有伏笔，就“伏”在偶尔留白和对细节描绘的模糊上，不过须兰的小说写得更为简化，几乎是白描，人物完全成为叙述的借助物，完成叙述的功能后便立即消失，故事也匆匆收束，电影则丰富了情节段落间的联接，人物情感也得到很完整的铺展。

很多电影都改编自短篇小说，为什么？短篇小说有一个巧妙的结构和强烈的故事性，对于电影创作而言，它是一副骨架，能让导演和演员尽情发挥，丰富以肉体和神经。所以，里面的情感是现代化的，包括谈到感情时的对白，均是一种现代化的恋爱观，即无论生死都不能阻隔有情人共续前缘，《牡丹亭》之所以伟大，是因其超越时空和年代，将爱情的神力发挥到了极致，直至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在感动。俞飞鸿要诠释的当然就是爱情本身，但可惜的是，她没有深化小说本来的主题，也没有更多的丰富原作的社会背景和人物间的矛盾穿插等，只撷取其中细节加以单调的重复。像李安改编自张爱玲同名短篇小说的《色戒》，就扩张了很多原来小说中并不存在的情节，这使得电影具备了很多可供研究和挖掘的元素。当然作为女性导演，可能会偏向于对“爱情”的塑造，而有意忽略其它内容。电影中另一线索是两家的冤仇相报，这条线也被省略得几近很淡，在导演有意忽略时你会看到几个交叠的镜头，比如大哥赶庙会赏花之时、被仇家追杀迫于逃命的兄妹俩，这些交代有意淡化的作用无非就是突出男女主角的爱情，这便使得女主角内心的仇恨在最后显得很突兀，也没有太强的说服力，另外，她哥哥的面目是模糊的，也即说高虎饰演的这个角色几乎等于空白。这样的处理，当然也是可以，却让故事本身显得有些软弱而疲惫，当男热女冷到男冷女热，再到来生，似乎所有人都能猜到这样的过程，就没有惊喜感。

但是一部好的电影也会有好的桥段可看，这部电影里的桥段也显得比较老，为取悦恋人采杜鹃花制作绢花讨她欢心，这在很多电影中都可找到类似的桥段，已不足为奇。真正感动我的是，两人在寺庙，从冷漠到终于心灵交汇的一刹——我明显觉察到自己眼眶濡湿的过程，在那种清净之地，两者的无声是抗议和认命，是坚持和恳求，然而谁说佛门无情，当两人终于开口交谈，情却如奔涌而出的泉，止也止不住。这让我仿若置身于汪曾祺的散文情境中，有种空灵和超脱的感觉。

段奕宏饰演的弟弟赋予角色很多色彩，显得既文雅又略含草莽气，对亲情对爱情的诠释很到位。俞飞鸿改变了我对她一贯的看法，首先拜服于她的执著精神，将这样一个短篇以电影形式呈现出来，当然，作为一部处女作而言，《爱有来生》肯定有不足之处，而对于一个女演员而言，她开拓了自己另一面，也看得出她的能力所在——从某种意义而言，它是成功的，像俞飞鸿所言：票房并非评价一部好电影的标准所在。

有 趣

在MSN上跟媒体编辑在聊天，发给她我的书评，她看完，说：如果写得有趣一些就好了。

有趣？

这已经不是第一个跟我提到“有趣”的编辑了，也许是我行文中太过谨慎太过严肃，读者们不喜欢看论文一样的文字。媒体就是需要娱乐大众，讨读者的欢心，可是——在我读书年代，老师不就要求你写“八股文”么？我从来就是个命题作文写得不称手的学生，只要是自由选题，便天马行空、任意发挥，而且极度认真，规定写一篇，我便写三篇，规定写一千字，我便写一万，有好多同学的作文全由我来代笔，且获得不低的分数。

照理说，我应该正好顺应媒体的“娱乐”精神，写出生动活泼的文字来才对，是什么让我变得这样深沉而呆板呢？我忽然记起有哪个编辑跟我说：评论文里最好别老出现“我”这个字，否则会显得小家子气，成一家之言，所以我便遵循此则写下去，直到有人提醒我该“活泼”些了。

真的，我并不是个“活泼”的人，因为比较内向，父亲陪我去外地就学第一天，便对班主任说：“这孩子不喜欢说话”，然后他们坐下来聊天，说起我家两个叔叔都是聋哑人的事，三兄弟靠长兄为父，他们的小孩、生活皆由长兄负责，开家长会、跟福利工厂领导争取应得权利、教导他们的孩子，父亲一生操劳。母亲常对我说：“你爸是个苦命人，年轻时服侍你生病的奶奶，现在又要照顾你叔叔他们。以后他老了你一定要对他好些。”

那年冬天，一家人骑电瓶车去乡下奶妈家，母亲坐我身后告诉我一个秘密，说父亲的左耳其实听不见，让我别提起。这也许是父亲想保有的一个缺陷，他不想在人前显得弱小，他在我童年时代的凶悍，几乎是将他人生不能得志和生活艰辛的苦楚全部发泄在我身上，我屡次出走，离开家，一个人飘荡在别的小区，看到万家灯火，总是羡慕不已。我也偷偷溜回家，就着窗户一角，窥视织着毛衣的母亲，那一刻，我多么需要温暖。

我这样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倒成了学校电台的播音员，到杭州后还进入网络电台当主持人，尽管总是紧张心跳脸红，还被人批评说普通话不标准。当初高考前，还兴致所然拨打传媒学院招生办的电话，那老师说：“我看你省省吧，还是安心去考其它学校吧！”他的冷漠、坚硬像一块石头差点将我击倒。是啊，我什么都不是，有一度我自卑得无地自容，看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都不敢吭声，只是把头低下来。

我真的不是一个有趣的人。说笑话的时候，总是获不得笑声，可是我爱看相声、喜剧片，一个人偷着乐。后来我知道，世界上痛苦的人多得是，与他们相比，我又算得了什么？日本相声演员田村裕的《无家可归的中学生》即展现他少年时期的艰难生活，看得我泪流满面，可他现在不是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日本喜剧演员了吗？那些生活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最近看的龙应台的书，《亲爱的安德烈》中，她写道：

“离开了渔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后的悠悠岁月里，我看见权力的更迭和黑白是非的颠倒，目睹帝国的瓦解、围墙的崩塌，更参与决定城邦的兴衰。当价值这东西被颠覆、被渗透、被构建、被解构、被谎言撑托得理直气壮、是非难分的地步时，我会想到渔村里的人；在后台把婴儿搂在怀里偷偷喂奶的歌仔戏花旦、把女儿卖到‘菜店’的阿婆、那死在海上不见尸骨的渔民、老是多给一块糖的杂货店老板、骑车出去为孩子借学费而被火车撞死的乡下警察、每天黄昏到海滩上去看一眼大陆的老兵、笑得特别开畅却又哭得特别伤心的阿美族女人……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存在我心里，使我清醒，仿佛是锚，牢牢定住我的价值。”

一个人有过痛苦生活的经验，才能够迸发出他对美好生活的最真诚的向往，而这种像“锚”一般的人生价值就是整个人生观的“根系”，如果没有基础，即使表现出“有趣”，也只是轻浮和浅显，我相信那些编辑所说的“有趣”一定是带有知识性的“有趣”，而非逗人一笑的笑话而已。

我的“不有趣”是因太认真，事事较真，说真话，这让我这个内向之人屡与他人争吵得面红耳赤，在聚会或沙龙时发言仍然会害怕发言，怕说错话。于是给自己定下规则，要发言，必须有所准备，如果没有积累，何来谈什么自己的观点？

我的工作并不有趣，但我却是个向往有趣的人，才会不断活跃于文艺场所，才会想着去当别人的婚礼司仪，当工资不足以让你支付生活所需时，还有什么羞耻可言？我必须为自己的孩子为家人努力赚钱，我不能端着架子。看过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的《放浪记》，就会知道生活再怎么艰辛，也要活得快乐的道理。她说：花的一生极其短暂，多劳就有多得。在成濑已喜男的电影里，那个耷肩蹙眉的女作家没有为生活和感情所压垮，你能听到她在饭馆陪客人唱歌、演戏逗他们发笑，你能想象她背后的生活是何等的艰难吗？

假设“有趣”对应的是份量上的“轻”，那么在这个“轻”后面必然有一个“重量”在撑托，我现在的沉重很难说不是未来的“轻”的表现，我想做个有趣的人，这就是我现在想做的。

《杂志民国》：微言大义中的时代缩影

单看书封，一时分不清是读“杂志民国”还是“民国杂志”，因为竖体分两列，按当今人的视点顺序应为后者，可一看书脊，才知真正的书名是《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这样安排当然有其妙处，后者兼具了呈现时代的意图，以大众所共识的载体来一展时代风华，立意上更为宽广，而作者有意凭“杂志”来呈现“民国”这个时代，从其小标题中即可见示。

作者的野心是有了，但标题里隐含着“虚”——何谓“杂志”？按现代人眼光，它应是一种收罗社会万象并定期出版的具有商业价值的刊物，源于17世纪初的法国，“杂志”这个词便来自法语，即“仓库”之意。但这个“志”在汉语中另含“记录”的意思，“杂志”即“杂记”。作者之“虚”在于自知无力驾驭那般庞大的时代，只取其八样刊物显然有些羸弱单薄之态。

其所撷取的八样，可谓经典中的精挑细选，有些至今仍有人耳熟能详，比如《新青年》、《新月》、《生活》、《良友》，对于“民国”这样一个改朝换代、内忧外患、群贤毕集的时代，刊物的兴起及其发扬光大，都与当时知识分子的命运汲汲相关。他们所能承载的使命，即让民众有更清晰的辨识能力和团结一致的向心力。要让这八本杂志撑起一个时代的风云还真难为了作者。

正如序言里小标题所言：方寸之间大乾坤，“杂志”相较于专著、文集等出版物，更具时效性，浓缩和记录的是“当下的历史”，但唯一遗憾的是，发表和体现的论言思想也仅代表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时局动摇中或坚持或更改自己的政治信仰，针贬时弊和针锋相对时甚至产生“兄弟阋于墙”、“同派之争”的情形，如周氏兄弟在《语丝》杂志上的言论交恶，同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却产生立场上（激进运动和理智爱国）的分歧，然而面对国耻国难又同仇敌忾、共御其侮，之于这种被历史遗忘的小细节，作者深以客观的触角。正如他在序言中暗示：历史“可以以胜利者高高在上的姿态，任意臧否人物和阉割真相”，为了还原“真相”，书中不唯将创刊历程作了详尽描述，并体现老板们、主编们、撰稿者们与刊物一同沉浮的命运，令人欣喜的是，纵向铺就的是一条历史壕堑，却横之以数不尽的风流人物，像鲁迅、陈独秀、周作人、林语堂、胡适、梁实秋、徐志摩……都相继登场，命运周折和轶事纷呈将他们的身影剪贴于书中，亦多处引用他们的言论为其思想辩实，只可惜作者笔墨到处，也仅遗漏稍纵即逝的观点，在抒怀达意上不能尽兴。

在八本极具代表性的刊物背后，凝聚了知识分子们的精诚与心血，他们多从西洋留学归国，对共产主义充满天真的梦想，当西方理论无法正确指引改革之道，他们不免分庭抗礼，刊物的应运而生成就了他们思想牴牾，也导致他们在政治趋势下身不由己的暴露弊病，刊物同样陷入水深火热的政治交锋当中，违背了当初创刊的初衷，也直接走向了衰亡。无论人还是刊物皆命履同辙，引人唏嘘。

反观如今市场上的琳琅杂志，多为时尚、拜物、消费，纷杂之余少了利于国民思想递进的自由言论者，一是时代趋然，经济浪潮下的享乐主义占领首席；二是“独立”意识的瓦解，已导致价值核心体系的崩塌，知识精英们一方面追溯传统文化符号并加以利用，一方面又对西方价值体系表现出既崇拜又抵制的矛盾心理，已然失去了自我意识。此书虽未明确表示作者的愤慨之意，却在对八本杂志丝分缕析的表陈和评述中暗示了这层意义，可谓对现代社会亦起着警示的作用。

如果单纯为了怀旧，不如看一部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国难当头，人人自危之时，却有人勇于反省、反驳、抗争，民国作为最靠近新中国的一个时代，其斑驳芜杂、腥风血雨和政治动荡的乱世战场，却注定“乱世出英雄”，才子佳人们不再柔弱于一躯之力，而蹈之以热血、赴之以生命。作者之所以“内热外虚”，是不能尽一己之晓畅理论，不能全史据以启世。出书聊表其长期以来的“杂志癖”，也感同身受前人办刊之苦乐，但杂志里的“微言”能否撑起时代的“大义”，却要仁者见仁了。

——已载于《新京报》

书名：《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

作者：周为筠

出版：金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8月

定价：29.80元

《绿的海平线》：飞机工厂的台湾少年工

这部台湾人制作的纪录片，吸引我的不是它所发掘的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正如电影最后说道：如果不是因为日本师生们在游玩途中发现台湾少年工的亡灵纪念碑，就不再有人提及往事，而花絮中的纪念活动，再次以其声势浩大，和年已耄耋、白发苍苍的老人面容打动我。影片中一帧帧泛黄而清晰的照片，将1940年代的少年的面容一张张呈现，着实激荡着人心——隔着半个多世纪，照片仍然那样清晰的记录下他们早已消逝的脸庞。

令人感叹的是，新老对照的沧桑感——活在现代的苍老的脸，和活在旧时代的嫩芽般的脸。中间隔着的距离，是他们平凡而坎坷的一生，他们的命运在作为赴日制造飞机那一刻始便被锁定。8400多名台湾少年迫于家境的贫寒，远赴日本神奈川县为日本人制造飞机——这是日本人的军国策略，对抗美国空袭，他们的口号是：对方一个月生产一百架飞机，日本就要生产一万架！用“半读半读”且可以“赚钱学技术”来诱惑台湾少年，结果像奴役般驱使他们用铁槌敲零件，并不惜砸到自己的手，如果不按指示做便可能被活活打死。最可怜一些少年在躲空袭时被炸死，活着的人只能祈求早早回到故乡。结果呢，日本打败，仰仗日本能赢的台湾少年一下子希望渺茫（这大概是殖民情结在起影响，难道他们就一点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吗？也许是年少懵懂吧），继续留日的只能靠自己流离失所的打工来养活自己，遣返回台的也经历着将来的政治变革——有人一辈子在看形势，中国大陆教育免费，以为是一种好形势，谁知碰上政治整风的文化大革命，少年时候的特殊经历让他流放新疆，也从此改变人生。青春就是在命运的捉弄下消散的，谁都无法预料，将来会发生什么，当你年轻、有资本、有才学、有样貌的时候，怎会预测到自己的最终归宿呢？

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少年们，如今白发两鬓，只能相聚在一年一度的聚会当中——而这种相聚也只能是一次少一次，跟生日一样，越过越少。而这就是他们赖以继续活着的理由：有迹可寻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至少他们还可骄傲那么一次。所以张爱玲很早以前就说过：“你年轻吗？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青春真的是短暂，如果依赖年轻资本，总不能一世，靠的还是经历经验，而这些构成生命的质量。青春是人生当中短暂的一瞬，之前是懵懂，之后才是沉淀下来的冷静审视。

而年轻的可贵在哪里呢？是不造作，单纯，对情对爱的真挚，当少年们乘船离开日本后，写给日本老师的信中，我们可感受到那份不为奴役或殖民身份限制的情感，只对人，而不是对国家、对政治环境。影片中用童声朗读了这封信，泛黄的信纸上叠印着白色樱花，让人领略到一种漂浮、温柔的美。影片虽以“绿的海平线”作为一种思乡的情境，却主要集中在这些少年工的坎坷命运上，照片与真人的交递呈现，空间的转化、历史资料的穿插，使得那段历史有了一个直观的画面。“少年工”成为他们整个命运的领头羊，乃至一生，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回忆祭奠那段经历。

你说他们失去了什么？失去了童年？不，不只是快乐而幸福的童年，那段飞机工厂的工作带给他们艰辛同时也锻炼了他们的技术能力，其实是有互补的。那么是失去了亲人？不是有人在日本时家人来信说他父亲死了么？也不是，这不过是特殊情况。我个人认为，他们失去的，是他们所能选择的机会，那个年代，已经容不得他们自主选择，政治动乱将他们推向了潮浪。其实，他们的人生从当“少年工”时就整个被吞噬了——这才是要点，不是战士或重要人物才会沦为牺牲品，这些孩子们也是。

或许我们会惊叹岁月将那么单纯美好的脸孔折磨成了如今的老态龙钟，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比人生更残酷的正是岁月。

灯影里的灰尘

这几夜睡不好，十一点上的床，熄灭床头灯，原本以为秋凉偎住被头会渐入温暖梦境。可是不，翻来覆去睡不着，不是头撞到堆砌得一尺多高的书，就是手碰到书。捻亮灯，看到自己周身被书山包围，我竟然困惑：我到底是来人间做书呆子，还是讨生活来了？

单位里那档子事，不提也罢。没有几人能打交道，日复一日，只管好自己工作，况且缺了我，他们也一样兴兴火火、吵吵闹闹，我权且当自己是一介局外人。惹不起，总躲得起。其实我是忙碌的，只差没把睡眠捐出来——可这些天，睡眠的确放弃我，它像鬼魂般在黑夜里潜藏着，却不敢靠近我。这样想来，的确是寂寞在作遂，那台灯底座和书页上积起的灰尘，在光线映照下起了绒毛般，吹口气，它们就会飞起来，落到我头发、眼皮、鼻尖上，而关上灯，你就不会感觉它们的存在，呼吸在变暖，可是思想却异常清晰起来。

这几十年的活着，到底是去干什么了？那些同学、朋友都上哪儿去了？我仿佛被灰尘覆盖了，我无法想象自己死去后亲友们的表情。有时候，的确感受到自己的被动，在人际还是处事方面，都显出笨拙一面，但，那不是互动的吗？当朋友忘记你的时候，为何要你单方面采取行动呢？我开始猜测为何那位古典音乐鉴赏会的姜老师没有给我来电话，离我儿子降生已经两个多月，暑假也已过完，也许他们已彻底将我遗忘，也许是怕影响我工作？

我心里想，遗忘就遗忘了吧，本来还想抽空去看你们。这样的想法其实有点负气，果不其然，第二天对方便打来了电话，称其关节出了毛病，不能走动，明天是第一次上课，“你要来啊，还有，你的孩子还好吧？”

看，人家压根儿就没有忘了我，而是身体不太舒服。我心里立即涌起一股愧疚，虽然次日因为工作缘故没有时间参加，仍然抱定了决心改天晚上去看望他。

那床被子刚从衣柜里翻出，盖到身上，感觉有千万个蠕虫蹿动着，次日起床一定要冲洗一番，睡了两晚实在忍不住，将被子晒了一天，晚上将被套拆洗，放到洗衣机中，当作“大物”洗涤，人在卧室，等我跑出去，厨房和卫浴室门口积了起码五公分高的水。拿畚箕扫了半小时，再拿废报纸铺了厚厚一层。

抱着新被套睡，果然舒服得多，还有阳光味。那一晚睡得香，却做梦到爸爸开车要送我去一个地方，正巧走到车门前，我“咦”一声看到堆放在长凳上晒着的一批旧书，原来是爸爸丢掉的——这真是，让我心痛不已。他要送我去的地方是另一座城市的图书馆，我手上捧着两本看完要还的书。我不惜花迢迢长路去借书，他却把那么好的书都扔了。一时醒过来，怅惘良久，只怪时间到了，否则我定要将那些书统统搬回家。

次晚，想接着那梦做下去，可脑袋忽然兴奋起来，睡眠又躲起来了。于是一大团一大团的事情围绕着我。

单位里的财务经理在楼道里吸烟，跟我说他也睡不好，经常做一些怪梦，然后讲给我听，说他明明房子买好了，却在梦里分期付款累得不行。还说他晚上要去做一个磁共振的扫描，次日回来告诉我，整个人躺进去，那声音在耳朵边感觉刺得很，反应很大。

我还说他心理上压力过大，可能产生亚健康状态的病症。而我自己不也是这样？特意买了那种纯咖啡，苦是苦点，硬迫自己喝下去。否则我真要受不了，再好的身体也经不起这样折腾。

有时候，让自己变成呆子或者灰尘，何尝不是件好事情？

我只怕没完没了的重复中，自己失去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