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精神与儒家文化
 ——儒家价值观的重构
   

    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能受邀参加此次“奥林匹克精神与儒家文化”论坛，本人深感荣幸。面对时代演进，儒家思想仍能对我们有所帮助与启发。能以毕生研究心得贡献社会乃是我的心愿，我愿分享下述心得：以自我生命的阶段为经，儒家的价值观为纬，展示全人的丰富内涵；其次，以儒家思想的中庸理念与礼乐教化辉映奥运精神所强调的和谐与美；最后说明贡献社会乃是实现自我所必须努力的方向。

 
　　一般所谓「文化」，是指与自然界相对的领域，由于人类的独特作为而展现的。因此，文化可以说是人类生活之全部。但是，如此一来，文化的兴盛衰亡如何解释？为何有的文化昙花一现，沦为历史遗迹？有的文化却历久弥新，显示强劲的生机？因此，「生活之全部」不足以说明文化；文化应该有本末轻重的不同层次。亦即，人的生活有外缘也有核心，有具体的需要也有高远的理想。我想由以下三个层次来作进一步的说明。

　　文化的第一个层次是「器物」，包含食衣住行的实际产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科技及经济方面的发展。这一层次关系着国民生计，不可不备，也不能不力求改善。但是他的内容有极大的弹性，譬如，衣不蔽体当然苦不堪言，有了衣服，则可以考虑实用、美观、高雅的条件，但是衣服存在的目的却是为了让人表现更高的境界。非洲的黑人穿上唐朝的官服，并不因而具有唐朝的文化水平。器物层次的特色是可以作横的移植，像花钱购买高科技产品，但同时也很容易毁坏，天灾人祸就可以使它销声匿迹。

　　较高的第二个层次是「制度」。人羣能够生存之后，就须建立共同的行为规范，如权利、义务、礼乐、典章。制度是为了安排人羣合理的运作，因此必须根据时代与环境而兴革损益，务期产生高度的效率。古代帝国可以专制，今天的国家则走向民主。从专制到民主的过渡，绝不能作横的移植，却须接枝在传统的根基上，再逐步调适。譬如，菲律宾在美国的支持下，领先成为亚洲的民主橱窗，结果到了今天还在民主的泥淖中挣扎。日本并未废弃天皇制度，却照样可以享受民主的成果。

　　具备了「器物」与「制度」之后，就可以进而思考人生有何意义、有何目的、有何价值的问题。这是文化的最高层次，可以称为「理念」。听起来似乎抽象空洞，但是如果忽略此一层次，则芸芸众生何以异于那些同样受困生于生老病死的其它动物？人可以思考，而思考、自由、抉择、责任，是一脉相承展现在人生之中的，因此除非接受虚无主义，否则总要正视下述问题：人生有无理想与信念？何种理想与信念是值得追求的？这里我们遇到了哲学问题，以及相关的宗教、文字、艺术、道德的领域。

　　为了说明理念层次的重要，试举一例。美国社会的富裕繁荣不在话下，科技与经济领先全球；政治民主、社会福利制度也令人称羡；照理说，美国百姓应该活得十分快乐。但是，做为一个人，还有更高的需求，如「理念」。一旦丧失了理想，就会毫无工作意图，混迹街头，吸毒酗酒，自暴自弃；一旦迷失了信念，恐怕连身家性命都不知珍惜，走上自杀的不归路。我手边没有美国人自杀比例的统计，但「有钱人自杀的比例高于穷人」，则是我多年以前在美国读到的新闻报导，它让我久久无法淡忘。

　　以上所说的三层文化观，是我们正确掌握文化内涵的快捷方式。不过，必须补充一点：这三个层次之间，是互动互补、相待相成的。譬如，我们在祭拜祖先时，准备一些祭品（从米饭到方便面，皆无不可），点上香烛或扭开红色小灯；然后按一定仪式及长幼顺序上香行礼。如此一来，涵盖了文化的器物及制度层次，但是祭祀本身则出自一种信念，相信祖先的生命与我们长相左右，同时肯定「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教化理想。

　　那么，具体而言，中国文化的理念是什么？是以儒家为主干所架构的一套系统学说。我们暂且同意此说，看看它做为主干，如何发挥一定的作用。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至隋唐而大盛。何以大盛？因为它接受儒家两点影响：一是基于儒家对人性的普遍肯定态度，佛教也加强倡导众生皆有佛性，敦劝信徒勿以牛羊眼看人；二是由于儒家对家庭及孝顺的重视，佛教也开始以「广孝寺」为名，建立寺庙，而这在原始佛教的教义是难以想象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文化交流唯有在理念层次沟通，才能开创新境。一种文化也唯有在理念层次自成系统、充实圆满，同时蕴藏与时俱进的潜力，然后才有可能长存不朽。

　　中国文化历经数千年而屹立不摇，正是因为在理念层次有儒家这一主干，加上道家、佛教呼应配合，形成广大悉备的整体。明白这一关键，我们可以进而思考：所谓的文化危机，是否就是指理念层次的僵化、失效、模糊呢？是否这些传统理念与现实人生脱节，无法孕育活泼的动力呢？答案正是如此。

　　理念的本质不变，但是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却有责任去重新诠释这些理念，说明这些理念的现代意义。因此，我们今天的挑战，就是要分辨：什么是儒家？我们必须区别儒家的本质与表象，把儒家的原始面貌与历代的应用形式划清界线。本文基于此一考虑，拟重新建构儒家的价值观，提出一套「三阶段六层次」的系统说法，希望对于现代人也有一定的帮助。

　　价值观是人在自由抉择时所呈现的，环绕着「自我」的生命而展开。自我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会选择不同的价值。所谓不同阶段，大致有三：一是以自我为中心，顺着本能的需要，表现为生存与发展；二是注意自我与他人的互动，讲究礼法与情义；三是超越自我，走向无私与至善。传统价值观以儒家为代表，一方面肯定这三个阶段，另一方面强调由下而上的提升。以下分别予以说明。

一、自我中心阶段：生存与发展

　　首先，我们由古人的一般观念说起。「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这是常识，也是基于经验的观察，更是人的本性需要。儒家并不反对人的生存本能，而是要增益其内涵。孔子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好色是本能，好德则须教育与工夫。他又提醒人们血气造成的问题，要以「色、斗、得」为戒。孟子遇到齐宣王时，后者也坦白承认自己有三大毛病：「好色、好勇、好获」。这与孔子的劝戒正好互相呼应。

　　本能的过度扩张固然不好，但是本能的适度满足却是不可或缺的。孟子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王道必须建立在妥善的经济规画上，初步目标是「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即使是孔子，也需要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颜渊再怎么痛苦，也需要「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他们与一般人的差别在于：「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什么是道？简单说来，就是在价值上不断向上提升的过程。儒家的价值观十分明确，所以遇到抉择时不会犹豫。孔子谈到政治时，认为对于百姓，要依序「庶之，富之，教之」，就是繁殖人口、增加生产，再进展到教育。孟子说得更直接：「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关键在于「教」。教的第一步，则是有关「发展」的原则。

　　所谓「发展」，是指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就，富贵可以作为代表。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相对于此，「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他本人并不反对富贵，他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只要手段正当，不妨各逞其能。然而，人间富贵无法脱离政治环境；国家有道，正人君子才能出头，否则大有问题：「邦无道，谷，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然而，有道与无道的判断标准何在？在客观上不易认定，譬如孔子与孟子都曾周游列国，求为可用，最后都难免于失败与失望。因此，思考的焦点回到自己身上，提出「见利思义」，「见得思义」的原则。国家有道无道可以姑且不论，因为「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个人的处世态度必须坚定，由此作出价值判断，譬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小人是凡民，所关心的是「利、土、惠」这些个人的所得；君子是上进之人，注意「义、德、刑」。在此，「刑」可以解为下一阶段所谓的「礼法」；而「义、德」则属「情义」的范畴了。

　　《大学》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发财与不仁连在一起，其实在孟子已经说过，就是「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仁与富似乎无法并存。孟子还说：「君子以身殉道，不以道殉身。」因此，像「仁」、「道」这些价值都是高于「身」、「财」的。

　　「殉道」的观念在儒家屡见不鲜。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也说过：「所好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舍生而取义也」。像这一类「成仁」、「取义」的说法，都预设了一个立场，就是：人性向善，所以为善而牺牲，反而是一种成全与圆满。不过，在生与死之间，还有广大的空间可以让人努力，就是人我互动的阶段中的「礼法」与「情义」。

二、人我互动阶段：礼法与情义

　　人与人互动时，不能没有行为规范。最基本的要求是「法」，较高尚的安排是「礼」。儒家兼顾二者。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他认为善与法是相辅相成的。孔子则重礼而轻法，「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合而观之，礼与法可以并称，都是教育的初步内容。

　　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立身处世，不能不知礼。周公「制礼作乐」，成为孔子推崇的圣王，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礼的作用在于明定人伦的关系，《易传》有云：「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完矣。」这与孔子论为政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相同的意思。

　　在有关「好礼与好色孰重？」「好礼与好食孰重？」这两个问题上，孟子的立场很清楚，是礼胜于食与色。子贡想要省去祭祀时的牺牲，孔子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礼不是物质或财货可以替代或衡量的。如果礼出了问题，像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就会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因为人间秩序与分位大乱，国家也将陷于覆亡。这个道理在《左传》中一再重复，也是儒家所珍视的。孔子谈到「益者三乐」时，说：「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其中以「节礼乐」为首。他对颜渊说：「克己复礼为仁」，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见殷切叮咛之意。不仅如此，许多品德如果少了礼的节制，将出现后遗症。譬如：「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不过，礼不只是典礼仪式或教条形式而已，它必须植基于一个人内心的情义。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锺鼓云乎哉？」表示礼不只是有形可见的一切，它还有人性内在的依据，这就是所谓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仁」是什么？仁是自觉与感通。自觉是指人自觉为道德实践的主体，可以抉择而且必须为自己的抉择后果负责。感通是指人体认自我与他人之间，有密切而对等的关系，由此开展出情与义。孟子谈到「教」时，强调自古以来即有五伦之教，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又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我们通常以为儒家重视人伦关系，要求各种道德，就是指这个层次而言。

　　这个层次的特征是尊重别人与要求自己，因此可以促使人际关系安定和谐。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又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这两句话表示天下各民族的人心都是相似的。他的学生引伸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由此可见，礼法与情义是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

　　情义的位阶较高，因为它是出于人性并且是礼法的内在依据。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这个「义」兼指内在自觉该做之事以及外在合宜的行为方式。《大学》有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情义因角色而有不同要求，因此首要原则是「恕」，不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推己及人」，处处设想人我之间的适当关系应该如何安顿。

　　《大学》开宗明义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明明德，即是指情义范畴，是成就伟大人格的第一步，接着还须向上提升到下文所说的第三阶段，超越自我中心与人我相待，向着无私与至善的境界努力，显示高明的理念。

三、超越自我阶段：无私与至善

　　孔子与子路、颜渊谈到志向时，提供了颇有深意的参考架构。子路的志向是：「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这是重视情义胜于财物。颜渊期许自己「毋伐善，毋施劳。」这是化解自我的执着，朝着无私的目标前进。孔子呢？他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就更进一步，以无私的努力为过程，希望达到至善的效果，就是天下大同。

　　配合《大学》所说的「大学之道」，可知「明明德」列为情义，「亲民」是无私的表现，「止于至善」可以顾名思义，不须多作解释。然而，「无私」除了从「恕道」出发，是人人可以效法的之外，常常需要特定的凭借，才能得到印证的机会。譬如，在儒家的描述中，圣王或贤相的作为比较可能显示这种成就。孟子认为，文王发政施仁，必自「鳏寡独孤」四者着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这种「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情怀，特别容易在统治者身上表现出来。孟子又说：「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统治者可以「视民如亲」，一般人可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观点一分面肯定儒家「爱有差等」的原则是基于人性的情义要求，另一方面也强调无私是人群社会的崇高理想。如果有人在实际成效上造福大多数百姓，就会得到孔子的充分肯定。最鲜明的例子就是管仲；当子贡与子路严词批评管仲时，孔子竟然为管仲辩护，他的理由很简单：一、没有管仲，我们早就被夷狄所亡，丧失了文化传统，不再拥有合宜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二、管仲使春秋初期免于兵车战祸，可以说是「民至于今受其赐」。当然，管仲本人并非「无私」之人，但是他的作为却泽及苍生，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无私之效果。

　　圣王的无私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以舜为例，孟子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凡是这一类的表现，都可以用「民无能名焉」、「民无得而称焉」来描述。

　　不过，要从无私抵达至善，却是不容易的挑战。孔子说过两次「尧舜其犹病诸」，意思是：连尧舜都觉得遗憾的事。什么事呢？一是「修己以安百姓」，二是「博施而能济众」。孔子前面说过的志向，不也是如此吗？或许我们可以说：无私是至善的过程，至善是无私的目标；然后，人生在世总是可以日新其德，因而也不可能真正止于至善。换言之，圣人之忧与圣人之病，毋宁是自然的与必然的。

　　儒家有些说法不易理解，因为描述的正是至善之境。这些描述的特色是：不再局限于人的世界，而是把天地万物连贯为一个整体。譬如，孟子说：「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他所谓的「浩然之气」，是指「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易传》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接着是「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这一系列描述的依据，是儒家「天人合德」的观念，彰显了价值观的究竟真相。

　　如果这时再思考儒家价值观只是一套人文主义吗？答案很清楚，不只是如此。孟子谈到「善、信、美」之后，继续宣称：「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圣」代表无私与至善，「神」就「不可知之」了。儒家价值观从生存出发，一路上升到不可知之的妙境，其中系统之连贯性与完整性，值得我们省思与取法。

　　以上一系列三篇文章综述了一套适于现代人理解的价值观，目的是希望在传统的基础上，因应时代的挑战，善尽儒家后学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