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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袁振国获得了当年的“1”字号国家重点课题。本报记者 叶铁桥制图
一边组织课题评审，一边自己申报课题；一边规定未结题不能申报新课题，一边是负责人多个课题
未显示结题信息又承接新课题；负责人家属和合作单位也获得了国家课题——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评审内幕
6月19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全规办”)网站发布了教育部办公厅的文件，要求做好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课题组织申报工作，这意味着，备受教育界瞩目的新一轮课题申请又开始了。
然而，就在这一时间的前后，多名教育科研人员向中国青年报写来举报信，甚至登门来访，反映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全规办负责人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不仅在自己部门组织评审的课题中承接课题，还涉嫌违反课题管理办法。”
情况究竟如何？记者展开了调查求证。
全规办多位负责人自己承接重点课题
资料显示，全规办是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常设办事机构，正式成立于1983年。它设立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内，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兼任全规办主任，统筹领导全规办的工作。
全规办官方网站显示，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制定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及课题指南、负责制定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负责编制重点课题经费预算等。
“全规办的课题，主要分为国家级课题和省部级课题两种，前些年每年有两三百项，但近两年每年都在400项以上，在社科领域的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中占了不小的比例。”举报人说，由于高规格的课题跟教育科研系统的评职称、资助、奖励等直接挂钩，甚至还能破格评职称，所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了许多人眼中的“香馍馍”。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阅了近年来课题立项情况，发现确如举报人所言。以2011年度立项课题为例，一共有402项课题被立项，其中国家级重点课题8项，国家一般课题87项，国家青年课题72项，教育部重点课题144项，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91项。
根据举报人介绍的情况，记者发现，确有多名全规办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申报到了课题。如现任全规办主任，同时也担任着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的袁振国，在2010年的立项课题名单中，第一项就是他的名字，课题名称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标准研究”，这是一项国家重点课题，课题批准号为“AHA100001”。
“从编号也可看出，全规办主任获得了‘1’字号课题，这合适吗？”举报人质疑。
公开资料显示，袁振国本人至少4次获得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其中3次是国家重点课题，一次是教育部重点课题。不过，获得前3次课题时，他没有在全规办工作。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曾天山在任期间也有课题立项。
曾天山现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2003年至2011年期间，他担任全规办副主任。2005年，他的名字出现在全规办公布的立项课题名单中，获得的一项教育部重点课题，名为“教育科研项目管理制度创新研究”，课题批准号是“DFA050094”。
2009年，曾天山的名字又出现在当年度的立项课题名单中，这次获得的是一项国家一般课题，名称为“我国教育科研成果影响力研究”，课题批准号是“BFA090019”。
现任全规办副主任刘贵华，其名字也出现在2009年度的立项课题名单中，他获得了一项教育部重点课题，名称为“区域教育发展模式研究”，课题批准号是“DGA090157”。资料显示，2009年他已担任全规办副主任。
全规办副主任张彩云，在2010年度也获得一项教育部重点课题，课题名称为“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退出机制研究”，课题批准号是“DFA100234”。
“这完全没有顾及学术活动的基本规范，一边自己主持和组织课题评审，一边自己申报承接课题。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做法，损害了学术的公平正义。”举报人如此评价道。
负责人家属和合作单位也获得了国家课题
全规办负责人家属也获得了该办的国家课题，这尤其受到举报人的诟病。2009年，对外经贸大学英语学院教授窦卫霖获得了一项国家一般课题，标题为“教育公平的话语分析”，课题批准号为“BFA090016”。多名举报人证实，窦卫霖是袁振国的妻子。
对外经贸大学网站资料显示，窦卫霖是该校硕士生导师，跨文化交流学科带头人，主要讲授跨文化(商务)交际、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以及大学英语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跨文化商务沟通、政治话语与对外传播、语言与文化、商务英语语言及教学研究等，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20多篇。
“她的研究领域跟教育公平不搭边，却奇迹般地拿下了教育公平的课题，而许多多年从事教育公平研究的人却无法申请到这样的课题。”举报人说。
论文数据库“中国知网”可查询到窦卫霖的论文28篇。结果显示，她关于教育公平的4篇论文都发表于2012年9月之后，此前发表的论文没有与此研究领域相关的。
举报人还称，从2008年5月起，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先后与杭州下城、成都青羊、大连金州新区、深圳南山、宁波鄞州、重庆九龙坡等6个地区签订了合作协议，这6个地区成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
举报人称，按照双方的合作协议，实验区每年给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提供支持，作为回报，这些实验区均可获得国家课题。
全规办公布的信息显示，上述地区确实都获得了国家课题：2008年，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教育局获得名为“以教育生态理论促进区域教育现代化的实践研究”的国家课题；2010年，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政府获得了名为“我国西部县级区域教育现代化行动研究”的国家课题；同年，辽宁省大连市金州新区教育文化体育局获得了名为“我国区域教育管理体制创新研究”的国家课题；2011年，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获得了名为“国际视野下的区域卓越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国家课题；2012年，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获得了名为“高位提升，惠及全民——鄞州教育综合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国家课题；同年，重庆市九龙坡区教育委员会获得了名为“西部区域基础教育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实践研究”的国家课题。
“与合作单位签订协议，获取利益，反过来又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作为回报，此举是人为操作国家级课题的评审，明显不妥。”举报人这样表示。
未结题继续申报被指违反规定
举报人称，全规办负责人在申报课题中还违反了相关规定。
据介绍，全规办课题管理所依据的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第四章第十四条规定了申请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人应符合的条件，其中第4款明确规定：“申请人同时只能申报一个课题。以往承担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必须按规定结题，未结题者不能申报。”
第3款也规定：“必须能够真正承担和负责组织、指导课题的实施。不能从事实质性研究工作的，不得申请。”
然而，举报人说，全规办主任袁振国除2001年度立项的国家重点课题“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通过了专家鉴定并结题外，其余的项目均未见结题。
记者查证后发现，袁振国主持的这项课题批准号为“AFA010001”，其工作单位注明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在2000年担任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副司长前，袁振国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多年。
这项课题的成果曾被媒体广泛报道。2005年6月27日，《中国青年报》曾以“政策是造成教育差距拉大的主因”为题，整版报道了由袁振国主持的“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的案例研究”课题组研究成果。
记者查阅了2004年以来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鉴定结题一览表，在2005年第二季度的鉴定结题一览表中找到了这项课题的结题证书编号，为“0071”。
资料显示，袁振国在2005年又获得一项教育部重点课题，课题名称为“未来十五年我国重大教育问题的预测与对策研究”，课题批准号为“DGA050096”，其工作单位仍显示为“华东师范大学”。
2006年，袁振国再次获得一项国家重点课题，课题名称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教育公平和效率问题研究”，课题批准号为“ZFA060001”，其工作单位显示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加上2010年获得的“1”字号课题，袁振国近年来一共获得了3项国家和省部级重点课题。
然而，举报人称，从2005年的课题起，一直到2012年6月，在历年来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鉴定结题一览表中，再也找不到其课题结题信息。
举报人认为，这种做法，明显违背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明确规定工作人员不得申请项目
负责主持和组织课题评审的机构，其负责人自己在其中承接和申报课题，这种做法是否合适？
举报人认为，这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甚至是一种变相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挂个课题既有面子，还有经济利益。”举报人称，随着国家对社会科学研究不断加大支持力度，国家重点课题资助的经费不菲。在其提供的材料中，记者看到了一份《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课题组织申报工作的通知》，上面显示：“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资助标准为20～25万元、一般课题资助标准为12～15万元，青年基金课题资助标准为10～12万元；教育部重点课题平均为3万元、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平均为2万元。”有业内人士估算2011年度资助总额至少在2000万元以上。
举报人说，国内有些管理得较好的科研基金，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如2005年3月通过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章程》就明文规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人员不得申请或参加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阅资料后发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此有过多次强调。2005年7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出台《工作人员公务活动八项规定》，再次要求“不准我委在编工作人员申请或者参加申请科学基金项目”。2007年2月，国务院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该条例第三章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基金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不得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2009年1月通过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人员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第三章第十一条甚至还规定：“工作人员不得申请或参加申请项目，正式在编人员在退休或调离2年内也不得申请或参加申请项目。”
举报人还称，作为全规办负责人，根本就没有时间做课题研究。“他们作为管理者，日常工作很多，哪有时间和精力来做研究？”
情况究竟如何？6月25日，记者与袁振国取得了联系，想就反映全规办的一些课题在操作过程中有一些不规范、不合理的地方，听听他的意见。
他表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需要知道消息来源和具体事实，我们见面需要有报社公函，谈话需要录音。如果你们同意我会让办公室安排”。
本报记者同意出具公函、现场录音，他表示“在部里开会，今天不行了”，“明天和你联系”。
6月26日，袁振国与记者取得联系，记者再次要求当面采访，他称：“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在人大学习，回头我让他跟你联系。”记者表示，因为接到的反映中有些情况涉及其本人，需要向他本人求证。他回短信称：“涉及我个人通过纪委。”此后，记者多次发短信、打电话都没有回音。
6月26日下午，本报记者来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在袁振国办公室，他一再表示，安排全规办常务副主任刘贵华接受采访。
本报记者表示，有一些质疑跟他本人直接相关，并且向他提了是否未结题继续申报课题及其妻子申报到教育规划课题被质疑的问题，他仍表示，这些问题由刘贵华负责回答，“他都能回答，没有什么不能回答的”。
袁振国还说：“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完全是公开的，按照程序进行的，如果这个过程当中涉及到我有不符合规程什么的问题，那就不是你来采访我的问题……你没有权限来采访我个人的问题。”
记者问刘贵华什么时候能接受采访，袁振国表示，刘要在外学习一周，目前不能接受采访。刘贵华则回短信称要到“下周”。
此后，记者多次打电话和发短信给曾天山、窦卫霖，截至发稿前，均未获得回应。
本报将继续关注此事。
本报北京6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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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分类： 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 |
Jean Nicod Prize简介：
Jean Nicod Prize是颁给具有领导性地位的心灵哲学家或者有强烈哲学关怀的认知科学家
，每年颁奖一次，颁奖地点在法国巴黎。由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组织，作为其致力于提高法国在认知科学领域的交叉学
科研究。获奖者将作一系列演讲。本奖项的命名是为了纪念法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Jean
Nicod（1893-1924）诞辰一百周年。本奖项的赞助方除了CNRS，还包括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ENS)以及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HESS)。Jean Nicod演讲必须由获奖者发表至少四篇演
讲，主题由获奖者自由选择，并出版相应的演讲著作系列，或者有麻省理工出版社出版一
本Jean Nicod演讲系列专著。
Jean Nicod委员会成员：
主席：
Jacques Bouveresse,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Paris)
秘书：
Elisabeth Pacherie, Research Director, CNRS (Paris)
Jérôme Dokic, Research Director, EHESS
(Paris)
其他成员：
Daniel Andler,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IV-Sorbonne
Jean-Pierre Changeux,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and
Institut Pasteur
(Paris)
Emmanuel Dupoux, Research Director, EHESS (Paris)
Jean-Gabriel Ganasci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VI
Pierre Jacob, Research Director, CNRS (Paris)
François Recanati, Research Director, CNRS
(Paris)
Philippe de Rouilhan, Research Director, CNRS (Paris)
Jérôme Sackur, Assistant Professor,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Paris
Dan Sperber, Research Director, CNRS (Paris)
历年获奖者及个人简介：
第一届（1993）：Jerry Fodor 杰瑞 福多（美国）
Jerry Alan Fodor是美国哲学家以及认知科学家，是美国新泽西州卢特格斯大学哲学系教
授，他最突出的贡献乃是提出了心理模块性与思想语言假说。他认为心理状态，诸如信念
和愿望是一种关系，是在个体与心理表征之间的关系。他坚持认为这些表征仅能在思想语
言中的术语中才能被正确的解释。他坚持某种类型的功能主义，即思维和其他的心理过程
主要是由对构成思想语言的表征的句法进行计算的操作。根据统计，他的《心理模块性》
一书成为了在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研究领域中引用率最高的一本书。模块理论把认知过程
划分成模块组成的输入系统和范围非特异的中枢系统。模块性认知系统是范围特异的、先
天的、由硬件构成的、自主的且非集成性的系统，如视觉和语言知觉系统等。本书分五个
部分对认知结构的功能分类、输入系统的模块性、中枢系统等进行了阐述。近年来致力于
对流行于整个英美哲学界的意义整体论发起猛烈的攻击，并持续致力于思考认知科学的基
础理论。
演讲出版著作：《The Elm and the Expert: Mentalese and Its Semantics》
第二节（1994）：Fred Dretske 弗雷德 德雷特斯克（美国）
Frederick Irwin Dretske是一位在认识论与心灵哲学领域有突出贡献的哲学家。目前的研
究集中于有意识的经验以及自我知识，原为斯坦福大学哲学教授，从斯坦福退休后前往杜
克大学，并担任哲学系研究教授。德雷特斯克持有心灵的外在主义观点，因此他撰写了大
量著作来表明仅仅通过内省所能获得的关于心灵的知识远少于我们所期待的。主要著作有
《知识与信息流》、《解释行为》、《自然化心灵》。
演讲出版著作：《Naturalizing the Mind》
第三届（1995）：Donald Davidson 唐纳德 戴维森（美国）
Donald Herbert Davidson是一位美国哲学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Slusser哲学教
授，从1981到2003年，同时获得斯坦福大学、洛克菲勒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以及芝加哥大
学的永久教席聘任。他的著作在60年代之后哲学许多领域都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心灵
哲学、语言哲学以及行动理论。提出了著名的“戴维森纲领”和心身“异态一元论”的独
具特色的物理主义原则。尽管大部分著作都是以论文形式发表并且并不明显依赖于任何重
要的理论，但他的著作仍以具有强烈统一的特征而闻名，即用相同的方法和观点来整合一
系列表面上毫无关联的问题，并且综合了大量哲学家的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康德、维
特根斯坦、兰姆塞、蒯因以及安思康波。
演讲出版著作：无
第四届（1996）：Hans Kamp（荷兰）
Hans Kamp是一位荷兰哲学家，1981年提出了“会话表征理论（DRT）”。他在1968由导师
蒙太古指导发表的名为《时态逻辑与线形次序理论》的博士论文，是首次在模型论语义学
中提出了双变址（double-indexing）技术。
演讲出版著作：《Thinking and Talking about Things》
第五届（1997）：Jon Elster（挪威）
Jon Elster是挪威社会与政治理论家，在社会科学哲学和理性选择理论方面具有权威。也
是一位著名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进行了批判，批判的
根据大部分来自行为的和心理学的基础。
演讲出版著作：《Strong Feelings. Emotion, Addiction, and Human
Behavior》
第六届（1998）：Susan Carey（美国）
Susan Carey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她是一位在语言习得领域享有盛誉的专家，并且因
为提出了“快速映射（fast mapping）”概念而闻名，这个理论认为儿童在一次映照（si
ngle exposure）后就可以学习词语的意义。她先后受聘于马萨诸塞技术学院以及纽约大学
，现受聘于哈佛大学。
演讲出版著作：《The Origins of Concepts: Evolution vs Culture》
第七届（1999）：John Perry 约翰 佩里（美国）
John R Perry是斯坦福大学Henry Waldgrave Stuart哲学教授，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的研究
机构——语言与信息研究中心的成员。他在哲学领域有意义重大的贡献，包括逻辑学、语
言哲学、形而上学以及心灵哲学。他首次被关注是因为他在著作中提出了情境语义学（si
tuation semantics）、自反性（reflexivity）、索引性（indexicality）以及自我知识
。
演讲出版著作：《Knowledge, Possibility, and Consciousness》
第八届（2000）：John Searle 约翰 塞尔（美国）
John Rogers Searle是一位美国哲学家，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Slusser哲学教授以及M
ills心灵与语言哲学教授。他因在语言哲学、心灵哲学以及社会哲学方面的卓越贡献广受
称誉，他是首位加州伯克利的自由言论运动的长期聘用教授。主要的哲学贡献有言语行为
理论、意向性理论、反对还原论提出生物学自然主义以及对人工智能的批判，特别是“中
文屋论证”激起了长久而热烈的争论，近年来致力于社会实在的建构。获得过2004年度国
家人文科学奖。
演讲出版著作：《Rationality in Action》
第九届（2001）：Daniel Dennett 丹尼尔 丹尼特（美国）
Daniel Clement Dennett是一位卓越的美国哲学家，师从蒯因和赖尔。研究领域包括心灵
哲学、科学哲学以及生物哲学，特别是将这些领域和进化生物学与认知科学结合起来。他
的研究领域涉及民间心理学、意向性、意识的解释等等。关于意识的研究是他的早期重点
领域，在《意识的解释》中全方位地探索意识现象。反驳传统的、常识的意识理论，提出
一个全新的模型，广泛吸收来自神经科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信息。我们当前关
于有意识生命物(人类、动物，甚至机器人)的各种理论，都因此书揭示的全新视角而发生
根本转变。近年来特别关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他目前是塔夫茨大学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
任以及Austin B. Fletcher哲学教授。他同时是当代一位著名的无神论者，以及“The
Brights movement”（一个致力于“自由思想”和“弃绝超自然迷信”的国际组织）的坚
定支持者。
演讲出版著作：《Sweet Dreams. Philosophical Obstacles to a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第十届（2002）：Ruth Millikan 露丝 米利肯（美国）
Ruth Garrett Millikan是一位知名的美国哲学家，研究领域包括生物哲学、心理学哲学以
及语言哲学。她博士毕业于耶鲁大学，师从塞拉斯。她和保罗丘奇兰德一起通常被认为是
右翼塞拉斯主义的核心支持者。她曾经任教于密歇根大学以及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现为名
誉退休教授。她最著名的理论是提出了“生物语义学”，将心理内容的语义学理论和进化
论、目的论结合起来，提出了新的解释方向。
演讲出版著作：《Varieties of Meaning》
第十一届（2003）：Ray Jackendoff 雷 杰肯道夫（美国）
Ray Jackendoff是一位美国语言学家。他任教于塔夫茨大学哲学系，是塔夫茨大学哲学教
授、Seth Merrin人文科学首席教授以及和丹尼特一起担任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他横跨
生成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两个领域，赞同先天普遍语法的存在，并且对语言给出了某些解
释，将这个理论与当前对人类心灵与认知的最新理解很好的融合到一起（主要是认知语言
学）。
他的研究关注于自然语言的语义学，对认知的形式结构的影响以及它的词汇的与句法的表
达。他也在有意识地觉知和心灵计算理论两者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集中于句法
理论和音乐认知。他的概念语义学理论发展出了一种对语言基础的综合性理论，他也是首
位将视觉官能整合进对意义和人类语言的解释中的语言学家。
演讲出版著作：《Mental Structures. Language, Society, Consciousness》
第十二届（2004）：Zenon Pylyshyn 芝农 派利夏恩（加拿大）
Zenon Pylyshyn是一位加拿大的认知科学家和哲学家。他毕业于McGill大学以及Saskatch
ewan大学工程物理学、控制系统以及实验心理学专业。他的博士论文是将信息论应用于对
人类短时记忆的研究。曾任教于伦敦西安大略大学，是心理学与计算机科学系教授，并且
获得哲学与电子工程名誉职位，担任认知科学UWO中心主任。1994年后任教于卢特格斯大学
，担任主管委员会教授，并且成为卢特格斯大学新成立的认知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
他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隐藏在知觉、想象以及推理之后的人类认知系统的本性进行理
论上的分析。他同时继续发展他的视觉索引理论（Visual indexing theory），这个理论
认为前概念的机制是造成个例化、跟踪以及直接指向通过认知过程进行编码的视觉属性的
原因。与福多合著有《计算与认知——认知科学的基础》已由人大出版社出版中文版。
演讲出版著作：《Things and Places. How the mind connects with the
world》
第十三届（2005）：Gilbert Harman 吉尔伯特 哈曼（美国）
Gilbert Harman是当代美国哲学家，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伦理学、认
识论、形而上学以及语言与心灵哲学的著作。哈曼继承了他导师蒯因的思想，认为哲学和
科学是一脉相承的，以及对概念分析的怀疑论态度。作为一个道德哲学家，他最突出的贡
献在于他关于反实在论的解释性论证，以及他对道德相对主义的辩护。不久之前，他还攻
击了人们对可以给美德伦理学进行论证的基础。
演讲出版著作：《The Problem of Induction and Statistical Learning
Theory》
第十四届（2006）：Michael Tomasello（德国）
Michael Tomasello是一位发展心理学家以及位于德国莱比锡的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
究院主任。他致力于辨别出独特的认知与文化过程，可以将人类和最为亲近的灵长类生物
（大猩猩）区分开来。他在莱比锡的沃尔夫冈科勒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研究了大猩猩的社
会认知过程。在他关于发展的研究中他聚焦于人类的儿童是如何成为文化共同体的成员的
，近年来集中于心灵能够形成意向性的独特的人类技能和动机。他还致力于通过对融入文
化的过程这个重要方面来研究儿童语言习得。赞同认知语言学理论，批判乔姆斯基的生成
语法，拒绝接受先天的普遍语法的观点，提出了一种基于使用的理论，通常叫做语言习得
的社会-语用学进路。
演讲出版著作：《Origin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第十五届（2007）：Stephen Stich 斯蒂芬 斯蒂奇（美国）
Stephen Stich曾任教于密歇根大学、马里兰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目前是卢特格
斯大学哲学系教授，也是英国设菲尔德大学哲学系荣誉教授。它的主要哲学兴趣是心灵哲
学、认知科学、认识论以及道德心理学。他最著名的理论是他对心灵哲学的贡献。他的著
作《从民间心理学到认知科学：反对信念的案例》是他被称为取消的唯物主义者的主要原
因。不过，他现在已经修改了他的理论，出版了新作《解构心智》。当前他的研究领域转
向以下两个方面，即测心术（Mind Reading）：我们如何知道他人的心理状态；和进化心
理学。
演讲出版著作：《Moral Theory Meets Cognitive Science: How the Cognitive
Science
Can Transform Traditional Debates》
第十六届（2008）：Kim Sterelny（澳大利亚）
Kim Sterelny是一位澳大利亚哲学家，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和惠灵顿维
多利亚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在科学哲学领域获得了许多国际性的奖项，是《生物学与哲学
》杂志的编委。同时也是澳大利亚人文科学研究院成员。
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生物哲学领域，并且也撰写了大量的关于心理学哲学的著作。他撰写
了大量重要的论文，包括“群选择理论”、“文化基因理论”以及“文化进化理论”。他
在1999年出版了《性与死亡》，是一本综合性处理生物哲学领域的问题和可供选择的立场
的著作。但目前他和这本书的合作者有了分歧（例如，对情感的达尔文式的处理以及对发
展系统理论的展望）。2004年出版了《充满敌意的世界中的思想：人类认知的进化》获得
了拉卡托斯奖，鼓励其在科学哲学方面的成就。通过将神经可塑性、群选择以及生态位构
建理论综合在一起，显示出先天论解释所依赖的数据有多少可以不通过归因为大量的心/脑
遗传学硬件模块来给与解释。
演讲出版著作：《The Fate of the Third Chimpanzee》
补充四位虽然没有获奖，但是在这个领域仍具有巨大影响的学者：
Hilary Putnam 希拉里 普特南（美国）
是一位著名美国哲学家，研究领域包括心灵哲学、语言哲学与科学哲学。早年研究数学哲学
并颇有成就。在心灵哲学方面，他基于多重可实现性理论提出了著名的对心理类型同一论的
辩护，并提出了心灵哲学中著名的功能主义，一举扭转哲学行为主义、心身同一论的天下，
将心灵与身体的关系看成是计算机软件与硬件的关系，虽然晚年时抛弃了这一想法。在语言
哲学方面，赞同克里普克，发展了指称的因果理论，并提出了论证语义外在论的著名思想实
验“孪生地球”，并且坚持语义整体论。他的另一个思想实验“缸中之脑”引起了广泛的兴
趣，并给予电影《黑客帝国》以灵感。除了在哲学领域，他还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方面有许
多贡献，他和马丁戴维斯一起发展了解决布尔满足性问题的戴维斯-普特南算法并且帮助证
明了希尔伯特第十问题的不可解性。
Paul Churchland
这两位是心灵哲学界赫赫有名的夫妻哲学家，丈夫是Paul，妻子是Patricia。丈夫是一位
在心灵哲学和神经科学哲学方面著名的哲学家，目前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担任Valtz哲学教席。他坚持将认知科学和神经计算研究进行融合。他在哲学方面主要提
出了取消的唯物主义，即我们日常的心理概念缺乏一致性的定义，因此我们不用期待这样
的概念对于科学理解大脑来说是必要的。他论证未来的神经科学将不再需要常识心理学概
念，取而代之使用客观的现象诸如神经元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
妻子与丈夫任教于同一个学校，哲学系教授、索尔克生物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并且在Salk
研究所的计算神经科学实验室工作。她主要关注在神经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接口。根据她的
理论，哲学家要理解心智必须首先理解大脑，她同样是一位取消的唯物主义者。她和她的
丈夫因为致力于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应用他们的哲学观点而闻名。主要著有《神经科学哲
学：通向心脑的联合科学》《计算的大脑》《聪明的大脑：神经科学哲学研究》《神经科
学哲学与阿尔茨海默氏病》《心灵的可塑性与科学实在论》等。
David Chalmers 大卫 查尔默斯（澳大利亚）
David John Chalmers是一位澳大利亚哲学家，主要致力于心灵哲学研究。他是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哲学系教授以及意识研究中心主任，也是华盛顿大学圣刘易斯分校哲学-神经科学-
心理学研究项目成员。他的外貌特别是发型经常会被人误以为是一位摇滚歌手。他著有《
有意识的心智》，讨论了意识和它与心灵哲学中心身问题的关系，他强有力的中肯的论证
了当前哲学和科学中流行的所有形式的物理主义都不能解释意识的某些本质方面。他提出
了供选择的一种二元论观点，这本书被评为“年度最佳科学图书”，他也是当前心灵哲学
中少数几位坚持为二元论辩护并提出强有力的理由的哲学家。他最为著名之处在于详细阐
述了任何附载信息的系统都是有意识的，导致某种泛意识论。在语言哲学方面也有突出贡
献，提出著名的二维语义学理论，似乎有潜力从一种新的角度对语言哲学中的一些核心难
题提出解答,这些难题包括狭义内容和广义内容之争、命题态度问题和空名问题、以及关于
自然种类词和专名的意义理论。他的突出贡献还在于它编辑了两个巨大的哲学论文在
线数据库，共提供了超过18万份哲学研究的著作和论文链接。
Steven Pinker 斯蒂文 平克尔（美国）
Steven Arthur Pinker是一位杰出的美国实验心理学、认知科学家以及畅销科普作家。他
的哲学继承了杰瑞福多。他以提出对进化心理学以及心灵的计算理论的内容广泛的辩护而
闻名。他的专业理论研究包括视觉认知以及儿童的语言发展，并且他还因为推广了语言是
通过自然选择的人类的本能或生物学适应性而闻名。因此，他反对乔姆斯基以及其他认为
人类语言能力是某些适应性变化的副产品的理论。他于2006年获得美国人文科学协会的年
度人文主义奖，奖励他在人类进化的公共理解方面的贡献。主要著有《语言本能》《心灵
是如何工作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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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探索 |
分类： 西方心理学史与理论心理学 |
陈 巍1,2，丁 峻1,2，赵 晶1,3，曹 亮1
（1.杭州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浙江杭州，310018；2.杭州师范大学认知与行为神经科学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36；3.浙江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3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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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有关后悔的研究比较活跃，后悔已经成为日常决策、认知方式、情绪体验中研究经常涉及的概念，临床与神经心理研究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本文简要描述和回顾了后悔的基本概念，后悔的经典理论以及后悔研究在当代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中的进展情况。 【关键词】后悔，眶额皮层，反事实性思维，经典后悔理论，社会认知神经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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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Wei1,2 DING Jun1,2 ZHAO Jing1,3 CAO Liang1 (1. The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Hangzhou, 310018; 2.Institute of Cognition and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Hangzhou,
310036; 3.Zhejiang Education Institute, Zhejiang Hangzhou,
310012) 【Abstract】Recently, researches about regret are more and more active, especially in the study focusing on the daily decision making, cognitive style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Clinical and neuropsychology also makes a deep exploration on it. This article briefly describes and reviews concept of regret, classic theories of regret and the study in the progress of 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Key words】 regret, Orbitofrontal Cortex,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classic theories of regret, 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中图分类号：R3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We have left undone those things which we ought to have done；and we have done those things which we ought not to have done.—American Book of Common Prayer[1]（对于那些本该做的事，我们往往拖着没做，而干了那些本不该干的事）；世上没有后悔药——中国谚语，都形象的指向了后悔这一我们并不陌生的情绪。一项有关日常对话中的情绪表达的研究表明，后悔是我们日常交谈中提到最多的负面情绪。当代有关后悔的研究取向主要有三种：哲学取向（Philosophical Approaches）、经济学取向（Economic Approaches）与心理学取向（尤其是反事实性思维研究）（Counterfactual Thinking）[2]。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国外心理学界才真正开始对后悔进行研究，而近年来国内编撰的心理学权威性工具书中竟然没有后悔这一词条。 1．基本概念 后悔或懊悔指做错了事或说错了话，心里自恨不该这样[3]。我们认为有别于遗憾（不满意或令人惋惜）[3,4]。产生后悔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个体行为（决策）的结果不好（或相对不好）；二是如果改变了当事人已经完成的行为（决策）就会获得好（或相对好）的结果。人们在后悔时通常会产生“如果当初就……”，“要是能……就好了”等的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5]。心理学对后悔的研究是在反事实性思维的框架下展开的，将后悔定义为将事件的真实结果（what is）和可能发生的一个比真实结果更好的假设结果（what might have been）相比较并伴随痛苦情绪的过程[6]。而遗憾则较少的唤起懊恼等痛苦的情绪体验。人们经历的事实会引起人们对过去的判断与取舍，并且会对这些判断进行再比较（Kahneman and Miller, 1986）[7]。Kahneman和 Miller描述了人们如何对过去进行比较而产生不同结果。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包含了认知的结果。在人们对过去事实重新认识构造之后，他们对现在的行为（或没有行为）的结果会形成一种判断；第二类结果是包含了影响情绪的结果。在和可能发生的或应该发生但没发生的另一种可能事实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人们对现在发生的事实会感觉更好或更糟糕。如果“反事实性思维”超出了现实的结果，人们会对现实的结果感觉更糟；如果反事实比现实结果糟，人们会对现实结果感觉更好（Markman, 1993）[8]。Kahneman和Miller也对类似现象作了研究，并将这种现象定义为“情感放大效应”。 2．理论模型 2.1标准理论——“做”的后悔与“不做”的后悔（Regrets of Action and Inaction） 解释反事实性思维最著名的理论是Kahneman和Miller提出的标准理论（Norm theory）[9]。该理论认为事件总是在一定的背景下与某一标准相比被进行评价，背景不同、标准不同，评价的结果也就不同。标准理论与以往的社会判断理论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标准既可以是先验的也可以是事后构建的。而事后构建的标准往往是“本来可以……”（might-have-beens）式的。在此基础上，1982年，Kahneman和Tversky提出了后悔的“做效应”(Action Effect)。即面对同样损失的结果，由做这件事（Action）导致的后悔程度要由于没有做这件事（Inaction）引起的后悔程度高[10]。他们的这一发现不仅开创了心理学对后悔研究的先河，使其成为目前社会认知心理学研究中极其活跃且前沿的领域之一，同时做效应至今仍是后悔研究中所发现的最主要规律。 Kahneman和Tversky往往引用一则股票的故事来解释做的后悔。他们将以下这则故事呈现给被试：Paul先生拥有A公司的股票。去年他打算换成B公司的，但他最终没有这样做。他现在发现如果他当初换成B公司的股票了他就会赚1200美元。George先生拥有B公司的股票。去年他换成A公司的。他现在发现如果他当初保留了B公司的股票他就会赚1200美元。请问，谁更后悔？尽管Paul和George同是损失1200美元，而且他们现在都同样拥有B公司的股票，即他们两个的客观状况完全相同，但是92%的被试认为George更后悔。Kahneman和Tversky的这一结论几乎被所有的实验条件下的研究所证实。（包括来自跨文化相关研究的支持，如87.5%中国被试认为George后悔的程度更高，两者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张结海，1999）[11] 简言之，标准理论根据有无行为发生把后悔分为两类，一是对已经采取行为产生某种消极结果的后悔（regret of action），也就是对已发生行为的后悔；二是对没有采取某一行为产生消极结果的后悔（regret of inaction），也就是未发生的行为的后悔（Gleicher, 1990）[12]。并认为对于同种程度的消极结果，前者比后者后悔得更强烈、更持久（Boninger, 1994）[13]。 2.2后悔的时间性模型——短时后悔（short-term regrets）与长时后悔（long-term regrets） 做的后悔或称“做效应”提出以后，得到了大量的类似故事法实验的支持。但是，来自现实生活的现场研究却呈现出与之不同的现象。Gilovich和Medevc通过电话调查，询问受访者迄今为止的最后悔事，调查发现75%的人的最大后悔是一个“不做的后悔”。其次，他们通过问卷调查，记录了77位受访者的213个后悔（也就是平均每人2 .76个后悔），再将这些后悔进行分类，发现其中128个后悔是不做的后悔，只有75个是做的后悔（另外还有10个后悔既不属于做也不属于不做），比如，频率最高的不做的后悔是“中断大学教育，应该完成大学教育”。另外，Hattiangadi等人的研究发现在现实生活情境中54%的后悔是不做的后悔，12%是做的后悔（另有34%的后悔既不属于做也不属于不做）。其中频率最高的是“应该完成大学或研究生教育，不应该中断”，占全部总数的11.3 %[1]。Gilovich与Medevc试图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后悔来检验“做一不做规律”。根据收集到的大量短期（一星期）后悔和长期后悔材料显示短期后悔中绝大部分是做的后悔（如“我后悔参加了某个舞会”)，而长期后悔中大部分是不做的后悔（如“我后悔没有完成大学学业”）。也就是说短期后悔支持“做一不做规律”，而长期后悔却与这一规律相悖。在此基础上，Gilovich和Medvec提出了后悔的时间性模型，认为短期后悔和长期后悔遵循着不同的规律。他们认为，“做”产生的后悔强度在起初阶段更强，但随时间变化，其强度骤减。相反，对不做的后悔而言，尽管其强度也在下降，但由于多种原因使其下降速度不及做的后悔。其结果导致长期后悔中不做的后悔程度更深[14]。然而，我们认为长时后悔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与遗憾相似，较难区分。显然，这样的比较维度很容易发生偏差。 2.3后悔的一致性模型——状态继续（change of state）与状态改变（status quo） 来自实验室的研究支持后悔的标准理论与“做效应”，而后悔的时间性模型却认为现实生活情境中程度较深的后悔（长时后悔）多是“不做”而不是“做”的后悔[15]。为更好的解决这一矛盾，我国学者张结海在二者基础上进行了修正，引入了“状态改变与状态继续”这对重要概念，认为长期后悔与短期后悔均服从“状态继续与状态改变”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了后悔一致性模型。状态改变与状态继续和做与不做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做与不做始终将不做作为标准（norm），而状态改变与状态继续则是将原始状态作为标准，原始状态不同标准也会不同[16]。状态改变与状态继续替代做与不做实际上区分出两类不同的事件：“单一、整体事件”（事件被当作一个整体，人们在假设时改变的是这个事件的全部，而不是部分。比如说后悔“去看中国国奥队的比赛”）和“复杂、分段事件”（事件被划分为两部分，假设时改变的只是这个事件的后半部分。比如，后悔“不该只看了中国国奥队的上半场比赛就出来了”）。张结海等认为在整体事件中，不做是标准，而在分段事件中，做也可以成为标准[17]。其次，状态改变与状态继续是从Kahneman等提出的做与不做规律出发而得到的概念，从而消除了Kahneman和Gilovich之间做与不做概念本身的不一致。再次，做与不做是一种主观分类方法，常常依据被试自身的日常经验来划分；而状态改变与状态继续是一种由相关状态之间的关系进行分类的客观方法，实验者可以根据相对精确的操作性定义对二者进行区分，从而避免了做与不做概念经常出现的不同的被试对同一类型后悔划分结果的不一致现象。 借助Kahneman等的股票故事，所谓状态改变是指George 在原点O离开了“原始状态”（aO）（拥有B公司的股票）转人“现实状态”（cd）（换成A公司的股票）之后产生了后悔。其后悔的假设状态（Ob）和原始状态是同一状态（拥有B公司的股票）。状态继续是指Pual在原点O继续原始态（ab）（拥有A公司的股票），之后产生了后悔。其后悔的假设状态（cd）（换成B公司的股票）是与原始状态不同的另一状态（参见图1，A，B，注：图1的绘制参考了张结海的研究详见张结海.后悔的一致性模型：理论和证据.心理学报. 1999.Vo131, No.4,454）。该定义还排除了如图D所示的情况，该图表明个体D在原点O面临三个选择a, b和c并且他选择了a，一段时间以后他后悔了，希望当初选择的是c。由于他的假设状态是c而不是b，因此他的后悔既不属于状态改变也不属于状态继续。例如，李四大学毕业时既可以去下海经商也可以出国留学，他选择了后者。现在他后悔，当初去下海经商就好了。那么李四的后悔就既不属于状态改变也不属于状态继续。相反，如果个体D当初选择b，那么不论他现在的假设状态是a还是c，他的后悔都属于状态继续的后悔[11]。但是，我们认为张结海等对既不属于状态改变也不属于状态继续的后悔研究还不足以包括这类后悔的所有情境，原因在于如图2（甲）所示，李四大学毕业时既可以去下海经商也可以出国留学，但在大学毕业前提下，已经使的在大学学习这一状态注定无法继续；而在另一种情境如图2（乙）中，如李四在读大三时面临辍学去下海经商或者出国留学两个选择，则是处在大学学习仍可继续这一前提下。假设李四选择辍学去下海经商（a），但他现在后悔，当初出国留学（c）去就好了，那么这种后悔同样既不属于状态改变也不属于状态继续的后悔。简言之，既不属于状态改变也不属于状态继续的后悔情境应该存在两种可能：甲：状态无法继续前提下的后悔；乙：状态可以继续前提下的后悔。 3．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与后悔研究 后悔作为一种高级复杂的人类社会性情绪，受制与反事实性思维策略（认知方式），并影响个体的行为调控。笔者认为Kahneman，Gilovich，张结海等人对后悔的前期研究不妨称其为“经典后悔理论”（classic theories of regret），其基本研究范式主要还是在认知心理学框架内展开的。随着认知神经科学时代的到来，心理学对于后悔的研究也开始不仅仅满足于对其理论模型的探讨。然而，尽管人们对基于脑神经基础的人类社会性情绪（socioemotional）开始感兴趣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但作为一门新兴独立学科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SCN）诞生至今也不过区区5年时间[18]。 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家Ochsner和Lieberman（2000）认为，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可以用三个研究层面的分析来解释一些交互的社会现象：第一个层面是社会研究水平。此层面分析在相关的社会情境中在动机作用下的社会行为，这是传统社会心理学的基本取向[19]。第二个层面是认知研究水平。此层面分析社会行为的信息加工机制，这是认知心理学的基本取向。第三个层面是脑神经研究水平。此层面解释社会行为的信息加工的脑机制[20]。在此范式中，把认知水平的分析作为中介，尽管社会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科学家提出不同类型的问题，但是他们都主张用信息加工机制的术语来描述心理过程，这就促使以两门母科学的研究为基础，以信息加工为中介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产生。而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家Miller和Keller（2000）认为，社会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科学家提出的问题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一方面，社会心里学家可以借用神经科学的技术与研究成果消除和验证现有的各种理论间的分歧和对立；另一方面，认知神经科学家也可以通过操纵社会性刺激来研究个体高级心理现象的信息加工过程及其脑系统的功能[21]。但是并不是简单地应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技术去研究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而是强调对社会心理现象进行多水平、多层面的分析统合，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整合社会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的知识领域。显然，后悔的经典理论研究仍基本停留在第二个层面上，而运用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理论与技术，对于后悔的脑与神经机制的探索应是后悔研究的前沿阵地，通过这些技术与多学科交叉视野的切入来检验后悔的经典理论研究，也是当代后悔研究新的发展趋势。 例如，Camille, Nathalie等（2004）的近期研究发现，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OFC）区在人类后悔情绪的发生与调节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它将背外侧前额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regions），边缘系统如杏仁核，以及一些负责对多重感觉调节进行直接或间接评价的区域联系起来[22]。此外，该结构在对“做效应”的评价和对比上也起了积极的作用。通过赌博实验研究显示，眶额皮层受损的被试表现出较差的反事实性思维策略运动能力，以及较差的社会性和独立性决策能力，并呈现反常的情绪期待反应。因此，眶额皮层成为了后悔情绪和认知的枢纽，它能很好的地通过“反事实性思维”机制来控制后悔情绪体验[23]。Blakemore等（2004）的最新研究发现，复杂的情绪，如后悔、嫉妒、骄傲、尴尬和内疚等，与我们能在他人脸上识别到的简单的情绪表情是不同的，相关眶额皮层的脑部成像研究证明，社会性情绪的心理化系统与自我的困惑和宽恕自我等情绪有关[24]。 4．结语 对于后悔的心理学研究，国外学者认为，一方面是从情绪与认知层面对后悔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研究，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从社会文化层面进行深入探讨，所以开展后悔的跨文化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这类研究也是当今后悔研究所欠缺的；同时对于后悔的神经生理与脑机制的探索需要结合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进展。后悔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社会情感，多种多样的日常生活情境几乎都会涉及到后悔的问题，因此，关于后悔对于人们心身健康、知情系统的影响，乃至于如何克服后悔的负面影响，都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国内，关于后悔的研究仍侧重于对后悔经典理论的探讨，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并主要以测量方式为主[25]。怎样以后悔经典理论为基础，一方面编制真正中国化的后悔测试工具，另一方面进行相关实验研究都是必须亟待加强的工作。另外，对后悔的心理学概念的外延和内涵的界定（如后悔与遗憾之间的差异），以及后悔对于人们社会生活长期影响的研究还远未领人满意，而相对应的干预措施开发也尚处于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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