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有关后悔的研究比较活跃，后悔已经成为日常决策、认知方式、情绪体验中研究经常涉及的概念，临床与神经心理研究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本文简要描述和回顾了后悔的基本概念，后悔的经典理论以及后悔研究在当代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中的进展情况。

【关键词】后悔，眶额皮层，反事实性思维，经典后悔理论，社会认知神经科学

CHEN Wei^1,2  DING Jun^1,2   ZHAO Jing^1,3  CAO Liang¹

(1.  The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Hangzhou, 310018; 2.Institute of Cognition and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Hangzhou, 310036; 3.Zhejiang Education Institute, Zhejiang Hangzhou, 310012)

【Abstract】Recently, researches about regret are more and more active, especially in the study focusing on the daily decision making, cognitive style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Clinical and neuropsychology also makes a deep exploration on it. This article briefly describes and reviews concept of regret, classic theories of regret and the study in the progress of 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Key words】 regret, Orbitofrontal Cortex,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classic theories of regret, 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中图分类号：R3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We have left undone those things which we ought to have done；and we have done those things which we ought not to have done.—American Book of Common Prayer^[1]（对于那些本该做的事，我们往往拖着没做，而干了那些本不该干的事）；世上没有后悔药——中国谚语，都形象的指向了后悔这一我们并不陌生的情绪。一项有关日常对话中的情绪表达的研究表明，后悔是我们日常交谈中提到最多的负面情绪。当代有关后悔的研究取向主要有三种：哲学取向（Philosophical Approaches）、经济学取向（Economic Approaches）与心理学取向（尤其是反事实性思维研究）（Counterfactual Thinking）^[2]。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国外心理学界才真正开始对后悔进行研究，而近年来国内编撰的心理学权威性工具书中竟然没有后悔这一词条。

1．基本概念

后悔或懊悔指做错了事或说错了话，心里自恨不该这样^[3]。我们认为有别于遗憾（不满意或令人惋惜）^[3,4]。产生后悔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个体行为（决策）的结果不好（或相对不好）；二是如果改变了当事人已经完成的行为（决策）就会获得好（或相对好）的结果。人们在后悔时通常会产生“如果当初就……”，“要是能……就好了”等的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5]。心理学对后悔的研究是在反事实性思维的框架下展开的，将后悔定义为将事件的真实结果（what is）和可能发生的一个比真实结果更好的假设结果（what might have been）相比较并伴随痛苦情绪的过程^[6]。而遗憾则较少的唤起懊恼等痛苦的情绪体验。人们经历的事实会引起人们对过去的判断与取舍，并且会对这些判断进行再比较（Kahneman and Miller, 1986）^[7]。Kahneman和 Miller描述了人们如何对过去进行比较而产生不同结果。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包含了认知的结果。在人们对过去事实重新认识构造之后，他们对现在的行为（或没有行为）的结果会形成一种判断；第二类结果是包含了影响情绪的结果。在和可能发生的或应该发生但没发生的另一种可能事实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人们对现在发生的事实会感觉更好或更糟糕。如果“反事实性思维”超出了现实的结果，人们会对现实的结果感觉更糟；如果反事实比现实结果糟，人们会对现实结果感觉更好（Markman, 1993）^[8]。Kahneman和Miller也对类似现象作了研究，并将这种现象定义为“情感放大效应”。

2．理论模型

2.1标准理论——“做”的后悔与“不做”的后悔（Regrets of Action and Inaction）

解释反事实性思维最著名的理论是Kahneman和Miller提出的标准理论（Norm theory）^[9]。该理论认为事件总是在一定的背景下与某一标准相比被进行评价，背景不同、标准不同，评价的结果也就不同。标准理论与以往的社会判断理论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标准既可以是先验的也可以是事后构建的。而事后构建的标准往往是“本来可以……”（might-have-beens）式的。在此基础上，1982年，Kahneman和Tversky提出了后悔的“做效应”(Action Effect)。即面对同样损失的结果，由做这件事（Action）导致的后悔程度要由于没有做这件事（Inaction）引起的后悔程度高^[10]。他们的这一发现不仅开创了心理学对后悔研究的先河，使其成为目前社会认知心理学研究中极其活跃且前沿的领域之一，同时做效应至今仍是后悔研究中所发现的最主要规律。

Kahneman和Tversky往往引用一则股票的故事来解释做的后悔。他们将以下这则故事呈现给被试：Paul先生拥有A公司的股票。去年他打算换成B公司的，但他最终没有这样做。他现在发现如果他当初换成B公司的股票了他就会赚1200美元。George先生拥有B公司的股票。去年他换成A公司的。他现在发现如果他当初保留了B公司的股票他就会赚1200美元。请问，谁更后悔？尽管Paul和George同是损失1200美元，而且他们现在都同样拥有B公司的股票，即他们两个的客观状况完全相同，但是92%的被试认为George更后悔。Kahneman和Tversky的这一结论几乎被所有的实验条件下的研究所证实。（包括来自跨文化相关研究的支持，如87.5%中国被试认为George后悔的程度更高，两者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张结海，1999）^[11]

简言之，标准理论根据有无行为发生把后悔分为两类，一是对已经采取行为产生某种消极结果的后悔（regret of action），也就是对已发生行为的后悔；二是对没有采取某一行为产生消极结果的后悔（regret of inaction），也就是未发生的行为的后悔（Gleicher, 1990）^[12]。并认为对于同种程度的消极结果，前者比后者后悔得更强烈、更持久（Boninger, 1994）^[13]。

2.2后悔的时间性模型——短时后悔（short-term regrets）与长时后悔（long-term regrets）

做的后悔或称“做效应”提出以后，得到了大量的类似故事法实验的支持。但是，来自现实生活的现场研究却呈现出与之不同的现象。Gilovich和Medevc通过电话调查，询问受访者迄今为止的最后悔事，调查发现75%的人的最大后悔是一个“不做的后悔”。其次，他们通过问卷调查，记录了77位受访者的213个后悔（也就是平均每人2 .76个后悔），再将这些后悔进行分类，发现其中128个后悔是不做的后悔，只有75个是做的后悔（另外还有10个后悔既不属于做也不属于不做），比如，频率最高的不做的后悔是“中断大学教育，应该完成大学教育”。另外，Hattiangadi等人的研究发现在现实生活情境中54%的后悔是不做的后悔，12%是做的后悔（另有34%的后悔既不属于做也不属于不做）。其中频率最高的是“应该完成大学或研究生教育，不应该中断”，占全部总数的11.3 %^[1]。Gilovich与Medevc试图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后悔来检验“做一不做规律”。根据收集到的大量短期（一星期）后悔和长期后悔材料显示短期后悔中绝大部分是做的后悔（如“我后悔参加了某个舞会”)，而长期后悔中大部分是不做的后悔（如“我后悔没有完成大学学业”）。也就是说短期后悔支持“做一不做规律”，而长期后悔却与这一规律相悖。在此基础上，Gilovich和Medvec提出了后悔的时间性模型，认为短期后悔和长期后悔遵循着不同的规律。他们认为，“做”产生的后悔强度在起初阶段更强，但随时间变化，其强度骤减。相反，对不做的后悔而言，尽管其强度也在下降，但由于多种原因使其下降速度不及做的后悔。其结果导致长期后悔中不做的后悔程度更深^[14]。然而，我们认为长时后悔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与遗憾相似，较难区分。显然，这样的比较维度很容易发生偏差。

2.3后悔的一致性模型——状态继续（change of state）与状态改变（status quo）

来自实验室的研究支持后悔的标准理论与“做效应”，而后悔的时间性模型却认为现实生活情境中程度较深的后悔（长时后悔）多是“不做”而不是“做”的后悔^[15]。为更好的解决这一矛盾，我国学者张结海在二者基础上进行了修正，引入了“状态改变与状态继续”这对重要概念，认为长期后悔与短期后悔均服从“状态继续与状态改变”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了后悔一致性模型。状态改变与状态继续和做与不做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做与不做始终将不做作为标准（norm），而状态改变与状态继续则是将原始状态作为标准，原始状态不同标准也会不同^[16]。状态改变与状态继续替代做与不做实际上区分出两类不同的事件：“单一、整体事件”（事件被当作一个整体，人们在假设时改变的是这个事件的全部，而不是部分。比如说后悔“去看中国国奥队的比赛”）和“复杂、分段事件”（事件被划分为两部分，假设时改变的只是这个事件的后半部分。比如，后悔“不该只看了中国国奥队的上半场比赛就出来了”）。张结海等认为在整体事件中，不做是标准，而在分段事件中，做也可以成为标准^[17]。其次，状态改变与状态继续是从Kahneman等提出的做与不做规律出发而得到的概念，从而消除了Kahneman和Gilovich之间做与不做概念本身的不一致。再次，做与不做是一种主观分类方法，常常依据被试自身的日常经验来划分；而状态改变与状态继续是一种由相关状态之间的关系进行分类的客观方法，实验者可以根据相对精确的操作性定义对二者进行区分，从而避免了做与不做概念经常出现的不同的被试对同一类型后悔划分结果的不一致现象。

借助Kahneman等的股票故事，所谓状态改变是指George 在原点O离开了“原始状态”（aO）（拥有B公司的股票）转人“现实状态”（cd）（换成A公司的股票）之后产生了后悔。其后悔的假设状态（Ob）和原始状态是同一状态（拥有B公司的股票）。状态继续是指Pual在原点O继续原始态（ab）（拥有A公司的股票），之后产生了后悔。其后悔的假设状态（cd）（换成B公司的股票）是与原始状态不同的另一状态（参见图1，A，B，注：图1的绘制参考了张结海的研究详见张结海.后悔的一致性模型：理论和证据.心理学报. 1999.Vo131, No.4,454）。该定义还排除了如图D所示的情况，该图表明个体D在原点O面临三个选择a, b和c并且他选择了a，一段时间以后他后悔了，希望当初选择的是c。由于他的假设状态是c而不是b，因此他的后悔既不属于状态改变也不属于状态继续。例如，李四大学毕业时既可以去下海经商也可以出国留学，他选择了后者。现在他后悔，当初去下海经商就好了。那么李四的后悔就既不属于状态改变也不属于状态继续。相反，如果个体D当初选择b，那么不论他现在的假设状态是a还是c，他的后悔都属于状态继续的后悔^[11]。但是，我们认为张结海等对既不属于状态改变也不属于状态继续的后悔研究还不足以包括这类后悔的所有情境，原因在于如图2（甲）所示，李四大学毕业时既可以去下海经商也可以出国留学，但在大学毕业前提下，已经使的在大学学习这一状态注定无法继续；而在另一种情境如图2（乙）中，如李四在读大三时面临辍学去下海经商或者出国留学两个选择，则是处在大学学习仍可继续这一前提下。假设李四选择辍学去下海经商（a），但他现在后悔，当初出国留学（c）去就好了，那么这种后悔同样既不属于状态改变也不属于状态继续的后悔。简言之，既不属于状态改变也不属于状态继续的后悔情境应该存在两种可能：甲：状态无法继续前提下的后悔；乙：状态可以继续前提下的后悔。

3．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与后悔研究

后悔作为一种高级复杂的人类社会性情绪，受制与反事实性思维策略（认知方式），并影响个体的行为调控。笔者认为Kahneman，Gilovich，张结海等人对后悔的前期研究不妨称其为“经典后悔理论”（classic theories of regret），其基本研究范式主要还是在认知心理学框架内展开的。随着认知神经科学时代的到来，心理学对于后悔的研究也开始不仅仅满足于对其理论模型的探讨。然而，尽管人们对基于脑神经基础的人类社会性情绪（socioemotional）开始感兴趣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但作为一门新兴独立学科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SCN）诞生至今也不过区区5年时间^[18]。

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家Ochsner和Lieberman（2000）认为，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可以用三个研究层面的分析来解释一些交互的社会现象：第一个层面是社会研究水平。此层面分析在相关的社会情境中在动机作用下的社会行为，这是传统社会心理学的基本取向^[19]。第二个层面是认知研究水平。此层面分析社会行为的信息加工机制，这是认知心理学的基本取向。第三个层面是脑神经研究水平。此层面解释社会行为的信息加工的脑机制^[20]。在此范式中，把认知水平的分析作为中介，尽管社会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科学家提出不同类型的问题，但是他们都主张用信息加工机制的术语来描述心理过程，这就促使以两门母科学的研究为基础，以信息加工为中介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产生。而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家Miller和Keller（2000）认为，社会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科学家提出的问题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一方面，社会心里学家可以借用神经科学的技术与研究成果消除和验证现有的各种理论间的分歧和对立；另一方面，认知神经科学家也可以通过操纵社会性刺激来研究个体高级心理现象的信息加工过程及其脑系统的功能^[21]。但是并不是简单地应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技术去研究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而是强调对社会心理现象进行多水平、多层面的分析统合，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整合社会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的知识领域。显然，后悔的经典理论研究仍基本停留在第二个层面上，而运用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理论与技术，对于后悔的脑与神经机制的探索应是后悔研究的前沿阵地，通过这些技术与多学科交叉视野的切入来检验后悔的经典理论研究，也是当代后悔研究新的发展趋势。

例如，Camille, Nathalie等（2004）的近期研究发现，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OFC）区在人类后悔情绪的发生与调节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它将背外侧前额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regions），边缘系统如杏仁核，以及一些负责对多重感觉调节进行直接或间接评价的区域联系起来^[22]。此外，该结构在对“做效应”的评价和对比上也起了积极的作用。通过赌博实验研究显示，眶额皮层受损的被试表现出较差的反事实性思维策略运动能力，以及较差的社会性和独立性决策能力，并呈现反常的情绪期待反应。因此，眶额皮层成为了后悔情绪和认知的枢纽，它能很好的地通过“反事实性思维”机制来控制后悔情绪体验^[23]。Blakemore等（2004）的最新研究发现，复杂的情绪，如后悔、嫉妒、骄傲、尴尬和内疚等，与我们能在他人脸上识别到的简单的情绪表情是不同的，相关眶额皮层的脑部成像研究证明，社会性情绪的心理化系统与自我的困惑和宽恕自我等情绪有关^[24]。

4．结语

对于后悔的心理学研究，国外学者认为，一方面是从情绪与认知层面对后悔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研究，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从社会文化层面进行深入探讨，所以开展后悔的跨文化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这类研究也是当今后悔研究所欠缺的；同时对于后悔的神经生理与脑机制的探索需要结合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进展。后悔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社会情感，多种多样的日常生活情境几乎都会涉及到后悔的问题，因此，关于后悔对于人们心身健康、知情系统的影响，乃至于如何克服后悔的负面影响，都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国内，关于后悔的研究仍侧重于对后悔经典理论的探讨，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并主要以测量方式为主^[25]。怎样以后悔经典理论为基础，一方面编制真正中国化的后悔测试工具，另一方面进行相关实验研究都是必须亟待加强的工作。另外，对后悔的心理学概念的外延和内涵的界定（如后悔与遗憾之间的差异），以及后悔对于人们社会生活长期影响的研究还远未领人满意，而相对应的干预措施开发也尚处于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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