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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票新规,铁总向市场化迈进一步
    中国铁路总公司宣布,自2017年1月1日起,铁路部门将进一步完善实名制车票挂失补办办法,旅客若在列车上、出站检票前丢失实名制火车票,可找列车长或到车站出站口办理挂失补办手续。根据以前的规定,上述情况下遗失车票,旅客只能“认倒霉”。
    铁路实名制购票实施以来,车票遗失后该怎么办一直争议不断。关于遗失车票补办引发的诉讼,也一次次将铁路部门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火车票实名制的意义不仅在于打击“黄牛”,也在于从技术上实现了对旅客信息管理的全面电子化、网络化。一张身份证对应一张车票,对于铁路部门来说,客票信息完全可以“一键查询”。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旅客丢失车票后必须补票,未免有些不讲道理,本质上有二次收费的嫌疑。
    问题是,根据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车票是乘客唯一的乘车凭证。而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四十三条规定,旅客丢失车票应另行购票。只要这些行业规定仍然有效,铁路部门的做法就有其道理。也因此,每每说到车票丢失补办纠纷,哪怕舆论一边倒,铁路部门也总是底气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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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被打事件藏着多少黑幕
   16日,中国教育报记者刘博智、刘盾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就学生营养午餐问题进行采访时,被当地民警带回派出所打伤。17日晚间,甘南县政府官网发布通报称,“甘南县兴十四镇派出所副所长李英东在执法过程中简单粗暴,推打了当事人”。目前,李英东已被撤职。
  医院诊断结果显示,刘盾为“头部外伤,建议住院治疗”,刘博智为“右肘部软组织挫伤”。这样的伤情与通报中的“推打”不十分相符,通报显然是留了余地的。因此,对李英东的撤职处理,也有了“保护式处理”之嫌。也因此,被打记者表示:“作为受害人,我们不认同对施暴警察及其责任领导的处理意见。”除了要求甘南县警方对相关人员立案侦查,尽快进行人身伤害的司法鉴定并作出赔偿,还要求李英东等人当面道歉。实话讲,这些要求不算过分。
    “推打”记者的恶劣之处还在于,警方做足了“功课”——据刘博智回忆,在遭遇殴打时,“携带记录仪的警察扭过身去,不对现场的画面进行记录,打完人以后,他才给打人的警察戴上了执法记录仪”。这种戏码并不新鲜,甚至在某些地方还成了“套路”。甘南的套路还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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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铲“错”别人祖坟该当何错
   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对祖坟看得很重。可12月17日凌晨,位于广西南宁市永宁村内的一块坟地,却被一台大推土机移为平地,三百多年的上百口祖坟被毁,这让村民们很气愤。对此,推土作业的老板王先生解释称:“我是叫推另外一个地方的,谁知道他们就跑去那里推那个地方……”
 究竟是真的“拆错”,还是把强拆的锅推到拆迁的工人身上,把生米煮成熟饭,让身处征地拆迁中的居民求助无门、维权无依?这可真不是一句“不关我事”就能解决的。近些年,随着地方政府依法行政意识的逐步提升,社会监督力量的不断增强,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拆迁方和拆迁户之间的激烈正面冲突呈现下降趋势。可仍有个别地方、某些道德底线沦丧的开发商枉顾民众利益和合理诉求,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把偷拆、错拆当成强拆的挡箭牌,不花心思与民众沟通,不花气力化解民众困难,总想着投机取巧,甚至变身泼皮无赖,套上马甲行强拆之事。如果对这样的行为不加深究、不严肃问责,任其蔓延发展,危害之甚不弱于暴力强拆。
    回到永宁村这起拆“错”事件,从细节上看,推土机作业司机称,看到坟墓被推倒后,还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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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吸毒,干部管理新课题
  今年以来,湖南省部分市、县纪委通报的涉毒公职人员至少有92人。记者梳理发现,湖南涉毒公职人员中有市、县级机关的党员干部,也有镇政府工作人员。从通报情况看,湖南公职人员涉毒案件,多现“聚众吸毒”“伙同他人吸毒”等情况,一检察院检察官还进入专供吸毒取乐的“嗨吧”吸食毒品。
 2015年4月,时任湖南临湘市市长龚卫国因涉嫌吸毒被调查,轰动一时。湖南省今年以来通报涉毒公职人员至少有92人,令人错愕。市长、检察长、局长等公职人员吸毒,甚至“聚众吸毒”,颠覆了公众对吸毒群体、吸毒行为的传统认知。专业研究人员运用大数据分析得出的一个普适性结论——吸毒群体普遍存在“三低”:年龄偏低、文化程度偏低、就业能力偏底。公职人员没沾一条,以身试毒为何因?
    吸毒行为分析认为,挫折应对是重要推因。一些人遇到挫折与烦恼,又找不到合适的排解渠道,负面情绪越积越多,导致心灵空虚、精神萎靡,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在合适的条件下(如商人用毒品行贿),毒品便趁虚而入。据报道,龚卫国之所以成为“毒吏”,一个重要背景是“升迁无望”。对于未尝试毒品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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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控房地产信贷投向的“铁闸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幕,为来年经济工作定下主基调、总方略,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对实体经济的力挺、对金融风险的警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更引发了广泛共鸣,也让那些一二线城市的“刚需”购房者,看到了房价平稳的曙光。其中,抑制房地产泡沫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及“严格控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可谓是一长一短“双拳出击”。
    前者着眼长远,指向的是基本住房制度,包括房地产市场的规范、限购限贷措施的机制化、保障房的建设运行等。后者则直指短期市场炒作,避免嗅觉灵敏的信贷资金、金融资本对房地产市场的围攻,为部分热点城市高企的房价降些“虚火”。制度建设“治本”,是各类城市的共通药方;信贷管控“治标”,是当前房价涨幅过快城市亟待服下的“速效救心丸”。两者互为表里,应当辨证施治。
    再从这次会议对金融风险的警示、对振兴实体经济的重视来分析,把控房地产信贷投向的“铁闸门”,更是避免部分资金“脱实向虚”、平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调控对策。这是因为,历尽各类资金的蜂拥式洗礼,一二线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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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校园欺凌是一场“持久战”
  “中关村二小事件”终于有了清晰脉络。从《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的文章刷屏,到中关村二小的“冷漠”回应,再到网上纷繁的舆情撕扯,最后以“认定其为‘偶发事件’,尚不足以认定涉事学生构成校园‘欺凌’或‘暴力’”告一段落。打扫一地鸡毛之后,我们发现,事件之中没有任何赢家。涉事的三个孩子,默默地看着成人世界的角力,却不知对自己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纵览事件进程,我们需要反思的有很多。虽然校方称尚不足以认定涉事学生构成校园“欺凌”或“暴力”,但校园欺凌的确已是不少地方、不少学校的现实。因此,最重要的是,喧哗过后,校园欺凌的有效应对在哪儿?是像此案中受害方家长那样,选择在网上把事情闹大;还是像网文所述的老师那样,用一句“开过分了的玩笑”来掩饰孩子的过错,却没有意识到错过了教育孩子的最好契机;还是像校方那样,以一种令人稍显遗憾的姿态回应质疑;还是像某些网友建议的那样,直接“以暴制暴”?不!若如此,我们将永远无法应对层出不穷的校园欺凌,也无法帮助受创少年走出心理阴霾,更无法建构起让孩子免于恐惧的和谐校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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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和法院“掐架”,案件如何了结
   据报道,因一起民间借贷纠纷,福建宁德人陈巧峰将山东高密的山东盛世国际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公司”)及自然人樊亮亮诉至宁德中院。在宁德中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后、福建高院二审开庭前,高密市公安局以陈巧峰在该案中涉嫌虚假诉讼为由,跨省刑拘了他。2016年11月13日,福建高院二审该案后作出终审判决:盛世公司、樊亮亮偿还陈巧峰300万元本金及利息。并且认定该民事案件并非虚假诉讼,不予采纳陈巧峰系虚假诉讼的主张。目前,陈巧峰被羁押在高密市看守所近4个月。
    也就是说,福建高院和山东高密警方对陈巧峰的行为是否属于虚假诉讼,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认定。
    虚假诉讼罪是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一个罪种,是指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通俗地说,虚假诉讼罪就是捏造事实进行诉讼,假借法院的民事裁判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行为。该罪是结果犯,必须产生妨害司法秩序或严重侵害他人权益的结果,但认定该罪的前提条件必须是,行为人是否捏造了事实进行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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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栏关猫”打不了传销组织
    号称投资49800元,最多赚450万的传销组织在燕郊已经扎根一段时间。三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燕郊分局对此表示,打击燕郊的传销需要通过三河市工商局打传办统一安排,该局不受理举报工作。
  2005年颁布并施行的《禁止传销条例》,从法律层面将传销定义为“非法活动”,但传销并未因此销声匿迹,而是以一种更为隐蔽、更具欺骗性的方式继续存在。与传统的传销组织动辄非法拘禁、殴打虐待等暴力管理模式不同,新型传销组织在管理上更“科学”。比如在这个传销系统里,并不限制人身自由、严格控制扰民,绝对不发展本地人,参与者又能自由消费,因而对一些急于发财的人来说,也更具诱惑力。但不管形式怎么变,精神上洗脑、物质上榨取、上线发展下线“拉人头”式晋级的传销本质没有变。因此,监管不能缺位。
    遗憾的是,传销组织和传销模式早已更新换代,监管还停留在初始状态,这一点在管辖权的归属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该传销组织所在地的燕郊工商分局称,打击传销需要通过市局打传办统一安排。三河市工商局打传办工作人员则称,对于传销组织,只能登记,然后驱散,“抓人那是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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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认定何必为难“好友”
    今年6月,几个成都家庭外出郊游,其中肖军、喻春祥乘坐的皮划艇被漩涡掀翻遇险,同行的于强、张正祥跳入水中营救二人。最终,只有喻春祥生还。于强和张正祥的妻子为了帮丈夫申请认定“见义勇为”,在市县两级主管部门间奔走,却被告知,由于所救为同行好友,属于“履行特定义务”,因而无法认定。
    救好友不算见义勇为,在有关部门看来是有法可依的。根据《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见义勇为”指公民在履行特定义务以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当地有关部门进而解释称,几个朋友家庭一起出游,属事先邀约,从而形成了“特定义务”。救落水的朋友即是在履行特定义务,算不上见义勇为。
    类似事件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舆论喧嚣处,吁请国家统一见义勇为标准者有之,批评当地官员一味依法条而不循法度者也有之。不过,作为规范领域的一个事实,见义勇为确实没有国家标准。当地官员依地方“条例”来认定某一行为是否属见义勇为,是正常履职。
    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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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挪用的治霾资金,追回后怎么办
   12日,财政部对外发布《防治大气污染必须堵住资金流失漏洞——关于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检查典型案例的通报》,《通报》列举安徽、天津、河南、山西的典型案例,点名批评部分地方政府骗取、挤占、挪用专项资金,违规扩大开支范围。
    进入12月,雾霾来势汹汹——北京、天津启动不同级别的空气重污染预警,河北橙色应急响应,山西民众雾霾中出行……在四面“霾”伏的背景下解读财政部这份《通报》,心中不免“霾”怨。这边厢,雾霾侵袭、肆虐大半个中国,中央下拨专项资金,支持地方政府全力治霾;那边厢,大量治霾资金被用在不恰当的地方,人员费用、办公楼维修、招待等等,钱是花了,却看不到效果,公众岂能无怨?
    财政部方面表示将按照《预算法》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回被骗取、挤占、挪用、违反规定扩大开支范围的补助资金。只是,将这些钱追回来就算了吗?骗取、挤占、挪用治霾专项资金,既违反财经纪律,更是政治不正确的表现。当下,治理大气污染、保障呼吸安全是最大的民生。雾霾重污染区的地方政府都应该全力以赴治霾,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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