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丽给我打电话，声音沙哑、鼻音厚重地约我出去见个面。听那动静，就知道是又要“闹离婚”了。
她这离婚，也不知道闹过多少回了，每次都是轰轰烈烈地开场，走的也几乎是同一个程序：搬着个大箱子气咻咻地离家出走，一副再也不跟那狗东西过下去的架势，结果却不知道在哪个环节上忽然偃旗息鼓，不羞不臊地又顺着原路回家，掏出钥匙打开门，柳暗花明又一村。
提前五分钟，我到了约定的地方。她已经来了，凄迷无助地呆坐在临窗的角落里，像个“悔叫夫婿觅封侯”的怨妇。
“狼来啦？”我在她的对面坐下，一面问她，一面夸张地凑上前去看她的脸——眼皮肿的，眼圈青的，鼻头红的，苦哈哈的一张小脸儿蜡黄。从五官的病态反应推测，她这一轮涕泪交加的折腾，一定不小于四个小时。
“他在外面有人了！”她神色幽幽地回答。
“噢。那就是母狼来啦。”我表现出一副豁然开朗状。
她忍不住“噗哧”一笑，可是笑容还没收好，眼里的泪水就聚上来了，在红肿的眼泡里一颤一颤地泛着寒光，像汛期里水位暴涨的堤坝，随时都有泄洪的危险。
我笑着叹了口气。阿丽离婚的理由一向很多，而且貌似每一个都很充分——为了孩子的教育两口子意见不合、疑心老公在灵魂上已经背叛，因为看到有美眉向他抛媚眼、跟她上街的时候看着她跟别人吵架袖手旁观，甚至胳膊肘往外拐地替别人说话……虽然，每一次离婚的主题都不同，但是每一次事态都比上一次严重，心底的绝望和形势的恶化，就像从山脚下拾阶而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逐级攀升。
我知道在这种情形下我什么都不用说，因为说什么都没有用。她找我来，并不是真的要我想什么办法，而是因为和她老公比起来，我大概还算有点耐心，可以在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时候递给她一张纸，听她义愤填膺地把那厮骂得狼心狗肺而不加辩白。实在不是我看着朋友遭难坐视不管，而是她的“不靠谱”，让我一点点地学乖了——最初，我以为她当真在家里受尽了欺凌，苦思冥想地琢磨了半宿帮她想对策，不想人家没出三天就跟老公和好了，不仅与对方冰释前嫌，还把我的话当成鬼子的情报，掏出来向她老公表忠心，言外之意，我倒成了要拆散人家婚姻的恶人。
换了别人，我也许早就跟她“say goodbye”了，可是跟阿丽，没法儿“上论”。或许是脑子的化学性质与常人不同,她的言行举止一向是猫一阵儿狗一阵儿的,没个准谱。高兴了，又涂胭脂又抹粉儿，睫毛刷得跟海带丝儿似的,搬个凳子都捏着兰花指；颓废了，又头不梳脸不洗,连棉毛裤屁股上的窟窿都不缝。有一回我去看她，她情绪激动地趿拉着一双塑料拖鞋在屋里前窜后跳，棉毛裤上的那个洞随着她的屁股扭过来又扭过去，像一只偷着看笑话的眼睛。最要命的是，在你被她气昏了头，决计跟她翻脸而去的时候，她能拉着你的手哭得声泪俱下，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簌簌地落下来，啧啧，那状态，铁石心肠的人看了都会心软的，更何况，我跟她已经认识了二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